雖然中共一直隱瞞中共肺炎疫情真相，卻將基層網格員的「抗疫成績」進行轟炸式宣傳。這種「網格化」管理，真的能帶給中國人安全感，能抵擋住病毒？大紀元近期獲得中共內部文件，並追根溯源，來揭祕中共「網格化」管理的真相。
「網格化」管理模式最近成為中共宣傳「抗疫成績」和「制度優勢」的內容之一。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以下內容時常見諸網絡：全國450萬網格員「築牢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線」，北京8.5萬兼職網格員實施「敲門行動」，湖北17萬名網格員入戶排查，江蘇30萬名網格員「沉入社區」，廣東17.7萬餘名網格員全面推行「網格化」疫情防控，……事實上，大紀元近期獲得的中共內部文件，顯示各地政府無論貧富，都組建了規模龐大的網格員隊伍來執行中共的社會綜合治理。
那麼，「網格員」和「網格化」管理，真的是中共宣傳的那樣嗎？
什麼是「網格化」管理
網格，在地理學、生物學和信息科學中都有廣泛應用，但被應用於社會管治上，在現代社會當屬中共首創。
所謂「網格化」管理，就是將城市或鄉村轄區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成為單元網格；以街道幹部、公安司法人員、社區工作者作為網格管理員，運用現代化信息手段，對網格內的一切人、事、物進行編碼動態管理。
再簡單說，就是將社區以二三百戶家庭為單元進行劃分，每個單元都配備一名網格員進行信息管理。
這就是黨媒自稱的「基層社會治理機制創新」。將中國社會分割成牢籠式的網格，再把中國人關進網格裡，這就是「網格化」管理的實質。
網格員為誰服務 為民解憂還是為黨維穩
大紀元日前獲得江蘇省徐州市委政法委文件，文件中稱，「全面發動全市各級網格中心、2.6萬名網格長和網格員」投入疫情防控。網格員「為群眾提供體溫測量、生活必需品代買、心理輔導和情緒疏導等服務，保障網格內居民生活需求」。
揭示網格員為社區居民 提供的所謂服務
對於中國民眾個人而言，網格員看似是在提供具體的幫助和服務，比如，引導民眾辦理低保、社保、廉租房、失業登記等民政服務，還是在抗疫期間查體溫、核實信息、協調被困居民後勤等民生服務。
但實際上，這些都是被中共特意製造出來的。因為，中國民眾的這些「需求」和網格員的這些「服務」，都不是自發和真實的，是中共體制強制生成的。
以抗疫為例，中共肺炎疫情嚴重是中共隱瞞造成的，中國民眾被困家中也是被中共強制的。無論是查體溫、統計社區疫情、還是團購食物，中國民眾本來都可以自行完成，是中共剝奪了中國人這些公共事務權利，甚至最基本的生存權，然後再安排網格員提供這些本來完全不必要的「社會服務」。
網格員的真實任務
網格員為居民提供「社會服務」，只是他們的表面工作，或者說次要任務。網格員最主要的工作，是監控和維穩，而那些是中共和陸媒祕而不宣的黑暗祕密。
例如，徐州政法委2月27日匯報文件所宣講的、網格化管理在抗疫中的主要作用，不是為群眾服務，而是「加強宣傳引導」，「開展涉疫矛盾調處和輿情引導」，尤其是要運用科技手段提升網格效能，「實現『大水漫灌』向『精準滴灌』模式轉變」。至於收集、監控疫情信息，則只是網格化管理「重點信息全掌握」的附帶效果。
從這個角度看，網格員的工作不是為民眾提供社會服務，而是幫助中共剝奪中國人的權利。網格員在抗疫中的本職工作，也不是防疫或幫民眾解憂，而是配合中共維穩，完成蒐集信息、監控民眾的任務。
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寒冬》雜誌2019年9月披露了中共網格員的重點任務，就是監控包括異議人士、宗教信仰者和上訪人員在內的不穩定因素。《寒冬》披露說，網格員每天都要在自己管轄的網格內巡邏，小到鄰居糾紛衝突，大到民眾抗議等等，事無鉅細都要用手機上報。
另外，各地政府的網格員管理辦法也都會通過各種獎懲措施，來要求、指令或誘惑網格員完成黨真正看重的任務。
例如，《寒冬》披露說，若網格內民眾有上訪、抗議等行為或發生群體性事件、而網格員未能在2小時內上報的話，網格員就會受到懲罰；若未能監控好異議人士、人權人士或法輪功學員等所謂敏感人員，網格員還會被加倍懲罰。若網格員舉報法輪功學員或上訪線索，每拘留1人可獲獎勵1000元人民幣。
疫情下為何要加大網格員的作用
中共中央政法委2月份印發《關於進一步發揮基層綜治中心和網格員作用築牢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線的通知》，指出要充分運用「綜治中心+網格化+信息化」體系，服務疫情防控整體工作。
大疫當前，中共政法委為何要求「進一步發揮」網格員的作用？
黨媒在2月10日「疫情防控要用好社區網格化管理」一文中，洩露了中共此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借疫情防控之機為「網格化」管理正名；同時更要「通過這場生死攸關的疫情阻擊戰檢驗和完善社區網格化管理機制」，即借抗疫之名來進一步加強網格化控制。
實際上，大紀元近期獲得的中共內部文件也證明了這一點。
例如，山東省菏澤市鄆城縣委政法委在文件中匯報了完善網格化管理的經驗：借防疫的名義，將全縣55個小區的1360路自建監控探頭全部收編，接入了縣「雪亮工程」指揮平臺；並利用全縣1100名網格員和雪亮工程視頻監控系統，進行全天候視頻巡查，創新了「視頻監控+網格員」模式。所謂「雪亮工程」，是中共打造的覆蓋縣市鄉鎮區域的視頻監控系統。
由此可知，網格員其實不是正常意義上的提供社會服務的社區工作者，而只是中共安插在中國這個開放式大監獄中的、不穿制服的獄卒。
網格員在抗疫中所做的這一切，主要目的也不是防控疫情，而是中共借防疫之機，為網格化管理「正名」，同時進一步強化對中國民眾的控制。
中共「網格化」起源與當代最大人權災難
中共的「網格化」管理，實際上與當前發生在中國、當代最大的人權災難有著直接關聯。
1999年7月，中共發動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的殘酷迫害，給中國帶來深重災難。無數法輪功學員遭酷刑、監禁，甚至被虐殺或活摘器官，持續至今的這場迫害被外界稱為當代最大的人權災難。
由於迫害不得人心，加上法輪功學員在大陸廣傳真相、幫助民眾覺醒，中共在2001年9月專門出臺《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意見》，要求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意圖打壓法輪功真相傳播、加大對法輪功學員的鎮壓力度。
中共在通知中提出「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各項措施落實到基層」，要求對民眾的監控措施「進村入戶，落實到人」。自此，中共開始研究如何從基層加強「綜合治理」，即對中國人的監視和控制。
從基層「綜合治理」 產生「網格化」管理
2004年，北京市東城區率先實行城市管理網格化。網格化管理初期由原建設部推動，隨後在上海、長春等數十個城市試點。
但在試點過程中，中共很快就將網格化的重心，從房屋土地、道路交通、公共部件等城市建設領域，轉移到城管、消防、社區、黨建、突發事件等社會管理領域，主要用於監控和鎮壓民眾，包括迫害法輪功。
「網格化」管理 配合中共迫害法輪功
例如明慧網2012年8月的一篇報導曾揭露，長春市南關區成立社會服務管理局，試點網格化管理。每個網格員配一臺GPS定位手機，手機和控制中心電腦聯網。
網格員的任務之一就是監控法輪功學員，包括將網格內「未轉化」法輪功學員的信息上傳到控制中心。所謂「轉化」，是指中共使用暴力等手段，強制法輪功修煉者放棄信仰。
明慧網還在2013年的報導中揭露，2010年開始試點網格化的湖北宜昌市，其網格員的主要任務，就是全方位收集所轄區域居民的各種信息，祕密監控社區內敏感人員。
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正式將網格化與社會綜合治理相結合、升級為中共的社會治理模式，並向全國推廣。
據大陸和海外媒體披露，同年，原公安部副部長、中共中央「610辦公室」主任李東生，在重慶、河北等地指揮公安迫害法輪功時，曾要求當地通過信息化和網格化來加大迫害力度。
「新保甲制」與民國的「保甲制」本質區別
中共以前對社會的控制（所謂「社會治理」），是沿著市—區—街道—居委會的體系，對中國人實施管控。
而如今的「網格化」則是將黨的「觸手」，沿著市—區—街道—居委會—網格，滲透進社區的家家戶戶，從而實現了對民眾前所未有的控制，因此也被媒體稱為「新保甲制」。
不過，中共的「網格化」與中華民國時期乃至更早的「保甲制」，有著根本區別。過去的「保甲制」一般是政府基於特定目的（例如軍事或治安），而發起的以民眾為主的基層自治。
而中共的「網格化」管理，雖然被冠以「基層治理」的名義，其實是披著「公共服務」外衣的特務模式。
也就是說，中共「網格化」管理其實並非「群眾管群眾」的基層自治，而是中共的基層特務機制，是政府直接操控網格員，對網格內的每家每戶實施監控。
耗費巨資 不斷擴充網格員隊伍
大紀元獲得黑龍江省政府2015年上報中共中央綜治辦的內部報表，報表顯示，當年黑龍江全省劃分了42,640個網格，配備了51,295名網格員，其中22,707人是專職網格員，另外28,588人是由社區、村兩委成員、村居民小組長等兼任的網格員。
財政年年巨額虧損、中國最貧困省分之一的黑龍江省，卻不惜耗費巨資，僱用了逾5萬名網格員。
結語
大紀元獲得的內部文件，以及網絡上的公開信息都證明了，網格化管理不是為民眾提供服務，而是為中共監視、控制中國人；強制剝奪中國人的知情權、言論自由，以及各種公共事務權利，甚至剝奪行動和購買食物等基本生存權；同時，強制中國人接受網格員的信息蒐集和監控，以及因中共強制而產生的各種公共服務，這就是中共「網格化」管理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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