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系列報道】還原中共「感動中國人物」（五）

焦裕祿

在中共大力反腐的當下，焦裕祿再度被官媒高調宣揚，並要求中共官員向這個「人民的好公僕」學習。也是，中共實在找不出幾個可以拿得出手的官員了。然而，這個曾經被報刊、電影、電視廣泛宣傳，有著無數「感人事跡」的河南蘭考縣縣委書記，在其光環背後又有著怎樣不為人知的秘密？

• 一年半在蘭考

1922年8月出生在山東的焦裕祿，青少年時命運多舛，曾被日軍抓去毒打、坐牢、服苦役，當過偽軍。1946年參加中共，1949年後在河南工作；1962年12月，被調到蘭考縣先後擔任第二書記、書記，直至1964年5月因肝癌去世，終年42歲。

回溯歷史，不難發現，1962年正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人為造成的餓死至少4千萬人大饑荒的尾聲。作為大饑荒重災區的河南，不僅民不聊生，而且蘭考縣全縣糧食產量在這一年下降到歷年最低水準。

此外，蘭考還是個飽受風沙、鹽鹼、內澇「三害」的重災區，而這也是人為原因造成的。事實上，早在1957年，蘭考還是林茂糧豐，後來的大躍進使樹木被砍光、偷光。林木沒有了，風沙自然再起；而因為違背大自然，不去疏導，造成了內澇，由於地下水位上升，造成了鹽鹼地。

根據中共媒體的宣傳，焦裕祿來到蘭考後的第二天，即拖著患有慢性肝病的身體，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在一年多的時間裏，他跑遍了全縣140多個大隊中的120多個」。

「在帶領全縣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鬥爭中，焦裕祿身先士卒，以身作則。風沙最大的時候，他帶頭去查風口，探流沙；大雨傾盆的時候，他帶頭趟著齊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勢；風雪鋪天蓋地的時候，他率領幹部訪貧問苦，登門為群眾送救濟糧款。他經常鑽進農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因為辛勞工作，焦裕祿最終被肝癌奪去了生命。同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號召全省幹部「學習焦裕祿同志忠心耿耿地為黨為人民工作的革命精神」。1966年2月，新華社播發穆青等人撰寫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從而引發了全國上下學習焦裕祿的熱潮。

• 誇大的宣傳

如果依照中共媒體所宣傳的內容看，以焦裕祿在蘭考工作的時間如此之短暫，他對改變蘭考的面貌是沒有做出甚麼大貢獻的，充其量是其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可嘉。

2009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彥芳的《焦裕祿身後——我和蘭考的悲喜劇》一書中也證實，焦裕祿到蘭考，是執行中共中央的八屆十中全會精神，主要精力是在抓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上的。

繼任的縣委領導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也表示：蘭考在焦裕祿當政時期，並沒有甚麼根本性的改變。不過，新華社記者穆青等為了突出焦裕祿的高大形象，特意在這方面進行了拔高。

後來，焦裕祿的夫人也曾經到北京找過穆青，說文章有虛假，如宣傳焦裕祿讀劉少奇的書時讓家屬緊張。對此，穆青也是承認的。但1980年2月，新華出版社重新出版了穆青等人的通訊《焦裕祿》時，仍舊沒有在內容方面進行修改。

而焦裕祿能成為重點宣傳人物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他時時處處要當毛澤東的好學生。看看焦裕祿的語錄，就知道所言不虛。如「幹勁不足的時候查思想，思想不通的時候，就要加緊讀毛主席的書」；「有黨的領導，有毛主席著作，有幾十萬人民，只要幹，一定能在困難當中闖出一條路來，一定會改變蘭考的面貌」……顯然，所謂焦裕祿的精神，除了有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外，還要聽黨的話，聽毛的話。

• 改變蘭考的是張欽禮？

事實上，真正為蘭考的改變做了許多實事的是當時的縣委副書記張欽禮，焦裕祿被宣傳的一些事跡正是源於此人。張欽禮曾在1957年為民請命，差點被打成右派；1959年，因說真話，被打成嚴重右傾，撤職查辦，並下放蘭考農村勞動。1961年，複職。因為了解當地實際情況，張欽禮具體負責解決「三害」問題，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不過，對於張欽禮的為人如何，各方還有著不同的看法。根據任彥芳書中所言，張欽禮在1965年向新華社記者介紹焦裕祿事跡時，實際上將自己的一些事跡融了進去，並稱自己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而這也就造成了其在文革中的「謊話連篇」，「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祿事跡」，「惡行不斷」。

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張欽禮被開除黨籍，判處13年徒刑，主要原因說是他以焦裕祿的繼承者自居，打壓反對他的人，造成多起血案。

但蘭考人對張欽禮卻表達了不同於官方的敬意。據說，在其2004年去世後，靈柩運回老家安葬，途經蘭考縣城時，有至少十萬人沿街相送，載道焚香祭拜，不少人痛哭失聲。

更讓人震動的是，在其墓地周圍，有百姓自發豎起的大小四十多塊石碑、玉碑，形成一片碑林，每塊碑上都刻有張欽禮的事跡，以及密密麻麻向他致敬的名字。

立碑者來自蘭考不同的村莊、河南各地、山東、河北甚至台灣。其中一塊署名丁勝傑的碑上刻著：「從我曾祖父、高祖父、爺爺還有我父親一百多年來曾雕刻過許多知名人士的石碑，但從沒雕刻過像那麼多平常百姓給張欽禮書記的讚碑，也沒有見過一個普通縣官有那麼多百姓前來祭念……」

公道自在人心。焦裕祿和張欽禮究竟孰是孰非，歷史終有公論。也許，他們都不過是中共統治下的悲劇性人物，都不過是為中共利用的一粒卒子罷了。

孔繁森

孔繁森。（網絡圖片）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共樹立的典型人物孔繁森紅遍中國大地，一時間，關於孔繁森的文章、報道鋪天蓋地，各地掀起學習熱潮，電影《孔繁森》也隨即推出。

彼時任中共最高黨魁的江澤民還親自題詞：「向孔繁森同志學習」，1995年4月，江澤民等中共領導人還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孔繁森親屬、孔繁森事跡報告團成員和參加采寫長篇通訊《領導幹部的楷模——孔繁森》的新華社記者、人民日報記者。陣勢不可謂不大。

然而，如同中共樹立起來的其他典型人物一樣，當孔繁森身上的光環被剝去後，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副嘴臉。

• 孔繁森兩次入藏為哪般？

孔繁森是山東省聊城市人，曾兩次入藏，生前系西藏阿里地區地委書記。

根據中共官方報道，1979年，孔繁森告別年逾古稀的老母、體弱多病的妻子和尚處幼年的孩子，前往西藏，他在海拔,4700多米的西藏自治區崗巴縣任縣委副書記，一幹就是3年。

1988年，孔繁森再次帶隊進藏，升任拉薩市副市長，分管文教、衛生和民政工作。1992年擔任阿里州書記。

老母在，不遠遊，可聽黨話的孔繁森罔顧古訓，且完全不考慮體弱的妻子和幼子，毅然決然前往條件艱苦的西藏。而且還是兩次前往西藏，這樣不念人倫的中共官員能真正的為百姓著想嗎？

一位網友披露了孔繁森兩次入藏的原因。原來，第一次去西藏的孔繁森回山東後，仍為地級宣傳部長，沒升為地級高官或副省級。為了「曲線提拔」，孔繁森不辭辛苦再去西藏任職。而這從他在西藏經常向中共中央組織部寫思想彙報，也可窺見。

• 中共宣傳中的「假」

在中共的宣傳中，披露了不少孔繁森的「光輝事跡」，但卻透著那麼多的「假」和不合常理。比如，在寫孔繁森到達阿里一個月後，在辛勞疾病交加中工作時，記者寫道：「由於過度勞累，他的直腸纖維瘤復發，鮮血浸透內褲，可他一直瞞著別人，等大家都入睡後，他才把內褲換下，悄悄洗乾淨。」

「鮮血浸透內褲」必然會浸透或污染外褲，不可能瞞住外人。假定瞞住了外人，不為外人所知，那麼孔繁森車禍離世後，記者又從何知曉這一事實？

再比如，記者寫道：「孔繁森生活極其節儉，經常吃的是白飯就搾菜，工作一忙，開水泡饅頭和公仔麵也是常有的事。他穿的許多內衣打著補丁，連塊香皂都捨不得買。每次從拉薩回阿里，他總要買上一些價格低廉的生活日用品，因為有地區差價，這樣可以省點錢。孔繁森對自己，就是這樣節儉、吝嗇，而對他人、對藏族同胞，卻是那麼慷慨大方。在西藏工作的近10年時間，他幾乎沒有往家裏寄過錢，省下的工資，大部份花在藏族群眾身上。」

根據官媒披露，孔繁森十年間對藏民的慷慨表現在：在革吉縣亞熱區曲倉鄉為一藏民贈送自己穿的毛衣褲一套；在堆龍德慶縣桑達鄉敬老院，給叫瓊宗的老人一雙棉鞋；給堆龍德慶縣桑達鄉敬老院的老人送了半導體收音機；在林周縣阿朗鄉敬老院為一位藏族老阿爸贈送灰色風衣和僅有的30元錢；在噶爾縣門士區為藏族老阿媽捐贈200元；為收養的孩子曲印住院看病一次；短暫撫養兩個藏族小孩。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大陸八類地區像孔繁森這樣級別的幹部的月收入在150—200元；九十年代初的九三年左右月收入應該在500—700元，在西藏工作加上西藏的地區補貼，收入可觀，可是孔繁森卻由於入不敷出1993年曾先後三次捐血900毫升救濟孤兒，獲得捐血營養費900元。

雖然孔繁森為藏民捐助錢財、衣物是真實不假，但也不超過1,000元，從1992年開始到1994年車禍離世間撫養三個藏族孤兒，有花費但是也不會太多，捐給藏民的錢總體上在孔繁森10年的各種收入中只能佔有極少的份額。捐血捐助孤兒應該是中共又一「煽情之筆」。

而且孔繁森不往家中寄錢，再次說明他沒有家庭責任感，這樣的孔繁森能是甚麼好官？

那麼，孔繁森的錢究竟去了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