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聯合國僱員Emma Reilly向媒體爆料稱瑞士聯合國人權辦公室繼續向中共提供批評其政權的人權活動人士名單和信息。
據「霍士新聞」（Fox News）報道，其實2013年Reilly就曾對聯合國人權辦公室的行徑提出指控。她在寫給美國高級外交官和國會議員的信中說：「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顯然在繼續提前向中共提供信息，透露哪些人權工作者將會參加在日內瓦的會議。」霍士新聞獲得了Reilly的檢舉信件副本，其中一封電郵顯示聯合國人權辦公室向中共交出了一些異見人士的名字。信中還說，一些被鎖定的活動人士已經是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
這起指控事件間接曝光了中共多年來在幕後操作、削弱聯合國人權機制的手段之一，反映了其對聯合國人權事務的滲透之深。但實際上，這起黑幕所揭示的僅僅是冰山一角。
中共滲透聯合國人權體系的方式
根據近幾年媒體曝光的多個具體事例，以及參考智囊、人權組織等機構發佈的相關研究報告，中共滲透聯合國人權體系的方式可主要被概括為：利益誘惑、施壓威脅、意識形態滲透輸出「中共特色」人權觀、以及控制聯合國其他部門間接破壞人權事務等四大手段。具體手法包括：收買西方國家政要，賄賂聯合國官員，大撒幣結盟第三世界國家，建立「冒牌」非政府組織－－官辦非政府組織（Government-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GONGO）；威脅恐嚇別國外交使團，施壓聯合國官員，操縱普遍審議（UPR）程序；偷換人權概念；安插中共官員，控制中國官員等。
1、利益誘惑
據《真實的江澤民》一書披露，江澤民和中共利用「訂單外交」、「經濟外交」、「經濟援助」等收買西方國家政要，從而讓他們配合中共，抵制國際社會對其迫害人權的指控。
在雅虎一份針對中共滲透聯合國的調查報告中，一位知情美國情報機構人員透露，中共長期部署私人公司、億萬富翁、間諜人員，甚至通過慈善組織來賄賂聯合國官員，以達政治目的。
中共也通過大撒幣與第三世界國家結盟，顛覆自由國家推進普世價值的努力。1999年到2002年中共操縱第三世界盟國及其他人權情況惡劣的國家，編造散播謊言掩蓋其真實人權狀況，同時阻斷美國及其他西方民主自由國家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對中國人權惡化狀況提出的議案。多年來，聯合國人權大會沒有通過任何批評中國人權狀況的議案。2002年之後，連這樣的議案都沒有一個國家提起。
聯合國宗旨中有一項是改善人權與促進自由。這本是一項普世的原則，但中共卻夥同其它獨裁政權，否定人權的普世性，用所謂「內政」論試圖把人權變成國內事務，甚至以生存權作為功勞來標榜，以此掩蓋其人權劣跡。
如2013年對中國人權普遍定期審議期間，古巴評論說，它「讚賞採取措施打擊犯罪活動[指中國政府鎮壓持不同政見者]，並鼓勵中國繼續捍衛其主權。」中共在對古巴的普遍定期審議期間，「祝賀古巴在人權領域的成就。中國呼籲相關國家取消違背古巴人權的[美國]禁運。」2009年古巴提出的建議，旨在掩蓋中共政府侵犯人權的行徑，它鼓勵中共「嚴格按照法律，避免讓那些以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為目的的維權人士逍遙法外」。
除此之外，中共還通過用事實上的純粹中共政府機構比如全國婦聯，工會等去冒充「非政府組織」在人權會議上為中共的惡劣人權辯護，試圖藉此逃避人權譴責。2019年3月人權理事會公佈中國人權普遍定期審議結果後，中共建立了多個「官辦非政府組織（Government-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GONGO）」為其發聲粉飾人權狀況，如」中國國際交流協會」組織的代表團稱新疆所有人民都享有平等的權利，也有充份的發展權，稱讚中共促進了當地跨文化交流中心的發展；3月會議上，「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展協會」稱所有藏民都有自由，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區政府已共同努力保護西藏文化。
2、施壓威脅
中共慣用的第二大手段是施壓威脅。
2019年3月，在由美國、加拿大、德國、荷蘭和英國主辦的有關新疆人權問題的研討會召開前，中共致信各國使團在信中威脅稱，「為了我們的雙邊關係和持續的多邊合作」，各國不應該「合辦、參與或出席」此研討會；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代表被中共外交人員親口警告不要參加活動。
除了施壓各國使團，中共還逼迫聯合國官員做違背聯合國規定及道義的事情。非政府人權組織「聯合國觀察（UNWatch）」的職員HilaryMiller揭露，2017年5月，聯合國人權辦公室在中共要求下交出了4名打算參加人權理事會會議的異見人士名單；2018年11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中共施壓下刪去了包括香港眾志在內9個公民團體提交的至少7份批評中共滲透干預國際組織的意見書。
另一方面，中共一直以來以「私下進行人權對話」之名達其避免真正談論解決人權問題的目的。長期以來，中共政府在人權理事會一直反對採取針對具體國家的行動，抵制針對特定國家的決議以解決特定國家的人權侵犯問題；反之鼓吹合作和對話優先於「對抗」，稱普遍定期審議程序（UPR）是建設性的對話所以更可取，以此維護伊朗、北韓、白俄羅斯、敘利亞和厄立特裏亞等世界上人權最紀錄惡劣的「盟國」。但是，如果取消對具體國家的人權審查，人權理事會就無法承擔其任務，無法解決嚴重、系統的侵犯人權行為。這種破壞人權理事會工作機制的做法，使人權理事會形同虛設。
不僅如此，中共還阻撓異見人士出席聯合國會議。曹順利是中國民間人權活動家，曾要求中共在起草普遍定期審議報告時諮詢民間人士。2013年9月，她準備去日內瓦參加人權培訓並觀摩人權理事會會議時，在北京機場被拘留。經過幾個月的單獨監禁而無法獲得適當的醫療護理後，她於2014年3月14日死亡，這恰好是在中共的普遍定期審議報告在人權理事會第25屆會議上通過前。
無代表國家和民族組織秘書長Ralph J. Bunche III 曾揭露，「內蒙古、維吾爾和西藏的活動人士設法前往聯合國，卻被關押起來。因此，至今還沒有一個藏人能離開被中共政府佔領的藏區，順利前往位於日內瓦或紐約的聯合國總部提供證詞，然後安全回國。」
3、意識形態滲透輸出「中共特色」人權觀
根據《聯合國憲章》，聯合國是一個「尊重和促進人權及所有人的基本自由的國際性合作組織」，這也是聯合國成立人權理事會的根本目的。人權機制一直被視為聯合國系統的第三支柱。但由於中共對聯合國人權機制的滲透，近年來聯合國在人權方面不僅少有大作為，未能發揮其應有的職能，且常常成為共產政權粉飾其惡劣人權記錄的工具。
人權並不是一個政治概念，而是人切實的基本權利。人權無國界，普世人權是天賦權利，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對人權的嚮往，也是人人皆有的天性。
中共在人權概念上以偏概全，把安全和經濟發展權置於公民和政治權利之上，把生存權、發展權說成首要的基本人權，從而否認言論自由等權利；以民族整體發展利益之名，把「全體人民的幸福生活」視為最大的人權，以保持社會穩定之名，把國家、社會的所謂「整體人權」置於個體人權之上，壓制個人權利。在這樣被扭曲的人權價值觀下，維權律師維護當事人個人權利就觸犯了「煽動顛覆」罪，維族人和藏人等族群的權益就必須被犧牲。這與《世界人權宣言》中闡述的「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等普世人權原則背道而馳。
在其變異了的人權概念中，對人身自由的基本尊重、天賦人權的維護——這一人權概念的核心被剔除。人民日報海外網對此曾直言不諱地表示：「中國用70年發展重新定義『人權』」。
近年來，中共試圖通過聯合國人權系統推動將所謂的「中國特色人權」作為其它國家和全球體系的典範。
2018年中共駐日內瓦聯合國大使俞建華在人權理事會發表講話，宣稱推動建立「公平、公正、開放、包容的全球人權治理體系」，聲稱這是一個以發展為基礎的體系，呼籲國際社會合作並推動「發展中國家在全球人權治理體系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這在表面上聽起來似乎很合理，但其潛台詞和真實意圖卻在中共大使館網站上發佈的中文文本中表達的更為明確：「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鑰匙……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各國人權發展道路不能定於一尊。」這種說法直接挑戰人權的普世性，並提出用新的「人權治理」體系取代國際人權體系，其實質是偷樑換柱，將重點從問責、遵守和履行國際義務偷換成以國家為中心的「治理」手段。
通過偷換人權的概念，中共與其他獨裁國家試圖顛覆聯合國人權理念以及70年來國際上對人權制度化做出的努力。中共不遺餘力使用多種伎倆，滲透誘騙民主國家在人權原則上妥協退讓以及中國人權問題上噤聲。
作為聯合國最高人權機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決議案都是覆蓋具體的直接行動，但近幾年來，「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人權領域促進合作共贏」以及「享受所有人權」等中共構建的「特色」詞彙卻進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決議案中。
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Ted Piccone曾表示，這些短語背後隱藏了中共欲領導國際秩序、重塑國際人權慣例的野心。瑞士大使Valentin Zellweger曾警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納入的中共措辭可能削弱國際法與實踐的基本原則，並對促進和保護人權構成持久障礙。
按照1948年多國簽訂的《世界人權宣言》，人權是普世價值，不受任何地域、主權限制。中共黨文化詞彙被納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共侵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現狀。
4、控制聯合國其他部門間接蠶食人權事務
中共多年來已經將其長臂伸到聯合國各機構內，將其代理人安插在整個聯合國和全球治理機構中，並要求所有在國際組織任職的中國官員毫無疑問地服從黨的命令，但多個事例表明，它近年來加大了對國際組織，尤其是聯合國的滲透力度。
知情外交官和異見人士曾向《衛報》揭露，中共利用聯合國預算委員會，削減給人權監督機構、日內瓦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聯合國秘書長辦公室涉及人權的高級職位的撥款。
如今多個重要的聯合國部門都是由共產黨政權代理人負責。《外交政策》2018年5月的一篇報道直接指出，聯合國高級官員正在幫助中共向發展中國家出售「一帶一路」。文章披露中共使聯合國高官成為推廣「一帶一路」的工具，如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2017年7月出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後主管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DESA）。理論上聯合國副秘書長不能再代表任何國家的利益，但身為中共黨員的劉振民頻頻為中共發聲。
2019年7月，中共農業農村部副部長屈冬玉當選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幹事後，多家國際媒體披露，中共在選舉過程中扭曲程序，採取「侵略式競選」、以取消債務等方式換取別國選票。如，中共通過取消喀麥隆6400萬歐元的債務阻止了其推出候選人代表非洲參加競選；據估計，科特迪瓦獲3000萬歐元，乍得獲3800萬歐元，中非獲2400萬歐元，剛果被免除1800萬歐元的債務；塞爾維亞取得進入中國牛奶和肉品市場的權利，秘魯穀物被獲准進入中國市場。這樣算來，中共在非洲砸下約一億五千萬歐元。屈冬玉的勝出表明中共治下中國大陸官場的貪腐病毒已經傳染到了聯合國和其它國家，對整個世界造成威脅，同時也揭示中共在聯合國機構中佔據戰略性職位的目的不只為多層面推廣「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做準備，更意在左右國際規範的運作，間接蠶食人權。
結語
1950年，聯合國大會將每年的12月10日定為世界人權日，以紀念聯合國於1948年12月10日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受該宣言啟示，聯合國在1966年制定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進一步闡明並執行宣言所揭示的各項人權精神。上述公約加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任擇議定書與《世界人權宣言》合稱《國際人權憲章》（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為國際間最重要的人權典章。中共作為聯合國的會員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及人權委員會成員國，帶頭遵守聯合國憲章與公約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但它不僅違背了公開做出的維護普世人權的承諾和義務，甚至對《世界人權宣言》和人權條約所載原則進行挑戰攻擊。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六條：「聯合國之會員國中，有屢次違犯本憲章所載之原則者，大會經安全理事會之建議，得將其由本組織除名」。中共種種行為違反《聯合國憲章》原則，踐踏其簽署的《世界人權宣言》、《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國內系統地進行大規模人權侵犯，在國際上蔑視國際準則，嚴重違背國際條約義務。但多年來聯合國不但沒有為此對其進行任何制裁，反倒成為中共滲透國際的平台。
記得鄧小平1974年在聯合國大會演講時曾說，「如果中共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共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今日的中共，作為一個違法違憲、剝奪人民公民權利的政權，不僅對內變本加厲欺壓殘害中國人，對外也早已放棄了鄧的「韜光養晦」政策，將其黑手伸入了國際社會，試圖改變普世人權價值，甚至控制全人類的命運。
中共通過參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和與聯合國人權條約機構和特別程序，試圖在包括國際人權體系在內的國際舞台上不斷加大力度輸出與自由相悖的價值觀和治理模式。這對國際社會是極大的威脅，因為它實際是站在人權的對立面上，試圖破壞全球尊重自由民主和法治以及界定國際人權體系的基本準則。
今年9月聯合國會議期間，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兩位參議員Todd Young和Jeff Merkley提出一項法案，指示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審查中共在聯合國及其它國際組織中的活動。這樣的調查是重要的第一步，接下來要根據調查結果推出相應法案並對其滲透作出反制。
同時，鑒於中共針對國際人權體系的基本原則、體制進程和職能機構的滲透日益升級，國際社會應堅守普世人權標準和價值觀，抵制中共通過轉移視線逃避對其人權狀況問責的種種手段，遏制其以圖取代現有的國際人權標準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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