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太宗開啟貞觀盛世，文明華彩澤被四方。東瀛島國派遣數千使臣入唐學習，推動了維新改革－－頒律令、建學校、倡儒學、興教化。此一根植於敬天重德、人倫綱常的唐化運動，深深影響日本文學、藝術、建築及生活風俗，奠定了日本千年的文化風貌。
設立學校 廣傳漢學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即位，建元大化。翌年正月初一，頒佈《改新之詔》，以大唐律令制度為藍本，從事政經改革，史稱大化革新。與此同時，並以儒、釋為治國核心理念，推動全方位的文化改造運動。
公元663年，天智天皇在京城首創設立大學，教授漢學。天武時期，除了京城大學外，並有地方國學及私人學塾等。大學招收博士學生400人，主要來自貴族子弟和貢生，他們必須學習明經、紀傳、明法，以及音、書、算等諸學，但以明經科為主。
國學招收對象，則為地方官宦子弟和少數優秀平民子弟，大約在20到50人，主要學習紀傳（史書寫作體例之一）。至於私人興學，除了貴族公卿辦的私塾，還有僧人以講授釋、儒及唐詩為主的學校，生徒率皆平民子弟和一般僧人，其中又以僧人空海於公元828年創辦的綜藝種智院最為有名。
大化革新以降，日本開始設官治學，大批從唐朝歸來的留學生、學問僧和東渡遷居日本的唐朝學者，競相投入中華璀璨文化的傳播。其中影響最深遠、貢獻尤其突出者有兩人，其一為吉備真備，另一位則是袁晉卿。
吉備真備是奈良時代的知名學者、政治家（公卿），曾兩次出任遣唐使，在大唐前後待了十九載。真備攻研唐代的天文、曆法、音樂、法律、兵法、建築等，並從唐朝引進《唐禮》一百三十卷，開啟了日本全面學習中國禮儀的契機，日本禮制因此愈趨完備；其帶回的《太衍曆經》、《太衍曆立成》並促進了日本的曆法改革，使唐代曆法在日本深化推廣和使用。
此外，吉備真備帶回的樂器和樂書，對於唐樂在日本的傳播也起到了積極作用。中國早已失傳的《樂書要錄》，至今仍在日本被完善保存，成為後代研究唐代音樂的重要資料。另傳說圍棋的棋盤、棋子，也是由真備帶回日本後才傳播開的，據聞真備在大唐留學期間，已是圍棋高手。
吉備真備回國後，曾在大學任大學助，他增設了音韻學課程，致力矯正中國吳音（江浙一帶語音，六朝時傳入日本），倡導學用漢音（唐代長安一帶的語音）。更重要的是，吉備真備還利用漢字的偏旁和部首，創制了日文字母「片假名」和「反切法」。對此，早期著作曾多論述。
袁晉卿，大唐人，唐玄宗開元時旅居日本。在日本時歷任音博士、大學頭、日向守、玄藩頭、安房守等職，為中華文化的傳播，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大唐之風隨著遣唐使的回國、學校普設及漢學昌盛，深刻地影響了日本社會。大唐盛世文明對日本的影響，除了眾所周知的政治、經濟、禮儀和佛法等外，還體現在文字、經學、史學、文學、藝術、自然科學及社會風俗等方面。現分述如下。
漢語東傳 開啟文明
日本古代有語言而無文字，日本古老文牘均用漢字漢語寫成，只有在個別場合用漢字標示人名、地名時，才會混雜些許日本語法。
關於漢字東傳日本的時間，根據史誌文獻及日本考古發現，大約是在公元前一世紀。當時，漢字之小篆和隸書，多以銅鏡銘文的形式保存，經由遼東、朝鮮傳入日本。這些文字被日人視為莊嚴、神聖、吉祥的象徵。其後，日本在仿製銅鏡時，也開始仿製漢字銘文。
據日本史書《古事記》、《日本書紀》等記載，應神天皇十六年（公元三世紀末），《論語》、《千字文》等漢文書籍傳入日本，加之大批懂漢文的朝鮮人渡海移居日本，大力推動了漢字的傳播。漢字，成為當時日本唯一的正式文字，不僅政府用以記錄史實，一般學者也賴以著述立說。不過，漢字的讀法仍分為訓讀及音讀兩種。前者即日本原來的語言，而後者則是外來傳入之音。
奈良時代，日本政府大力推廣唐音，唐音至今仍保存在日語中。平安時代初，學問僧空海編撰《篆隸萬象名義》，是為日本第一部漢語字典。與此同時，用漢字標註日語讀音者越來越多，如奈良時代的和歌集《萬葉集》，雖然全部用漢字寫成，但漢字只作為讀音符號，被後人稱為「萬葉假名」。
八世紀中葉，日人始用漢字楷書的偏旁創制片假名，又用漢字草書偏旁造出平假名，以作為漢字注音及日本語音標註之用。日本有學者認為，吉備真備作片假名，空海作平假名。也有人認為是由他們兩人集其大成而已。
自公元九世紀初葉以來，因日本「國風文化」的確立，書籍大都採用日本文字（假名）記述，不過截至明治初年，漢字仍為公家官方記事的正式文字；漢字在日文中猶未廢止，常用漢字仍近兩千個。
尊孔崇儒 經史治國
早期，日本統治者便遵奉儒家思想為治國圭臬。聖德太子改革時，其頒佈的《憲法》、「冠位」充滿了儒家之風。奈良時代，大量漢文經典輸入日本，日本朝廷愈益重視儒學的政治功能，並大力提倡尊孔讀經、學儒明理。大學開設明經科的目的就在於此。
明經科考，始於漢武帝時期。唐朝時，明經與進士二科成為唐朝科舉的基本科目。明經又分為五經、三經、二經、學究一經、三禮、三傳等；考試之法，先貼文，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禮記》、《春秋左傳》，《毛詩》、《周禮》、《儀禮》稱中經，《周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稱小經。而上述典籍，都是日本修習漢學的必修科目。
公元768年，日本天皇在遣唐大臣的建議下，敕尊孔子號為文宣王，從此尊孔讀經之風更盛，孔子也成為日本的聖人，官、私文書常常引用「子曰」。孔子思想深刻地影響了日本的「國法」及「家法」。
在史學方面，日本同樣深受中國影響。眾多遣唐使、留學生從中國帶回了大量中國史籍，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等，大學《紀傳科》所講授的課本就是這些史書。受到中國史書的影響，日本人編撰了自己的史書《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等，採用的正是來自中國正史的編年體例。
吟詠唐詩 文風興盛
唐朝文學百花齊放、爭奇鬥豔，其中成就最為輝煌者當屬唐詩。唐詩在日本的傳播和影響，堪稱深遠而廣大。平安時代，日本文人都以吟唐詩、寫唐詩為榮，並出版了許多唐人詩集和日本文人的漢詩集。
史載，很多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都曾與唐朝著名詩人交相往來，在唐朝詩人的指點薰陶下，他們對唐詩的積學涵詠日深，與詩人唱和的同時，自己也變成了詩人。不少唐朝詩人在日本友人東歸時，都曾寫下贈別詩，如王維、李白、玄宗、孟孔、皮日休、陸龜蒙等。
隨著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的歸國，唐詩文集也傳入了日本，廣被研讀傳誦。詩人白居易因其詩歌形象生動、語言通俗、道民疾苦，深為日本人所喜愛，其〈長恨歌〉、〈琵琶行〉流傳廣遠，對日本文學產生重大影響。
此外，從八世紀開始，日本朝廷還鼓勵仿照唐詩進行創作，天皇、貴族、大臣、士人競相寫詩，贈答相和，互相切磋，蔚然成風。在當時，日本詩人輩出，詩作紛呈，有些詩歌水平堪與唐人詩作相媲美。
在唐詩風靡日本的同時，日本本土的和歌、物語等通俗文學也有所發展，如八世紀中葉成書的和歌集《萬葉集》，收錄了和歌四千五百多首。和歌不僅用漢字作音符，同時體現了中日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另最早用假名書寫的故事書《竹取物語》，內容更深受中國神佛思想和傳奇故事的影響。
美哉藝術 光華澤被
大唐對於日本藝術的影響，體現在書法、繪畫、雕塑、樂舞等諸多面向。
有唐一代，湧現不少著名書法家，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張旭、懷素等，而日本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在學習中華文化之際，也對唐代與前代書法產生了濃厚興趣，其中不乏造詣精湛者。據說鑒真東渡時，曾獻給日本皇室王羲之、王獻之的書帖，即因日本人酷愛二王書法。直至今日，書法藝術在日本仍風行不墜。
唐朝藝術成就輝煌，知名畫家輩出，如吳道子、王維、閻立本等。此外，寺院、石窟還有不少精美壁畫，也讓日本人心馳神往。每次遣唐使前來中土，都有日本畫家相隨，駐留中國期間，他們到處參訪學習，臨摹畫作，描繪唐朝風物，從而推動了日本繪畫和建築的發展。
另繪於七、八世紀之交的日本法隆寺金堂壁畫（毀於二戰），以及同時代的聖德太子像，均為仿唐名作。而日本的平成京等宮城，亦受大唐大明宮、太極宮影響。
唐朝的雕塑藝術同樣輝煌，敦煌千佛洞等各類雕塑作品，栩栩如生，自然也成為日本工匠學習的對象。奈良時代，大興佛寺，對佛像的需求日益增加，不少日本工匠汲取唐朝造像藝術技術，塑造了眾多的神佛形象，東渡日本的鑒真和尚，對此貢獻尤多。
至於大唐樂舞，風格多樣且優美清新。隋朝曾有九部樂，唐太宗時定為十部，後又分坐部伎樂六種，立部伎樂八種。唐玄宗更是精通音樂舞蹈，曾創作了著名的《霓裳羽衣曲》，並曾創建最早的皇家樂舞戲曲學院「梨園」，成員多達千人。在其影響下，唐朝上上下下均喜好樂舞，盛況空前。
日本人自古好樂舞，亦受大唐音樂的影響。熱愛中國儒學的日本聖德太子，深諳音樂的教化作用，因此，積極引進中國音樂並與佛教音樂融合，稱之為「伎樂」、「吳樂」。其後，日本朝廷喜好唐樂，除了派員學習外，還將大唐樂舞及民間踏歌引入日本。傳承至今，每逢地方節慶歡會，人們仍多牽手踏腳，載歌載舞。
唐樂風潮東進，沛然不可抑遏。公元698年，唐樂正式納入日本朝廷樂隊；公元701年，日本頒定《大寶律令》，明定設雅樂師；公元731年，定員為35人。回顧當年，唐太宗所作的大型樂舞《秦王破陣樂》曾風行日本，日本能演奏如此複雜的舞蹈，其推動唐化運動之精深，可見一斑。
在唐朝樂舞的影響下，日本宮廷舞蹈不僅出現文舞、武舞之分，「田樂」、「散樂」等民間歌舞形式，也相繼出現。日本後來的歌舞伎，便是源出於這一時期的樂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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