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1950年夏天，當權的國民黨垮掉了，紅漢人湧進了四川藏區，槍呀！砲呀！望不到邊的騾馬隊、犛牛隊，把糧食、彈藥運到金沙江邊。沒過多久，紅漢人的軍隊乘船，在砲火掩護下攻入西藏，不到一年拉薩也落到紅漢人手裏。
四年之後，抗暴行動發生了，參加者大多為農民、牧民、商販、僧侶，還有一些被紅漢人發展成為黨團員的藏人，或幾十，或幾百，甚至上千人，進山打游擊，襲擊運輸車隊、兵站，破壞公路、橋梁，圍攻紅漢人政府駐地。
像大多數漢人一樣，對這段歷史我一無所知。我問母親：「藏人為何要暴動？」母親竭力去回憶，不無遺憾地搖頭。
「我記不清了，都是普通百姓，誰不想過平靜的日子？肯定是被逼得走投無路，忍無可忍了啊……」
車子才離開拉薩不久，就撞上了暴風雪，卡車停停開開，平時走一天的路程，三天也到不了。這裏山勢高峻，沿途海拔均在四千公尺以上，天寒地凍，滿眼荒涼，父親又生死不明，倍感淒涼的母親好幾次想打開車門，一頭撞死在路邊。一看到襁褓中的我，又只能咬咬牙堅持了。
大約是離開拉薩後的第四天，暴風雪過去了，路上有了人跡，不時能看到藏人趕著成群的犛牛在公路上穿行。我母親暈車得厲害，頭重腳輕，心慌氣悶。卡車依然開得很慢，像一個老人戰戰兢兢走在薄冰上。
突如其來，母親感覺有甚麼不對勁，她低下頭仔細看我，又把臉貼到我臉上。母親一聲淒厲喊叫，接著開始低聲抽泣。司機朋友回頭瞅了她一眼，目光隨後落到我身上。這時的我，臉色烏紫，身體冰涼，氣息全無。
估計是這類事看多了，司機朋友面無表情，只簡單地說了一句：
「已經死了。」
他把車停下，跳出車外，然後繞到另一邊，打開母親這邊 的車門說：「給我。」
母親把我緊緊摟住，問：
「你要幹甚麼？」
「我來幫妳扔掉。」
母親的腦子一片空白，渾身就像五臟六腑被掏走似的難受。她沒有把我交給司機，而是下了車，抱著我，沿著公路，腳步蹣跚地往前走。她不願把我扔在路邊的雪地裏，她要找塊地掩埋我，最好能築起一個墳堆，或許有一天她還能再回來看我。
這時她發現前方有處瑪尼堆，四周拉著五顏六色的經幡，一位藏族女人坐在那裏誦經。母親走了過去，用掌握不多的藏語，連比帶劃，想要她幫忙。
顯然，藏族女人明白了母親的請求，她用不放心的目光打量著母親懷中的我，同時衝著我母親呱啦呱啦說個不停。突然她伸手將我奪了過去，三下兩下除掉了裹住我的襁褓，把赤條條的我塞進她寬大的皮藏袍裏，與她暖烘烘的乳房緊緊相貼。她向不遠的一座小村莊快速跑去，同時不停地大聲呼喊。
很快，母親弄清楚了，藏族女人是在呼喊家人去請正在村裏行醫的僧人。母親緊跟著來到她的家，屋中央燒著取暖的火堆，藏族女人往裏加添乾牛糞，火苗竄得老高。在熱浪逼人的火堆前，她盤腿坐下，抱出我來，用手掌使勁拍打我的身體。這時僧人趕來，他取出一些藥末，倒進木碗裏，用水兌勻，往我嘴裏灌。
不知道是藥物起作用了，還是感到挨打的疼痛，突然，我號啕大哭起來！
那天，在藏族女人的堅持下，我們，當然還包括急於扔掉我的司機，住了下來。好客的藏族女人，拿出最好的食物讓我們吃，最好的房間讓我們住，早上還把我們送到卡車邊，告別時，她不住地對我母親說：「才仁才仁（祝你長壽）。」
卡車起動了，隔著車窗，母親向她揮手。藏族女人忽然唱起歌來，卡車往前開著，她就跟在卡車旁邊，邊走邊唱。母親的眼淚嘩一下流了出來。
「太好聽了，」母親說：「我一輩子再也沒聽到這麼好聽的歌聲。」
雖然不懂歌詞，但今生今世，母親始終忘不了的，就是這歌聲。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她仍再三囑咐我：「一定要再去西藏，看看藏族女人還在嗎？僧人還在嗎？要好好地報答，他們可都是你的救命恩人呵！」
我在母親的墓前直坐到天色微明。這塊墓地是五年前在母親催促下買的，周圍種滿了常綠植物，墓穴用大理石做成，本來只做了一個，母親骨灰下葬前，我叫石匠又加了一個，這樣父親、母親就能緊靠在一起。
找不到父親的任何痕跡了，連照片也沒有，我就把我與母親的合影照放進空穴裏，在母親的花崗岩墓碑上，也刻上父親的名字。
墓地依山勢而建，在墓園的頂端，登高望遠，夜色沉沉，偶爾能聽到枝葉間栖鳥的啾啾聲。突然就想到了父親，短促的一生，最高理想是當老師，但由於家族世代打拚掙下的土地，惹出大禍，爺爺被槍斃，父親不得不逃到「世界屋脊」，卻仍難逃劫難，只因為想讓母親和我能過上稍微好點的生活，連命都搭上了。
又想到母親，含辛茹苦把我養大，直到死去也沒能抱上終日盼望的兒孫。◇（待續）
──節錄自《有一個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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