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1950年夏天,當權的國民黨垮掉了,紅漢人湧進了四川藏區,槍呀!砲呀!望不到邊的騾馬隊、犛牛隊,把糧食、彈藥運到金沙江邊。沒過多久,紅漢人的軍隊乘船,在砲火掩護下攻入西藏,不到一年拉薩也落到紅漢人手裏。
四年之後,抗暴行動發生了,參加者大多為農民、牧民、商販、僧侶,還有一些被紅漢人發展成為黨團員的藏人,或幾十,或幾百,甚至上千人,進山打游擊,襲擊運輸車隊、兵站,破壞公路、橋梁,圍攻紅漢人政府駐地。
像大多數漢人一樣,對這段歷史我一無所知。我問母親:「藏人為何要暴動?」母親竭力去回憶,不無遺憾地搖頭。
「我記不清了,都是普通百姓,誰不想過平靜的日子?肯定是被逼得走投無路,忍無可忍了啊……」
車子才離開拉薩不久,就撞上了暴風雪,卡車停停開開,平時走一天的路程,三天也到不了。這裏山勢高峻,沿途海拔均在四千公尺以上,天寒地凍,滿眼荒涼,父親又生死不明,倍感淒涼的母親好幾次想打開車門,一頭撞死在路邊。一看到襁褓中的我,又只能咬咬牙堅持了。
大約是離開拉薩後的第四天,暴風雪過去了,路上有了人跡,不時能看到藏人趕著成群的犛牛在公路上穿行。我母親暈車得厲害,頭重腳輕,心慌氣悶。卡車依然開得很慢,像一個老人戰戰兢兢走在薄冰上。
突如其來,母親感覺有甚麼不對勁,她低下頭仔細看我,又把臉貼到我臉上。母親一聲淒厲喊叫,接著開始低聲抽泣。司機朋友回頭瞅了她一眼,目光隨後落到我身上。這時的我,臉色烏紫,身體冰涼,氣息全無。
估計是這類事看多了,司機朋友面無表情,只簡單地說了一句:
「已經死了。」
他把車停下,跳出車外,然後繞到另一邊,打開母親這邊 的車門說:「給我。」
母親把我緊緊摟住,問:
「你要幹甚麼?」
「我來幫妳扔掉。」
母親的腦子一片空白,渾身就像五臟六腑被掏走似的難受。她沒有把我交給司機,而是下了車,抱著我,沿著公路,腳步蹣跚地往前走。她不願把我扔在路邊的雪地裏,她要找塊地掩埋我,最好能築起一個墳堆,或許有一天她還能再回來看我。
這時她發現前方有處瑪尼堆,四周拉著五顏六色的經幡,一位藏族女人坐在那裏誦經。母親走了過去,用掌握不多的藏語,連比帶劃,想要她幫忙。
顯然,藏族女人明白了母親的請求,她用不放心的目光打量著母親懷中的我,同時衝著我母親呱啦呱啦說個不停。突然她伸手將我奪了過去,三下兩下除掉了裹住我的襁褓,把赤條條的我塞進她寬大的皮藏袍裏,與她暖烘烘的乳房緊緊相貼。她向不遠的一座小村莊快速跑去,同時不停地大聲呼喊。
很快,母親弄清楚了,藏族女人是在呼喊家人去請正在村裏行醫的僧人。母親緊跟著來到她的家,屋中央燒著取暖的火堆,藏族女人往裏加添乾牛糞,火苗竄得老高。在熱浪逼人的火堆前,她盤腿坐下,抱出我來,用手掌使勁拍打我的身體。這時僧人趕來,他取出一些藥末,倒進木碗裏,用水兌勻,往我嘴裏灌。
不知道是藥物起作用了,還是感到挨打的疼痛,突然,我號啕大哭起來!
那天,在藏族女人的堅持下,我們,當然還包括急於扔掉我的司機,住了下來。好客的藏族女人,拿出最好的食物讓我們吃,最好的房間讓我們住,早上還把我們送到卡車邊,告別時,她不住地對我母親說:「才仁才仁(祝你長壽)。」
卡車起動了,隔著車窗,母親向她揮手。藏族女人忽然唱起歌來,卡車往前開著,她就跟在卡車旁邊,邊走邊唱。母親的眼淚嘩一下流了出來。
「太好聽了,」母親說:「我一輩子再也沒聽到這麼好聽的歌聲。」
雖然不懂歌詞,但今生今世,母親始終忘不了的,就是這歌聲。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她仍再三囑咐我:「一定要再去西藏,看看藏族女人還在嗎?僧人還在嗎?要好好地報答,他們可都是你的救命恩人呵!」
我在母親的墓前直坐到天色微明。這塊墓地是五年前在母親催促下買的,周圍種滿了常綠植物,墓穴用大理石做成,本來只做了一個,母親骨灰下葬前,我叫石匠又加了一個,這樣父親、母親就能緊靠在一起。
找不到父親的任何痕跡了,連照片也沒有,我就把我與母親的合影照放進空穴裏,在母親的花崗岩墓碑上,也刻上父親的名字。
墓地依山勢而建,在墓園的頂端,登高望遠,夜色沉沉,偶爾能聽到枝葉間栖鳥的啾啾聲。突然就想到了父親,短促的一生,最高理想是當老師,但由於家族世代打拚掙下的土地,惹出大禍,爺爺被槍斃,父親不得不逃到「世界屋脊」,卻仍難逃劫難,只因為想讓母親和我能過上稍微好點的生活,連命都搭上了。
又想到母親,含辛茹苦把我養大,直到死去也沒能抱上終日盼望的兒孫。◇(待續)
──節錄自《有一個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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