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窒司法左傾亂象 特朗普引領美國回歸傳統

美國司法體系，正在特朗普的引領下，一步步走回傳統之路。

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尼・甘迺迪（Anthony Kennedy）宣佈將在7月底退休，給美國政治界與法律界投下震撼彈。

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宣佈，將儘速提名新的大法官人選；而反對派民主黨則高聲喊話，要求特朗普等到年底的中期選舉後再行提名。

但，幾無懸念，特朗普不會理會泛左派陣營的說詞，他將儘快提名同樣重視傳統理念的保守派大法官走馬上任，而未來最高法院在立場上也將傾向更為保守，亦即所謂的「右傾」。

為甚麼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異動，會觸發美國政治界的角力風暴？

最高法院大法官影響美國社會甚巨

美國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國家，司法權由法院來執掌，而聯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正是美國最高、最權威的司法機關。

最高法院不但對聯邦法院、州法院及其它涉及聯邦法律的案件具有最終的上訴管轄權，是聯邦法律案件的最高仲裁者，同時也是美國憲法及聯邦法律的最高解釋者。

最高法院由九名大法官組成，其中包括一名首席大法官以及其他八名大法官。每位大法官須由總統提名，經過參議院聽證、表決同意後才能出任，任期為終身制，除非大法官過世、退休、辭職或遭到國會彈劾，否則不能免職。

而九名大法官負責對憲法及聯邦法律作出最高的權威解釋，因此大法官們的價值取向與立場至關重要。他們對憲法的解釋結果，往往對美國社會擁有至少數十年的影響力。

特別是針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信仰自由、擁槍權、墮胎、同性婚姻、非法移民等敏感議題上的憲法解釋與裁決，更是影響深遠，甚至足以影響一兩個世代。

理想中，稱職的大法官，要能堅守當初美國國父們建國立憲的精神與條文，超越一切政治黨派因素的干預，在裁決案件與解釋憲法的過程中，盡力確保法律的公正性，盡力維持法律與美國建國原則的一致性。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任內曾多次跳過立法機關、發佈行政命令，試圖以此替代「法律」，但最後均被法院攔下。奧巴馬的做法，不僅被批評「濫用權力」，還招來數十個州向法院起訴政府。

倘若，最高法院由泛左派、自由派勢力主導，認定奧巴馬的行政命令「合憲」，那麼將使得美國總統的行政權大幅擴張，甚至僭越了立法權的範疇，並推進了左派陣營的「大政府」集權行動，增強了左派政治主張的合法性，人民的自由權利亦可能因此蒙受損害。

因此，只有重視傳統、恪守憲法精神的大法官，才能維護美國開國精神於不墜，傳承美國的法制與靈魂，堅守三權分立的相互制衡，也才能繼續維護未來幾個世代人民的憲法保障權利。

泛左派顛覆司法戰略正被特朗普反擊瓦解

美國憲法由建國之父們共同制訂，內容體現了美國立國精神，以及透過三權分立的相互制衡，確保人民的自由與權利不會受到獨裁政府的侵犯。

而長年滲透美國、試圖改造美國社會的左派政客與社會主義團體都非常清楚，傳統憲法內容對其推動左派議程（諸如：墮胎、同性戀、性解放、管制槍枝、大政府、擴大工會權利、庇護非法犯罪移民等）甚為不利，因此需要對憲法體制發動一場「法律戰」，設法改變法律內容。

不過，如果要修訂憲法，需分別獲得參眾兩院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提出憲法修正案，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各州州議會要求國會召開修憲會議，才能啟動程序，門檻實在太高，不易實現。

因此，左派認為，如果能夠安插認同其理念的所謂「自由派」、「進步派」人物出任大法官，通過解釋憲法的方式達成讓法律「左傾」的效果，或者作出有利於左派政治行動的解釋，將是最簡便可行的法律顛覆戰略。

所以，近代的自由派大法官主張，憲法是「活憲法」（living constitution），應該隨著時代與社會的變遷而調整對憲法的解釋，納入更多的現實考量，並藉此放寬對左派政治議程的限制，認可墮胎、同性婚姻、色情刊物等反傳統議題。

然而，立場傳統的保守派大法官認為，憲法不是有機體，是不可輕易變動的法律條文、立國之本。如果要變動憲法，只有啟動修憲程序才能加以修訂，否則就必須遵循憲法的原文精神來做判決與解釋，才能確保法律對所有人民的公平性。

這一派人士，亦被稱為「憲法原旨派」（originalists）。他們批評自由派大法官的作風不是在遵循憲法精神「解釋法律」，而是根本上在「創造法律」或「修改法律」。

「它（美國憲法）不是活的文件」，已故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曾在普林斯頓大學演講時反駁「活憲派」主張，「我會說這是一部歷久彌新的憲法。」

過去數十年來，美國最高法院便在「保守派」、「自由派」以及立場偶爾搖擺的「溫和派」之間，商議對決。許多案件都是以驚險的5票對4票結果，一票之差通過。而這一票之差，也往往決定了美國社會是繼續遵循傳統與道德還是背而離之。

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驟然去世，最高法院八位大法官形成4票對4票、保守派與自由派勢均力敵的局面。

前總統奧巴馬一度想趁機提名新的大法官，好讓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取得5票對4票的主導優勢。最後，共和黨參議員拒絕對大法官人選舉行聽證會，並要求奧巴馬將大法官提名權交由下一任總統執行，以符合最新民意，才避免了泛左派主掌最高法院的局面。

或許當時民主黨認為，希拉莉的民調一路領先特朗普，選後應該也是由希拉莉來提名認同民主黨議程的大法官。沒想到，最後由特朗普贏得大選，並提名了在司法界口碑極佳的上訴法院法官戈薩奇（Neil Gorsuch）出任大法官，獲得參議院通過，穩住了傳統派人士在最高法院的主導權，也拉住了美國司法與社會不再繼續「左傾」。

如今，大法官甘迺迪宣佈退休，特朗普將再次獲得提名大法官的絕佳機會。

甘迺迪雖被認為是保守派，但他曾在墮胎、同性戀、死刑等多項敏感議題上選擇支持自由派，立場搖擺不定，也因而被認為是最高法院的關鍵搖擺票（swing vote）。

因此，特朗普若能提名一位堅守憲法、傳承立國精神的大法官來接替甘迺迪，無疑將深化鞏固保守派在最高法院的主導地位，擴大恢復美國傳統價值與道德，並糾正過去曾經被過度扭曲、左傾的法律體系，進而帶領美國在回歸傳統的道路上邁進一大步。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上任才一年多，便接連提名兩位大法官，已經追平了列根之後四任總統的最高紀錄。

而且，前總統克林頓任內提名的兩名自由派大法官金斯堡（Ruth Ginsburg）、布瑞爾（Stephen Breyer），年齡也已經分別到了85歲及即將屆滿80歲。

倘若特朗普能在2020年順利連任，未來幾年內他很可能會有更多的大法官提名機會，屆時將可更進一步在法律領域守護美國的傳統價值與立國精神，導正人民的行為品德，而憲法賦予美國人民的擁槍權、生命權、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也可望獲得更堅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