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海歸一輩子最後悔的就是回國

1949年中共竊取政權後，其對外傳遞的要建立民主國家的信息，吸引了大批在海外求學或已經畢業的中國留學生。有著報國情懷的他們，遂放棄了國外的優越待遇，毅然回國，希望參加國家的建設，為祖國獻一份力量。

而中共能在建政後短時間內掌握「兩彈一星」技術，除了有蘇聯的幫助外，還主要依靠大多是從海外歸來的23名科學家，當局將他們視為「兩彈一星元勛」，這其中就有早期畢業於清華的錢學森、鄧稼先、趙九章、王淦昌、錢三強、郭永懷、彭桓武等。

為中共做出重大貢獻的他們，在文革來臨時，除了錢學森受到特別保護但不得不違心說假話外，其他人和他們家人的命運都相當不堪。有些人還被迫害致死。

如果回國的理工科「海歸們」因為中共的需要，還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中共的重視，個別人受到保護，那麼那些學文科的「海歸們」的遭遇則令人扼腕。徐方撰寫的《幹校札記》中就講述了這樣幾位錯信了中共而後悔不已的「老海歸」。

哈佛經濟學博士文革被抄家

汪友泉是15歲的徐方和母親1970左右在河南信陽「五七幹校」時的室友，彼時五十出頭。據徐方描述，汪阿姨每天幹完繁重的體力勞動，兩隻手都腫了，常常倒在床上唉聲嘆氣。不過，她是個直性子，晚上躺在床上經常跟徐方聊天，徐方也因此了解了她的過往經歷。

汪友泉和丈夫楊雪章都是從美國回來的。楊雪章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畢業後在斯坦福大學任教，可以說事業有成。可他有化解不開的鄉愁，曾說過「就沖在美國吃不到豆腐，無論如何也得回國！」

50年代初，他們帶著三個兒子回國。這下倒是能吃上豆腐了，可他的事業也就此終結。在中共治下，楊雪章只在1962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凱恩斯主義》，裏面充滿了對「美帝國主義」的批判之詞，談不上甚麼學術價值。1964年，他患腎病去世。

與丈夫一樣，汪友泉在美國留學時學的也是經濟學，回國後到中科院經濟所經濟思想史組工作。雖然她的文筆很好，但卻很難寫出合乎當時要求的學術論文，只在1962年8月寫過一篇《新自由主義的反動本質》，批判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汪友泉的學術生涯同樣也戛然而止。

文革爆發後，汪友泉家被抄家，三個兒子經常被欺負。也因為文革，他們都沒有上大學。1969年底，汪友泉隨中科院下放到「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

有一次，徐方和汪友泉在水塘邊洗衣服，汪友泉提到了洗衣機，並告訴了生平第一次聽說洗衣機的徐方，洗衣機大體的模樣。

誰知兩人的閒聊被人匯報給了軍宣隊，軍宣隊指導員其後在大會上不點名批判：「有人到了幹校還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說甚麼可以用機器洗衣裳。」汪友泉聽了氣的要死。她私下和徐方說：「這輩子做的最後悔的事就是回國。」

文革結束後中共落實政策，汪友泉家被抄的東西可以被歸還。汪友泉說別的都不要了，只要三個兒子的美國出生證。改革開放後不久，汪友泉就帶著三個兒子一起去了美國，後來她定居在加拿大。如果現在還健在的話，應該有98歲了。

聯合國哈佛女博士之痛

2012年11月，中國社科院發佈了一則訃告，稱其經濟研究所退休人員、原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室研究員關淑莊因病醫治無效，於當年11月6日在美國逝世，享年93歲。

與汪友泉的丈夫楊雪章一樣，關淑莊也獲得了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因為成績優秀，還獲得了哈佛經濟學的「金鑰匙獎」。她也得以畢業後在紐約聯合國秘書處工作。因為當時聯合國中台灣的中華民國還代表著中國，因此，關淑莊實際上是為中華民國工作，而這成為了她後來的「罪狀」。

關淑莊原本並不想回國的，因為她曾說過，自己所受的經濟學方面的教育與大陸的是完全不同的。然而，1956年，在她的丈夫、先行回國的著名語言學家，也是《現代漢語詞典》主編的丁聲樹的勸說下，關淑莊帶著女兒回到了中國。

據《幹校札記》記述，關淑莊回國時，聯合國秘書處專門打製了兩個巨型木頭包裝箱，將她所有的箱子、家具、鋼琴都裝了進去。託運的大木箱運到北京後，她的第一個工作單位——國家統計局，找來十輪大卡車和吊車將其運往三里河宿舍，結果把那一帶的交通都阻塞了。後來統計局還徵得他們同意，將大木箱拆掉，用那些上好的木材，打造了多套辦公桌椅。

回國後的關淑莊的專業自然逐漸荒廢了，也沒有取得任何的成就。20世紀八十年代，哈佛大學教授、世界銀行第一副行長Hollis Chenery到經濟所訪問，見到了關淑莊。翻譯過來幫忙時，Chenery笑著說：「我跟她之間哪裏還需要翻譯？」原來他曾經和關淑莊是在哈佛的同班同學，但幾十年後再相見，兩人的境遇已是天壤之別。

那麼，回國後的關淑莊又遭遇了哪些磨難呢？文革爆發後，丁聲樹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慘遭批鬥、遊街。關淑莊亦受到牽連，1969年底，跟隨經濟所下放到「五七幹校」。

第二年，丁聲樹也來到幹校。因為住在不同的集體宿舍，兩人休息日見面時宿舍裏的人都在，因此只能說一些檯面上的話，比如「你要好好改造思想啊」等等。

文革後期，丁聲樹又受到中共重用，生活條件、社會地位都有了提高。或許應該是被中共嚇怕了，他們在給二十幾歲的女兒丁炎找配偶時，開出了非常苛刻的十大條件，其中前兩條是「共產黨員」和「紅五類出身」。

結果真有一個清華的工農兵大學生符合條件，關淑莊夫婦非常滿意。聽從父母之命的丁炎很快與他結了婚，並生育了一個女兒。但沒過幾年，丁家的女婿露出了真面目，要求丁炎交出保有貴重物品的櫃子鑰匙。丁炎不從，就被暴打了一頓。最終兩人離婚。

中共改革開放後，丁炎赴美國讀書和深造，並留在了美國。其後，關淑莊也帶著外孫女去了美國，直至去世。關淑莊的選擇其實也是在無言地控訴：中共誤了她的一生，也誤了女兒的前半生。

其他海歸們的遭遇

汪友泉和關淑莊的遭遇在「老海歸」中是頗有代表性的，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比如與楊振寧為同學、並為室友的芝加哥大學海歸孫世錚，於1949年滿懷熱情回國，並在中科院經濟所工作。

當時的領導說他學的經濟計量學是資產階級的一套，讓他徹底忘掉，從頭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此後他一蹶不振，業務多年處於荒廢狀態，1984年出版過一本《經濟計量學》，其成就與楊振寧相比是天差地別。

比如1955年回國的美國華盛頓大學化學博士蔣錫夔，文革落下了頸椎頑疾，到後來只能坐輪椅上班。喜愛古典音樂的他和匹茲堡都堪大學化學碩士趙綿等，帶回的唱片或者被紅衛兵抄走，或者自行銷毀。

比如1951年回國的美國俄亥俄大學物理博士虞福春，在文革中慘遭毒打，耳朵被打得整天耳鳴。

比如畢業於美國大學的江西安福「三才子」羅隆基、彭文應、王造時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其後都在文革中悽慘離世。

再比如國民黨降共將領傅作義的弟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水利工程學博士傅作恭。在傅作義的勸說下，傅作恭從美國回到大陸從事水利建設，後到甘肅省任職水利工作。1957年，受「反右」衝擊，傅作恭被打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反動學術權威、極右份子」，開除公職，並被送到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1960年冬天，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一頭倒下，再也沒能起來。傅作義知道後，淚流滿面，卻又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