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爾瓦倫堡是個世界英雄!」即使失蹤73年了,無數被他營救倖存的猶太人與瑞典民眾仍不願放棄希望。遺憾的是,在歲月之輪面前,尋找勞爾瓦倫堡的親人及證人相繼去世,而他卻仍然下落不明……

勞爾瓦倫堡1912年8月4日生於瑞典。出生前三個月,父親不幸因癌症去世,母親不久改嫁。幼小的勞爾被當時在日本任瑞典大使的爺爺古斯塔夫瓦倫堡(Gustav Wallenberg)收養。在爺爺的影響和培養下,勞爾精通英語、德語等多國語言,並先後在美國、瑞典、南非、巴勒斯蒂納、德國和匈牙利學習工作過。

勞爾同母異父的妹妹妮娜回憶說:「勞爾是一個非常樂觀、善良和熱心幫助別人的人。我和弟弟從小就很崇拜哥哥。他有很強的領導能力。他對我們全家都很重要。我從小就確信他是一個做大事的人,但我從未想到他能做那麼大且有意義的事。」

2003年11月17日,瓦倫堡的妹妹妮娜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瓦倫堡紀念碑前。(Getty Images)
2003年11月17日,瓦倫堡的妹妹妮娜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瓦倫堡紀念碑前。(Getty Images)

他被蘇聯紅軍帶走了

1945年1月16日,在勞爾.瓦倫堡被蘇軍帶走的前一天,當時的蘇聯副外長迪甘諾斯夫(Dekanusov)通知瑞典駐莫斯科使館:瓦倫堡先生在布達佩斯的蘇軍那裏。

〈尋找失蹤的瓦倫堡〉一文作者,瑞典國家資料館研究員托馬斯.隆格林(Thomas Lundgren)介紹說:「在瓦倫堡失蹤幾個月後,他的母親和瑞典外長太太從蘇聯駐斯德哥爾摩的代表亞歷山大.科隆塔奇(Alexandra Kollontaj)得到消息,說瓦倫堡在蘇聯,一切安好。然而,蘇聯政府在1957年之前,先是一直否認他在蘇聯,可後來又說他於1947年7月17日在蘇聯盧比安卡(Lubjanka)監獄死亡。」

1951年,從蘇聯監獄被釋放的意大利外交官勒夫督(Leforto)證實:他和勞爾.瓦倫堡被關在莫斯科的一個監獄。勞爾151號牢房,德莫爾被關在第152號牢房。他們以輕輕地在牢房的牆壁上敲擊出摩爾斯電碼的方法相互聯繫。

據波蘭猶太人阿布爾漢.卡林斯基(Abraham Kallinski)向調查人員提供的資訊,他在被蘇聯監禁期間曾幾次見過這位瑞典人,最後一次是1959年10月在莫斯科的弗拉基米爾監獄。

1976年蘇聯從監獄被釋放的俄國猶太人彥.卡波蘭(Jan Kaplan)證實說,監獄裏有一個被關了30年的瑞典人。

安娜.比爾德夫人在1979年7月提供的證詞中說,她的父親被關在莫斯科的布季爾基監獄期間,曾企圖通過猶太人帶出一封有關勞爾.瓦倫堡被監禁詳細情況的信,但這封信被克格勃人員拿走了。她的父親因此還被多關一年半。

被瓦倫堡救出的10萬猶太人之一愛麗絲保爾(Alice Bauer)說,她記得有一種光籠罩著瓦倫堡。(攝影/石芳)
被瓦倫堡救出的10萬猶太人之一愛麗絲保爾(Alice Bauer)說,她記得有一種光籠罩著瓦倫堡。(攝影/石芳)

尋找瓦倫堡

為了解開勞爾失蹤之謎,妹妹妮娜多年來一直參與各種有關調查和聽證,並與美國、匈牙利、蘇聯等國有關政府機構取得聯繫。勞爾的弟弟Guy曾積極與多個知名人士聯繫,其中包括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前蘇聯諾貝爾獎得主安德列.薩哈羅夫(Andrej Sacharov)。幾個月過去了,幾年過去了,幾十年過去了,而勞爾.瓦倫堡的失蹤仍是一個謎。

愛麗絲.保爾(Alice Bauer)是被瓦倫堡救出的10萬猶太人中的一個。「我的印象中,他很高大,似乎有一種光在籠罩著他。我後來一直在琢磨那個人怎麼樣了。我萬萬沒有想到他會遇到這樣的災難,被蘇聯軍隊帶走,下落不明。這太荒唐了。我們大家都很關心,也都會很盡力幫助查找他的下落。」

隨著新證人和證詞不斷的出現,瑞典政府、民間組織及媒體於50年代中期開始投入更多時間尋找瓦倫堡。瑞典首相陶葛艾爾蘭德(Tage Erlander)在1956年訪問蘇聯時,向赫魯曉夫提出瓦倫堡被監禁的案例。據檔案資料記載,赫魯曉夫當時火冒三丈,大聲說他不知道這個人的情況,並威脅如果再提此事,他們將中止會談。

1957年後,瑞典外交部成立了瓦倫堡專案調查組,1965年發表了白皮書,1982年對外開放了1944年至1969年間有關瓦倫堡案的部份資料,1997年開放了所有至1970年的檔案資料。蘇共倒台後,瑞典和俄羅斯聯合成立了瓦倫堡案的工作組。該組於2001年發表一個調研報告,其中含有1971年至2001年間的資料,裏面有很多前蘇共從未公開的資料。

在勞爾的弟弟積極參與下,瑞典民間組織瓦倫堡委員會於1979年成立。僅三年的時間,會員就已經達到3,500多人。其主要宗旨是監督對瓦倫堡下落之調查和讓世人記住瓦倫堡的英勇事跡。他們曾多次給蘇共領導人寫信,要求蘇共提供事實和瓦倫堡在蘇聯監獄的下落。此外,他們積極與多國證人取得聯繫,並組織了很多有關尋找瓦倫堡的研討會。

遺憾的是,多年過去了,尋找勞爾瓦倫堡的親人及證人相繼去世,而他卻仍然下落不明。

問責、道歉和教訓

每當提起失蹤的瓦倫堡,很多瑞典人在感到驕傲之餘,未免感到難過和遺憾。隨著歲月的流失,這種交雜在一起的情感越來越強,因為人們不得不接受他再也回不來了的事實。

大量的資料公佈後,人們發現在瓦倫堡失蹤後的前幾年是營救瓦倫堡的最佳時機。恰恰在這段時間,瑞典政府卻對瓦倫堡失蹤案「無動於衷」,甚至在蘇共獨裁政權面前表現得「軟弱無能」。來自各方的批評指向瑞典政府和瑞典外交部。

國家資料館研究員隆格林先生說:「民眾對當時瑞典駐莫斯科大使瑟德布魯(Staffan Soderblom)的批評最為激烈。1945年瓦倫堡失蹤後,他對蘇聯領導人說瓦倫堡死在了匈牙利。他的言論帶有很強的誤導性,因為他的態度代表了瑞典政府。這等於是告訴蘇共政府,瑞典政府已經認為瓦倫堡死了。這直接導致了瓦倫堡長期被關在監獄。」瑞典資深外交官彥.路德維克曾對瑞典電台說:「很難理解當時瑞典政府的態度為甚麼這麼消極。可能是怕惹怒蘇聯。」

瑞典政府的消極態度令瓦倫堡的家人很失望。妮娜說:「派他去執行這樣危險的任務,卻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保護他。在他失蹤後,也從沒有向斯大林要求尋找他的事。他先是要面對德國納粹,後又獨自面對蘇共極權。瑞典政府的淡漠態度令人失望。」

時隔56年,瑞典首相約讓派爾森終於在2001年1月11日,代表瑞典政府向勞爾瓦倫堡的家人公開道歉,承認瓦倫堡失蹤案是「瑞典外交的失誤」。人們不禁要問,外交部的失誤是否通過道歉就將損失彌補了?

「永遠也彌補不了!」這是瑞典外交使節彥伊利亞森(Jan Eliasson)通過《瑞典日報》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對所有瑞典人和知道他的人來說,這是長久的疼痛,使人難以忘懷。他是一個抗爭極權和捍衛人權的重要楷模。他的事跡告訴年輕人,人人都可以從自我做起。」

歷史學家奘德(Zander)說:「首相親自代表政府道歉和外交部承認失誤,意味著尋找瓦倫堡的工作告一段落,人們應該開始總結和接受。然而令人深思的問題還很多。諸如為甚麼要怕蘇聯共產獨裁?為甚麼不願救瓦倫堡出來?為甚麼在美國、匈牙利、以色列等眾多國家將他視為英雄這麼長時間後,瑞典才開始承認他?」

一份針對此事件的民意測驗表明:德國納粹和共產極權都是人權的敵人,都令人唾棄。人們要接受教訓,告誡自己再勿懼怕極權政府,要向瓦倫堡一樣勇敢地站出來捍衛人權。

如今國際社會公認勞爾瓦倫堡是世界傑出的外交家,在全球各地有49座瓦倫堡紀念碑,瑞典軍事博物館的二樓專設了瓦倫堡紀念館,他的故事已經編入瑞典各中小學的教材,世界各國都有很多介紹他的書籍。正如歷史學家瑞琪所說:「勞爾瓦倫堡是個世界英雄」。與甘地、馬丁路德金等偉大人物不同的是,瓦倫堡解救的是其它國家的人。

偉大的瑞典科學家諾貝爾廣為人知;同樣,偉大的瑞典外交官勞爾瓦倫堡的名字,亦將會永遠刻在人類歷史的豐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