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

當本書面世之際，法國社會黨人、總理利昂內爾・若斯潘（Lionel Jospin）碰巧需要共產黨人的投票來組成議會多數派。於是，右派的演說者們在國民議會引用黑皮書，起身攻擊他的政府窩藏沒有為過去罪行懺悔的盟友。若斯潘回憶了戴高樂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組建的自由聯盟（這是公平的遊戲），以此進行反駁，只是為了更好地得出結論：與他們一同執政，他也很「自豪」（這並沒甚麼說服力，因為組建自由聯盟時古拉格還不為人所知）。這也不只是若斯潘情急之下才說的話；在他領導的左派看來，共產黨人儘管過去犯有錯誤，但仍屬於民主進步陣營，而右派則被懷疑對「法西斯主義者」讓-瑪麗・勒龐 （Jean-Marie Le Pen）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持溫和立場（要知道，保守派曾一度共同支持維希政府）。此事以非戴高樂主義者的右派走出議會而告終，而戴高樂主義者則尷尬地留在席位上。緊接著，這場辯論就延燒至電視和報刊。

其實，這場辯論也在本書的作者中引發分歧。所有作者都是研究學者，與共產主義歷史與社會學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 d’Histoire et de Sociologie du Communisme）及其評論性刊物《共產主義》有關。該機構由共產主義學術研究的先驅、已故的安妮・克里格爾（Annie Kriegel）創立，其任務是與俄羅斯較年輕的史學家合作，開發獲取蘇聯檔案的新渠道。同樣重要的是，這些研究人員都曾是共產主義者或其親密的同伴；正是如何評價他們共同的過去，引發了他們之間的分歧。因此，當《黑皮書》掀起可預見的政治風暴時，庫托伊斯兩個關鍵的合作夥伴——寫俄羅斯部份的尼古拉・韋爾特（Nicolas Werth）和寫中國部份的讓-路易斯・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都公開表示不贊成他更大膽的結論。

讓我們從這場辯論開始吧，它幾乎不是專門針對法國而言。無論何時何地，當我們提出「極權主義」這個概念，以及本世紀兩個極權主義在道義上的對等性問題時，都會引發辯論。因為認為納粹主義之邪惡獨一無二的看法現在已根深蒂固，以至於與其作任何比較都容易顯得不可信。

對納粹主義作出這樣的評價有幾個原因，其中最明顯的是，西方民主國家在二戰中組建了一種全球性的「民眾陣線」，來對抗「法西斯主義」。而且，相比納粹當時佔領了歐洲大部份地區，共產主義在冷戰時期只是從遠方威脅西方。因此，在這場新的衝突中，儘管民主面臨的風險和二戰時一樣高，但發起衝突的壓力明顯低很多；冷戰以「邪惡帝國」最後一任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投入冷戰終極勇士羅納德・列根總統戰友般的懷抱而告終。因此，共產主義的崩潰並未隨之帶來紐倫堡式審判，也沒有因此促成去共產化，嚴肅地將列寧主義從文明中剔除；當然，仍然存在具有穩固國際地位的共產政權。

我們持雙重看法的另一個原因是，納粹主義在其罪惡最猖獗時，因戰敗而崩潰，從而將其全部罪惡永遠定格在世界的記憶中。相比之下，共產主義在其邪惡高峰期卻取得重大勝利，從而贏得半個世紀的生命力。期間，發生了蘇聯部份清算史太林。此外，在一些國家，也有一些不成功的領導人試圖為這一體制賦予「人道色彩」（如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於1968年進行的改革）。最終共產主義喪失了活力。由於這兩種極權主義迥然不同的結局，納粹主義所有的秘密都在50年前得以曝光，而我們探查蘇聯的檔案還僅僅是開始，東亞和古巴的檔案甚至依然被封存。

更多的主觀因素，使人們在檢視歷史檔案時對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採取不同的態度。納粹主義對西方人來說，似乎更為怪異，因為它出現在文明歐洲的心臟，路德（Luther）、康德（Kant）、歌德（Goethe）、貝多芬（Beethoven）的家鄉，當然也是馬克思的家鄉。相比之下，共產主義還不算是個歷史怪胎。它出現在位於歐洲的俄羅斯邊陲——別忘了，幾乎也位於「亞洲」——那裏儘管出現過托爾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但文明從未紮下深根。

當然，納粹主義最根本的特徵就是大屠殺，這被認為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罪行，試圖滅絕整個民族。紐倫堡審判期間，為這一罪行創造了一個專有名稱——「種族滅絕」。猶太民族因此擔負起一項莊嚴的責任：讓世界秉持良知，銘記猶太死難者。即使如此，大眾對「最終解決方案」（譯者註：即納粹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方案）也是慢慢認識的，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才認識到。正是在這些年裏，共產主義逐漸發展成熟。所以，到共產主義垮台時，在這些截然不同的情境之間，自由世界對其兩大最新對手採用雙重標準已經長達50年。

因此，現在希特拉和納粹主義一直存在於西方的印刷品和電視中，而史太林和共產主義只是零星出現。前共產黨員這一身分不會帶有任何恥辱，甚至不會伴隨著任何懺悔；而過去與納粹主義的聯繫，無論多麼微弱，都會造成不可磨滅的污點。

因此，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保羅・德曼（Paul de Man）持續受到懷疑，其思想的實質受到歪曲。相比之下，多年來聽命於史太林，任法國共產黨文學雜誌編輯的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1996年卻躋身「七星文庫」（Pleiade）經典作家之列；新聞界飽含感情地讚美他的才能，對其政治活動卻幾乎保持緘默。（黑皮書再現了1931年他寫給克格勃（KGB）前身國家政治保衞總局（GPU）的一首詩）同年，一部受讚譽的電影《郵差》（II Postino）也對史太林主義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聶魯達（Pablo Neruda）及其事業感傷視之。早在1939年，他任智利駐西班牙外交官時，就充當了共產國際事實上的代理人。1953年，史太林死亡，聶魯達用一首令人作嘔的頌歌悼念他。人們因其政治立場而受到不平等對待，該清單可無限延長。

在東方，這種偏見則更加明顯。沒有任何古拉格集中營變成博物館，用以紀念其囚犯；赫魯曉夫推行「非史太林化運動」期間，所有的古拉格集中營都被推土機夷為平地。史太林受害者唯一的紀念碑是一塊不起眼的石頭。它從索洛維茨基（Solovki）群島位於北極的集中營被帶到莫斯科，並放置在盧比揚卡廣場（Lubyanka Square）旁邊，而前克格勃總部仍座落在那裏。人們必須穿過車流才能到達其所在地。沒有任何常客來參觀這塊孤零零的石板，除了偶爾出現的最多一束枯萎花束。相比之下，列寧的雕像依然高高佇立於大多數城市中心，他的乾屍也體面地躺在陵墓裏。

在整個前共產主義世界，幾乎還沒有一個責任人受審或受懲罰。的確，到處都有共產黨在政治場上角逐，但通常是以新名稱出現。在波蘭，前雅魯澤爾斯基將軍（General Jaruzelski）政府成員克瓦希涅夫斯基（Alexander Kwasniewski），於1996年擊敗反共運動的標誌性人物萊赫・瓦文薩（Lech Walesa）（無可否認，他是個無能的競選者），贏得總統大選。1994年至1998年任匈牙利總理的古利亞・霍恩（Gulya Horn），曾是該國最後一屆共產黨政府的成員，也是一個民兵組織的成員。這支民兵曾與蘇聯軍隊一道，幫助鎮壓了1956年的起義。相比之下，在鄰近的奧地利，前總統庫爾特・瓦爾德海姆（Kurt Waldheim）在其納粹背景被揭發後，立即在世界範圍內受到排斥。必須承認，西方的親共文人和現今東方的共產黨官員的確從未充當史太林的劊子手，但對他們的過去保持沉默，就意味著共產主義不比納粹主義糟糕嗎？

圍繞《黑皮書》的辯論有助於形成一個答案。一方面，自由派《世界報》（Le Monde）的評論家認為，孤立談及從金邊到巴黎的某個共產主義運動是不合理的。更確切地說，紅色高棉的暴行如同第三世界盧旺達的種族屠殺，或者亞洲的「鄉村」共產主義完全不同於歐洲的「城市」共產主義，或亞洲共產主義真的只是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

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傲慢論調，其言外之意是，從社會學角度來說，將各種運動合起來看，只是一種策略，是為了獲得更高的死亡數字，來對抗共產主義、對抗所有左派。保守派《費加羅報》（Le Figaro）的評論員將還原主義社會學唾棄為一種為共產主義脫罪的方式，並回答說，全世界的馬列主義政權，都是同一個意識形態和組織模子刻出來的。這一中肯的觀點也帶有警告性的潛台詞：無論哪一種社會主義者，都不可被信任去抵制極左派無時不在的惡魔（那些人民陣線當時出現畢竟絕非偶然）。

然而，如果我們讓有分歧的《黑皮書》作者們對這一爭議進行仲裁，我們發現他們在此問題上毫無分歧：列寧主義模式確實被用於所有曾經的「兄弟」黨派。毫無疑問，該模式被以不同的方式應用於不同的文化背景。正如馬格林所指出的，在俄羅斯，鎮壓的主要實施者是一支專門組建的政治警察部隊，名為Cheka（契卡），後來先後更名為GPU（國家政治保衞局）、NKVD（內務人民委員部）、KGB（克格勃）；而在中國，鎮壓的主要實施者是「人民解放軍」；在柬埔寨，則是持槍行凶的青少年，他們來自農村。因此，在亞洲，對民眾的意識形態動員比在俄羅斯更深入。然而，在每個地方，目的都是鎮壓「人民的敵人」——如列寧早先所稱的「像害蟲一樣」，共產主義由此開始把對手「動物化」。此外，從史太林到毛澤東、到胡志明、到金日成、到波爾布特的繼承方式非常清楚，每個新領導人都從其前任那裏接受了物質上的援助和思想上的啟發。回到開頭說，波爾布特最初於1952年在巴黎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當時，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和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這樣的哲學家正在解釋恐怖如何能夠成為「人文主義」的催生因素）。因此，如果辯論停留在量化暴行（quantitative atrocity）這一層面，雙重標準就崩潰了，共產主義會表現為一個更加邪惡的極權主義。

但是，如果辯論轉向定性罪行（qualitative crime）這一層面，這個結果就容易被逆轉。這裏的決定性因素又是大屠殺，它是納粹主義獨一無二邪惡本性的證明。的確，這個標準已經變得很普適，以至其它受迫害群體，從亞美尼亞人到南北美洲的土著居民（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都借用「種族滅絕」這個詞來描述他們自己的經歷。這些經歷被隱諱地比作大屠殺，其中很多比擬被斥為不合理，甚至誹謗，這不足為奇。事實上，一位受尊敬的研究人員在《世界報》上發表的一篇情緒過激的專欄文章，就譴責庫托伊斯的導論是反猶太主義。

此外，還有其它不那麼情緒化的論點，賦予納粹恐怖以顯著的獨特性。每個地方的刑法，都是根據動機、所用手段的殘酷程度等，來區分謀殺罪的等級。因此，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很久以前、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在近來雖都毫不含糊地指出共產主義的邪惡，但把為實現政治目標的滅絕與為滅絕而滅絕區別看待，無論那個政治目標是多麼邪惡。從這個角度看，共產主義再次給人感覺還不如納粹邪惡。

然而，這個似是而非的區別很容易被徹底推翻。特別是東歐異見者們認為，以崇高理想比以卑鄙理想的名義進行大屠殺更加邪惡。畢竟，納粹從未假裝善良。相反，共產黨人則吹噓其人道主義，數十年來欺騙了全世界數百萬人，因此犯下最大規模的殺戮卻不受懲罰。再者，納粹也沒有以意識形態儀式將其受害者斬盡殺絕；相反，共產黨人則通常強迫其獵物在簽字的口供裏認「罪」，從而承認共產黨路線的政治「正確」。最後，納粹主義是個獨一無二的案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並不真正具有競爭力），而且它沒有向全球蔓延。相反，共產主義的普遍性允許它如癌細胞一般在全球擴散。

阿蘭・貝桑松（Alain Besançon，譯者註：法國歷史學家）強力表達的最終立場是，殺人就是殺人，無論意識形態動機為何；對於同樣死去的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受害者來說，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譯者註：美籍猶太裔政治理論家）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也表達了這樣的絕對對等性：兩種體制屠殺其受害者，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甚麼（比如反抗這個政權），而是因為他們的身份，無論他們是猶太人還是富農。從這個角度看，一些人認為，小資產階級的「富農」一詞更有彈性，因此不如生物學上的「猶太人」一詞更有致命性；這種區分是無效的：社會階級和種族劃分同樣是偽科學。

不過，這些定性的觀點沒有一個能「成為定論」，這與通過實證確定的受難者人數不同。既然對於政治「邪惡」的程度沒有共識，一些研究人員會聲稱，所有的價值判斷僅僅是表達其持有者的意識形態偏好。

因此，這些「實證主義」社會科學家斷言，道德問題與了解過去無關。一個例子是，近來有一本書專門講述現代歐洲的政治告密風。該書的導論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實：1939年，蓋世太保僱用了7,500人，相比之下，NKVD僱用了366,000人（包括古拉格人員）；共產黨使告密成為一項義務，而納粹黨則沒有。但該書並未從這些對比中得出任何結論，相反，卻告訴我們，在這兩種制度下，全體民眾被指定將告密作為「日常實踐」，並且這是為了自我晉升的緣故，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緣故。我們還被進一步告知，在革命前的俄國農村，告密之風盛行；在法國雅各賓派掌權時期、英國清教徒受迫害時期、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時期以及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告密達到頂峰。其實，這篇導論中列舉的所有「獵巫狂潮式」的告密風確實有一些共同的特徵。

然而，問題是，這種觀點將無處不在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簡單歸結為人類學問題。隨著這一目的的達成，編輯們泰然自若地向我們斷言，與漢娜・阿倫特的觀點相反，「納粹／蘇維埃的相似之處」還不足以使告密成為「『極權主義』所特有的一種現象」。更重要的是，納粹／共產主義制度與西方制度的差異「不是定性的，而是定量的」。由此暗示，把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兩者的恐怖等量齊觀，實際上成了冷戰時期的謊言。這正是25年來基於「修正主義」和社會還原主義的蘇維埃學研究的意識形態潛台詞。

同樣地，這種就事論事的方法認為，共產主義的恐怖，並非特別具有共產主義性質，似乎納粹主義的恐怖也不特別具有納粹性質。所以，在人類學的大片灰色模糊的區域中，血腥的蘇聯實驗被普通化了；蘇聯只是普通改朝換代的產物，邪惡程度和任何其它政權不分伯仲。但這顯然是胡言亂語。要想對過去有任何真正的了解，我們必須回到道德判斷的問題上——事實上，作為人類，我們也必須這樣做。

道德主要是一個永恆真理或先驗規則（transcendental imperatives）的問題，然而，在20世紀，情況已不再如此。它首先是個政治忠誠的問題，也就是關於如何劃分左派與右派的問題。他們可大致定義為：一方以富有同情心的平等主義原則為優先，另一方則強調審慎的秩序。然而，這兩個原則都不能完全單獨應用而不摧毀社會體系。因此，一方面，人們面臨著追求平等的不可抗拒的壓力，另一方面，等級制度在功能上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這令當今世界陷於持久的緊張之中。

在對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的暴行進行任何量化評估時，正是上述這種局面，給予了共產主義對納粹主義永久的質的優勢。共產主義一開始就宣稱致力於實現普世的平等，而納粹只抬出了不知廉恥的民族利己主義。正是這一特徵，使納粹在西方國內政治中受到關注。在小的方面，它們的行為是可比的，但它們的道德光環是對立的。這樣，我們就涉及到辯論的關鍵點：一個有道德的人「不會把左派視為敵人」（no enemies to the left）。以此觀點看，抓住共產主義罪行的罪行不放，只會「給右派以可乘之機」——如果反共產主義的真實意圖確實不是反自由主義的話。

本著這一精神，《世界報》的主筆認為，《黑皮書》不合時宜，因為把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等同視之，就消除了「讓極右翼合法化的最後障礙」。極右翼是指勒龐（Le Pen）。誠然，勒龐的政黨和歐洲其它地區散布仇恨的類似排外運動，代表著一種令人恐慌的新現象，這當然令所有的自由民主主義者感到擔憂。但絕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共產主義的犯罪歷史應當被忽略或最小化。這樣的觀點，只不過是新的歷史條件下薩特（譯者註：其法語原名Jean-Paul Sartre，法國20世紀的哲學家，法國無神論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馬克思主義最積極的鼓吹者之一）出名詭辯的變種。這種詭辯聲稱，應當對蘇聯集中營的罪行保持沉默，”pour ne pas descsperer Billancout”（目的是不讓法國比揚古（Billancourt）的汽車工人陷入絕望）。對此，薩特曾經的同事加繆（Albert Camus）很久以前回應說，事實就是事實，否認它，就是嘲弄人性和道德的原則。

事實上，這種詭辯的持續存在，恰恰說明了《黑皮書》為何如此適時應景。那麼，究竟是書中甚麼內容激起了反響？本書並未自稱具有獨創性。對於共產主義所造成的人員傷亡，它根據我們現今所知提供了一份清單。只要可能，我們都以檔案為依據，其它情況下則利用了可得的最佳間接證據，並適當考慮了量化的難度。而且，正是這份清單的嚴肅性賦予本書以力量；的確，當它帶領我們從一個國家來到另一個國家，目睹了一場又一場的恐怖時，累積的影響勢不可擋。（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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