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上學。但印度沒有免費教育，如果我沒有來到塔司馬尼亞的霍瓦區，可能一輩子都沒有機會接受教育。跟澳洲其它地方一樣，此地深具盎格魯撒克遜的風格，不過也有幾個來自其他國家的小孩，而我跟其他兩個來自中國與印度的學生還得額外多上英文課。
雖然我已經習慣身邊的膚色與文化差異，但跟其他人的感覺一樣，我的存在其實很突兀，尤其我有一對白人父母。其他的孩子談起自己的家庭時，會說他們是怎麼從其他國家或是從墨爾本過來，他們也會問我從哪裏來，但我只能回答「我來自印度」。即使我給出答案，其他小孩依然很好奇，想知道我為甚麼會與白人家庭一起生活。
媽媽為此多次參加學校的家長會和親師座談會，告訴其他人關於我被領養的緣由。我的同學們也滿意地接受答案，之後就沒再多問。
我不記得自己曾在學校裏受到種族歧視，但媽媽卻說其實是有的，只是我沒有意識到而已。或許這也是從頭開始學習當地語言的好處。有一次我問媽媽：「『黑鬼』是甚麼意思？」這個問題讓她很難過。還有一次，我們排隊登記參加一項運動隊伍，爸爸聽到前面一名婦人說：「我不想和那個黑小子同一隊。」
我無意淡化這些言語背後的意義，但相較於我聽過其他非英裔白人的經歷，我覺得自己的情況還不算太糟，也覺得我的成長之路並未受到任何種族歧視的傷害。
但對爸媽來說，感覺可能大不相同。我聽說當地專門籌辦晚宴與舞會的印度文化協會是以負面眼光看待我們家。那是荷伯特當地的大型印度團體，成員來自斐濟、南非和印度本國，有一段時間我們經常參加協會舉辦的活動，也樂在其中。但爸媽注意到旁人經常以狐疑的眼神觀察我們，並認為讓白人從印度領養印度小孩是件錯誤的行為。
不用說，我對此根本不以為意。
我們參加的另一個組織是澳洲跨國孩童援助協會（ASIAC），這個組織專門協助領養海外兒童。媽媽非常積極幫助其他澳洲家庭應付不斷改變的領養手續，以及當事人所要面對的挑戰。透過該組織，我遇見了其他飄洋過海來到澳洲、住在多人種家庭的小孩。媽媽告訴我，我們第一次參加ASIAC野餐時，我看起來有點意外——可能是有點失落——因為發現原來我不是在荷伯特「唯一特別」的孩子。
儘管有這些難堪的經驗，我還是交到了新朋友，其中一個是印度男孩拉維，他跟他的新家庭住在朗瑟士敦，剛開始的前幾年，我們兩家人還時常來往。
ASIAC也幫我聯繫上其他同樣來自那瓦濟凡之家的孩子。我最要好的朋友阿薩拉是跟著新家庭住在維多利亞省的溫奇爾西河邊，我們兩家人也一直透過電話保持聯繫。在我抵達澳洲一年後，我們所有人選在墨爾本聚會，還有其他兩個被領養到澳洲的小孩阿布杜和穆沙也一同加入，大家一起到動物園玩。
我很開心見到熟悉的面孔，大家都忙著比較各自的新生活，也拿之前在孤兒院的日子做比較，雖然孤兒院不算太糟，但我想我們沒人願意再回到那裏。在我看來，大家都跟我一樣快樂。
同一年的下半年，索德太太也出現在荷伯特，陪另一名被領養的孩童阿撒過來，我記得在孤兒院見過他。我很高興能再次見到索德太太——她一直都很照顧我們，是我在印度走失期間遇見過最友善、最值得信任的人。
我想，她肯定很高興看到她所幫助的孩子們能在新環境中展開新生活。索德太太經手處理過許多悲劇，但我相信她所得到的回報也是無量的。有些被領養的人可能不知道這過程有多辛苦，但索德太太在澳洲見到她幫助過的孩童與新家庭，肯定能讓她帶著滿滿的動力回到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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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歲時，我的養父母從印度領養了第二個小孩。我非常開心能有兄弟。事實上，我在印度最想念的人是小妹。在聖誕節人家問我最想要甚麼，我通常會說：「我想要跟謝姬拉在一起。」
我當然也非常想念親生母親，但打從一開始，我的新媽媽就扮演著非常棒的母親角色，加上有爸爸在身邊更讓我倍感開心。他們無法取代離開生母的遺憾，但也盡力弭平我的失落感。我生命中真正缺席的人——尤其是對某個沒有父母在身旁陪伴、長期獨自在家的小孩而言——就是兄弟或姊妹。（待續）◇
——節錄自《漫漫歸途》／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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