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饑荒年代的施捨
那年月，每人每月憑糧票的定量只能吃二十來天。父親長期勞累加上營養不良，肝臟腫大，繼而半聾了。母親的腳面也出現腫脹。冬季的一天，她把兩張整斤的糧票給了一個上門乞討的老大爺。我生氣了，她朝我笑了笑，淡淡地說了句：「比起他來，我們不強多了嗎？」
三面紅旗初嘗苦 三年饑荒雪上霜
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的開展。學校、街道、所有單位都建起了「煉鋼爐」。父親的單位也在上海遠郊瀏河建立了「煉鋼基地」。為響應「鋼鐵元帥升帳」的號召，父親捲起鋪蓋和同事們放下斧子、鎯頭，操起了鋼釺，煉起鋼來。一人單身在外，吃用開銷一樣少不得，而一家人的開支這麼一份，就顯得窘迫了。加上里弄裏搞了「街道人民公社」組織的食堂，每個家庭不開伙（實際上也開不出伙，因為每家的鍋、鏟、杓，凡能與鐵器搭上邊的全上交給公社去煉鋼了）。
每家每戶必須拿錢與糧票換得飯票與菜票，然後去食堂買飯菜。自然這飯、菜除了成本，還得加上場地費、人工費用等等，比起自家開伙，支出就多了許多。日子一下變得艱難起來。
記得那時，中午就在我們家後門弄堂裏（200弄32號）的徐大媽家（里弄食堂所在地）買半斤到10兩（舊制，一斤為16兩，每兩約31克）米飯，買一個菜一個湯。我、弟弟、母親三人分而食之。母親總是藉口忙著趕活，讓我們先吃。11歲的我加上9歲的弟弟正是貪吃的當口，每人盛上一大碗飯，所剩就無幾了，最後母親把我們吃剩的湊在一起默默的吃完，又繼續她的縫紉工作。而晚上則是用鋼精鍋（鋁製品，無法煉鋼所以倖存了下來）熬上一鍋粥，全家灌個飽，留下些許，第二天充當早餐。
偶爾能弄到一根油條或一個炊餅，她總是以吃不慣油炸食品為由，讓我們倆分著吃。不懂事的我們哪裏體會得到母親心中的甘苦艱辛啊！這樣的日子熬了將近大半年，搞得怨聲載道，最終食堂垮掉了，每家又可自己開灶起伙了。不料，更艱難的日子也來到了。1958年大折騰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三年「大饑荒」。對我們家來說，真可謂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了。
1959年秋，我13歲，弟弟讀小學四年級，都是能吃能喝的時光。父親單位的「鋼鐵基地」折騰了一年多，煉出了一大堆沒用的鐵疙瘩（也不知道是否被當局統計進1070萬噸之內）。最後終於關門大吉，父親也回到上海。這就苦了母親一人，彷彿她是女人，飯量就一定會小，每到吃飯的時候，她總是拿起針線坐到一邊，讓我們三個男人先吃，最終才去收鍋底，把剩下的一點鍋巴泡上湯水充飢。（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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