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槍聲,驚醒父親
父親是中學音樂和美術教師。文革末期,我聽見父親教學生唱一首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標語口號似的歌詞,讓我覺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親又在練唱那首歌,我實在忍不住,就大著膽子對父親說:「好甚麼好?看把你打成那個樣子!」父親朝我投來狠狠的一瞥,那眼神裏有真正的責備,認為我的話,簡直是大逆不道。但他並沒有說甚麼,足見他也找不出甚麼理由來說服我。
父親迷信「毛主席」,認為甚麼都是別人的錯,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後期,乃至文革結束後許多年,父親都持這種固執。為此,十多歲的我,常跟父親爭得面紅耳赤。這些爭論,大都發生在長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嶇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親,每隔幾周,就需翻山越嶺,從一個小鎮,徒步遠行到另一個小鎮。一日跋涉幾十華里,或者為了捕魚謀生,或者為了探望在另一個小鎮做苦工的姐姐或哥哥。
父親真正覺醒,是到了1989年,在「六四」的槍聲中。他的兒子,我,因呼喚民主而被共產黨投入大牢。連親人探視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好幾次,父親揹負沉重的行囊,輾轉萬里,從四川老家,來到廣州,只巴望能看上兒子一眼,卻被公安局無情地拒之於門外。父親曾投宿於我留在中山大學的單身宿舍裏,無望地等著我「出來」。一個來月間,眼看著野蜂在那宿舍的窗下築了碗大的巢,兒子依然杳無音訊。我不能想像,望眼欲穿的父親,離開紅塵滾滾的廣州時,是怎樣的老淚縱橫、步履踉蹌!
被關押一年後,沉沉黑獄中,突然收到一封戀人泓寫自上海的信。信中有關父親的幾句話,猛撞了我的心房。泓在信中道:「陳伯伯想到廣州做燈,養活你……被我勸阻了……」(做節日燈,是父親的一種手藝。)天啦!父親把我拉扯成人,歷盡多少艱辛,好不容易,才熬到我讀完研究生。我工作兩年,還沒來得及盡一份孝心,難道如今,還要六十多歲的老父,再來廣州賣苦力,養活我這個百無一用的囚徒?我緊攥著信紙,第一次,在看守所,忍不住大放悲聲。
出獄後,發現父親變了。再也沒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跡。父親完全看穿了共產黨的本質。他理解兒子,理解民主,對我的所思所為,不僅沒有半點責備,而且毫無猶疑地,予以贊同和支持。(3)◇
(選自《不受歡迎的中國人》/附錄:我的中國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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