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槍聲，驚醒父親
父親是中學音樂和美術教師。文革末期，我聽見父親教學生唱一首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標語口號似的歌詞，讓我覺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親又在練唱那首歌，我實在忍不住，就大著膽子對父親說：「好甚麼好？看把你打成那個樣子！」父親朝我投來狠狠的一瞥，那眼神裏有真正的責備，認為我的話，簡直是大逆不道。但他並沒有說甚麼，足見他也找不出甚麼理由來說服我。
父親迷信「毛主席」，認為甚麼都是別人的錯，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後期，乃至文革結束後許多年，父親都持這種固執。為此，十多歲的我，常跟父親爭得面紅耳赤。這些爭論，大都發生在長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嶇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親，每隔幾周，就需翻山越嶺，從一個小鎮，徒步遠行到另一個小鎮。一日跋涉幾十華里，或者為了捕魚謀生，或者為了探望在另一個小鎮做苦工的姐姐或哥哥。
父親真正覺醒，是到了1989年，在「六四」的槍聲中。他的兒子，我，因呼喚民主而被共產黨投入大牢。連親人探視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好幾次，父親揹負沉重的行囊，輾轉萬里，從四川老家，來到廣州，只巴望能看上兒子一眼，卻被公安局無情地拒之於門外。父親曾投宿於我留在中山大學的單身宿舍裏，無望地等著我「出來」。一個來月間，眼看著野蜂在那宿舍的窗下築了碗大的巢，兒子依然杳無音訊。我不能想像，望眼欲穿的父親，離開紅塵滾滾的廣州時，是怎樣的老淚縱橫、步履踉蹌！
被關押一年後，沉沉黑獄中，突然收到一封戀人泓寫自上海的信。信中有關父親的幾句話，猛撞了我的心房。泓在信中道：「陳伯伯想到廣州做燈，養活你……被我勸阻了……」（做節日燈，是父親的一種手藝。）天啦！父親把我拉扯成人，歷盡多少艱辛，好不容易，才熬到我讀完研究生。我工作兩年，還沒來得及盡一份孝心，難道如今，還要六十多歲的老父，再來廣州賣苦力，養活我這個百無一用的囚徒？我緊攥著信紙，第一次，在看守所，忍不住大放悲聲。
出獄後，發現父親變了。再也沒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跡。父親完全看穿了共產黨的本質。他理解兒子，理解民主，對我的所思所為，不僅沒有半點責備，而且毫無猶疑地，予以贊同和支持。（3）◇
（選自《不受歡迎的中國人》／附錄：我的中國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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