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國故事 橫渡恐懼之海

漫漫流亡路，故國遙遠

依然受到當局的跟蹤和監視，還時不時地被傳訊。身體走出了監獄，精神還困在監獄中。其實，整個中國，對我而言，就是一個大監獄。此時，公安官員對我暗示：如果想出國，願意協助辦理護照。我說，已經三十多歲了，出國恐無法生存。公安官員於是對我明說：我們對你不放心，「像你這樣的民運人士，要麼一次又一次地坐牢，要麼出走海外。」

公安奉勸出國，踏上流亡之路

多次談話間，廣東公安官員的口氣，還流露出一絲對我個人的善意，暗含的意思是：「走吧！你還是走吧，趕緊走吧！你又鬥不過這個政府，何必白白地犧牲？」在廣州，我曾從一些與政府相關的人士口中，聽到這樣一個說法：「八九那一年，廣東政府之所以遲遲沒有抓你，直到北京『六四』屠城兩個月後才抓你，就是暗示你逃亡。給你時間，你卻不逃亡！」

這個說法，無法得到核實。實際上，天安門事件後，中共當局對付異見人士，主要就是兩種手段：投入監獄，或者流放海外，定將異見人士與中國民眾相隔絕。由此，中共獨攬朝綱，死守既得利益。「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時至二十一世紀，北京統治者腦袋裏，淤塞的，依舊是古代封建統治者的遺訓。

我思量，在嚴密監控下，留在國內，一時也難有作為，不如暫且出走，放眼看世界。於是，通過國際人權組織的幫助，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我以訪問學者身份，踏上流亡之路。1996年隆冬，我前往美國。途經香港時，想起肥胖港警那句侮辱性的話，不禁仰天長歎：我就像古代人物宋江或劉備一樣，無數次落難、受辱，但也終有脫離苦海的一天。冷風中，揮別故國，禁不住潸然淚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年拒絕我的香港，竟成為我流亡生涯中，唯一能造訪的一小塊中國土地，儘管，它很不像中國。

厚重的國門，在身後關上。漫長的流亡，從此開始。從國內到國外，體會新的「圍城效應」：早先想出來，後來想回去。最初幾年，思鄉心切，思鄉成疾，常常夜不能寐。睡夢中，竟多是童年場景：川北小鎮，崇山峻嶺，漲水季節咆哮翻濁的倒溪流。恰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