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司徒華叔泉下有知，看到今日法庭的支聯會案審訊，控方文件多處提及他以前的發言，不知會有何感想？那6個曾在他口中重複過無數次的字眼，如今被律政司定義為「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非法手段。那些關於「非法目標」的法律修辭，像是一層層冰冷的裹屍布，試圖將1989年香港人最純粹的愛國情懷與民主願景，重新定義為一場預謀已久的犯罪。

司徒華，代表著一種早已絕跡的「香港式古典愛國主義」。華叔那一輩人，骨子裏是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儒家擔當。他對中國的熱愛，不是那種為了陞官發財、旗幟鮮明的投名狀，而是一種近乎苦修的、帶著批判與期許的深沉眷戀。

現在控方文件羅列了支聯會的資產淨值、成員團體、以及六四紀念館裏的明信片和記憶棒。文件說，這些都是為了「激起民眾對國家政權的厭惡」。其實，華叔從不需要刻意「激起」甚麼。他只是像一個嚴厲的校長，指著歷史教科書上被塗抹的那一頁，告訴後來者：人不能活在謊言之中。

文件提到「支青組」，華叔晚年最憂心的，莫過於火種的傳承。他總是在晚會結束時，看著那一張張年輕的臉龐，眼中閃爍著期盼。他認為「香港的民主運動，已經成為中國民主運動一部份」。這在當時是多麼大氣、多麼自信的香港情懷？那時的香港，自命為中國的燈塔，試圖以一己之光，照亮母體前行的道路。

然而，時移世易。當年的「五大綱領」，如今在法律的顯微鏡下，被解構成了「推翻、破壞憲法所確立的根本制度」。華叔當年推動的，是「建設民主中國」。在他的邏輯裏，民主與愛國是一起的，是為了讓國家更好地發展。但如今，法律的界限已經劃定：在憲法序言面前，任何關於權力結構的異議，都可能觸碰「非法手段」的雷區。

如果華叔還在，他大約會扶一扶眼鏡，淡淡地說一句：「歷史自有公論。」六四紀念館裏的那些展品，被控方視為「針對國家的負面內容」，但在華叔眼中，那是血寫的事實，是民族走向文明必須跨過的門檻。

現在，他的戰友們——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正坐在被告席上，承受著他當年或許已經預見到的重量。控方文件中詳述了他們在《國安法》生效後的言行，如何堅持那6個字，如何維持支聯會。這種堅持，本質上是對司徒華精神的守靈。

思念華叔，也是在思念那個曾經可以容納理想主義的香港。那時的香港，雖然是一塊「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卻擁有容納異見的雅量，擁有守望真相的勇氣。華叔的存在，本身就是香港軟實力的體現 —— 一個能讓全世界看到中國人也可以擁有獨立人格與民主素養的地方。

今夜，維園無火，法庭有聲。在那些厚重的法庭文件中，司徒華這個名字，已經化成了一個政治符號。華叔，你走得正是時候，避開了這場令人窒息的時代。當「結束」被定義為「顛覆」，當「記憶」被定義為「煽動」，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讀著你的回憶錄，在心底為那個「建設民主中國」的殘夢，再點一盞無形的燈。

歷史的長河從不因一紙公訴書而改道。正如你當年的輓聯所言：「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

（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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