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層多重因素 港電影今非昔比 恐削弱港軟實力

前澳門特首何厚鏵侄兒、香港立法會議員何敬康稱，剛過去的周六晚與太太到港島鬧市某戲院，但是由他們二人「包場」，在FB發文反問「香港電影市道有幾大鑊？」有電影人指，香港電影的困境源於香港電影業的生態有「山頭文化」，題材愈趨單一，出品少有佳作，加上，近年《毒舌大狀》、《九龍城寨之圍城》等幾齣票房不俗的港產片都是「曇花一現」。

何敬康的帖文指，他與太太看的是恐怖電影，「已經算係具娛樂性嘅大眾類電影」，但只有他們2名觀眾，「周末賣飛都差成咁，平日市況更加難以想像」，反映香港的電影院市道加上消費市場確實低迷，令人擔心，自己未想得通如何走出此情況。

今年來6戲院結業

翻查資料，2023年聖誕檔期（24至26日）香港票房總收入僅1,959萬元，較前年同期逾3,200萬元下跌四成，創20年新低。

香港票房有限公司數據顯示，2023年中西票房全年總收入為1,433,169,125元，倒退回2011年（1,392,170,518元）水平。今年上半年（1月1日至6月30日），即使有過億票房的《九龍城寨之圍城》加持，票房總收入為640,062,694元，與去年同期的771,861,137元比較，仍少約17.08%。

今年以來，香港已經有6間戲院宣布結業，計有旺角朗豪坊「Cinema City」、銅鑼灣總統戲院、MCL海怡戲院、九展星影匯、嘉禾啟德、九龍城影藝戲院。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8月表示，影藝九龍城開業5年租約期滿便結業，一定是在商業上各方未能達成共存方案，投資方轉為觀望態度，自己早在今年第二間戲院結業時，形容過情況很嚴峻。

電影業務收益反覆下跌

早在疫情開始前，電影的業務收益已經從2008年第三季的高峰反覆下跌（見表）。翻查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電影的業務收益指數，2015年按季平均指數100，2008年第三季以166.6創2005年有紀錄以來新高。

近年高峰則在2019年第二季，達到108.8，之後急跌至疫情期間2020年第三季的49.5。雖然之後疫情緩和，一度升至2021年第四季的87，但是隨後第三波疫情爆發，就急插至2022年第一季有紀錄以來的38.6新低。

即使在疫情過後，2023年第一季的指數回升到89.5，但是後勁不繼，一度急插至同年第四季的57.8，今年頭兩季，分別只回升到77.4及79.7。

業界人士批業界訓練觀眾看明星

一名在1990年代加入電影界的匿名人士向本報表示，香港電影衰落，是業界生態及出品的問題。

他直言，加入電影界後，戲票越來越貴，但「你（電影界）畀緊咩嘢（電影）人睇？（你拍甚麼電影給觀眾看？）」演員陣容方面，部份擔任主角的演員演技欠佳，但是受觀眾歡迎，「觀眾入去是看戲還是看明星？你今日去看電影，會看這部電影戲軌好像幾好，從而入場看看；還是哪個人做，從而入場看？這已經是很大問題」，批評業界訓練到觀眾看港產片是入場看明星，主角不濟，就找其他更不濟的演員襯托，「是否因為業界從無教育觀眾，甚至教觀眾一個錯的觀念，令到當你越來越不行的時候，就無觀眾入場？」

他說，Netflix等網上平台在一些電影上畫不久後就買入播放，對戲院入座人數有影響，但是同時指出，如果一齣電影質素高，觀眾就會入戲院先睹為快。

業界有山頭文化

他說，香港30多年來演員陣容大致不變，同樣情況亦出現在幕後，「唔係個班底就無嘢撈（不是那個班底就無工作）」，具有山頭文化，有情況是有實力的人遭忽視：「有料無人搵（找）你，因為他自己無料」，業界亦視乎幕後人員工資是否夠便宜，相關人士是否懂得「埋堆」，影響電影出品質素。

另一方面，影視工作者袁廸旗曾經在2021年撰文，指出香港電影現今之困局，不能只怪責疫情及政治之影響，行業中曾經有不少前輩向後輩強調，不要對行業、社會等有太多的批評，否則只會影響其工作機會。袁又指出，有人過於強調年青影人不要計較報酬，當年青影人因經濟壓力而不得不放棄電影工作時，卻以「不能吃苦」來形容，反問「香港電影有良好的環境給畢業生發展，以及留住人才嗎？還是自我推動人才流失呢？」

台前幕後新人發展受限

該電影界中人又指，香港演技好的人很多，「但全部你們不認識」，例如香港話劇團、中英劇團等「是旦（隨便）執一個，啲戲都好過曬（部份電影明星）」。他再舉例，2013年電影《狂舞派》主角蔡瀚億，在該片大收旺場之後，鮮有機會在其它電影再擔當主角。

為何近年《毒舌大狀》、《九龍城寨之圍城》等港產片能票房過億？該電影界中人認為，《毒舌大狀》反映社會不公，「毒舌大狀出來畀返公平大家」。即使《九龍城寨之圍城》叫座，籌備拍第二集，他質疑「如果係差不多嘢，又係嗰啲人，又係嗰啲假髮，戲軌又差不多，你哋又會唔會買單？」形容上述兩片「曇花一現」。

他預料即將上映，由黃子華、許冠文主演的《破地獄》，因演員實力及新穎題材會有熱潮，但是整個市道積累很多問題，出路唯有是「靠自己」。

他說，自己正在同其他電影界人士找新出路，找有實力的人拍電影，作品在不同的平台放映「打返轉頭」，「好過用出名的演員。出名不代表好戲，出名的導演、出名的監製，又是拍回那些東西，又是一潭死水！」

對於業界舉辦「鮮浪潮」短片節發掘新血，該電影界中人認為是好事，更直言「一部鮮浪潮拍的，或者都好過你而家班友做的」，但是指出得獎者之後在參加政府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中，往往被要求起用比較出名的監製。除此之外，有電影拍成後，在首映、慈善場後就銷聲匿跡，因為香港大多戲院不是電影公司擁有，院線認為無叫座力，就往往沒有戲院肯將之上畫，除了獨立經營的高先電影院、寶石戲院、影藝戲院。

影視工作者袁廸旗的文章亦提到，近年不少演員不收片酬出演新晉導演的作品，大多都屬於「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質疑「為何一個政府支援的計劃，因為製作成本問題，出現演員無酬演出呢？演員無酬協助新導演成為常態，真的值得歌頌讚賞嗎？還是突出了支援計劃的缺憾呢？」

題材受限

該電影界人士透露，香港電影業界開拍電影，是「我要幾多，就問佢（投資者）攞幾多」，沒有考慮最終收益，「你蝕本關我嚒事？下次就找下一個『水魚』」，之後又會到大陸找投資者。

加上之後電影有所限制，例如大陸當局的題材限制，甚至禁止唐代古裝「暴露」的禁令，均令電影發展受阻，「為何人家會拍那些？因為對他們（電影界）來說，這是唯一可以行的路」，禁令一下不能上畫，「今日安全不代表明天安全」，「還有無老細肯投資？」香港電影資金多來自大陸，為保能在大陸上畫，亦要「跟規矩」。

國安陰霾投資者等步步為營

另一方面，2020年《港區國安法》訂立後，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田啟文表示，像《無間道》這種片已不能拍，「『點可能警隊裏面會有臥底呀？你咁樣係中傷！』但係電影是需要有矛盾的！內地觀眾為何鍾意香港片？就是因為內地是看不到的，但你現在如果拍內地的戲，我何必看你？」他並擔心因國安法是重罪，「如果你告訴我紅線在哪裏，我可以躲開，但現在我只能一刀切，碰都不去碰」。

政府2021年提出修訂電檢條例，要求充份考慮國家安全因素。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當時已經指出，業界最擔心在製作過程中誤墮法網，重申國安法的紅線無客觀標準，只能「見步行步」。他又指，新指引存在許多灰色地帶，「作為投資者，你話犯法，幾千萬就無咗」，並批評當局沒有說明何謂「不利」國家安全，認為修例不大影響傳統電影投資者投資意欲，但會令新投資者或「行外」投資者因多了制肘而卻步，直言大陸電影審查制度的情況或比香港更好，因為大陸是電影局先審查過劇本才開拍，而香港是拍完電影再審查，相比之下香港的投資者風險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