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常的社會中，每個成員都有權利享有安全與自由的保障，這是政府的基本職責。在現實中，每個國家地區的安全程度和人權自由狀況各不相同，沒有盡善盡美的實例。在對現實的分析中，一些人得出安全和自由不能兩全，是此消彼長矛盾關係的結論。
美國憲法保障的持槍權是最常被攻擊的過度自由的實例。美國各地的槍擊案件被頻繁報道，持槍權被認為是治安狀況惡化的根源。在其它類似的民主發達國家（如歐洲、澳洲、亞洲的日韓等地）並不允許平民持槍，惡性槍擊案件則幾乎沒有。這樣的對比似乎印證了限制自由對提高社會安全的積極作用。
這樣的結論十分符合一些不尊重自由人權的政權的胃口。比如中共政府，在其控制的媒體宣傳中就集中攻擊美國自由帶來的混亂。在對外宣傳中國社會面貌時，則營造出一種雖然這裏不具有西方氾濫的「自由」，但因此維持了極高的社會安全標準的感受：嚴管槍枝，從未發生過校園槍擊案；天網錄像頭密布，國際友人丟失的單車幾小時就迅速找回。只要放棄一點點微不足道的自由和私隱，就能換來更高的安全保障。這樣的理論對不少人是極具吸引力的，因此也有大量海內外輿論為極權政府背書。但是盲目的放棄自由真的能換來安全嗎？其後果又是甚麼？
以自由換安全，其背後有兩層邏輯。其一，以限制自由的方式防止普通民眾與危險源接觸。就好比動物園中有危險的猛獸，必須限制猛獸和遊客的活動範圍以防猛獸傷人。但是應當最大限度維護遊客的行動自由，將猛獸關入籠中。若是將遊客關入籠中而放任猛獸亂竄，那這放棄自由的代價顯然是不合理的。其二，以限制所有人自由的方式來減少危險分子作惡的能力。比如全社會禁槍，那麼犯罪份子就難以獲取槍枝行兇。但是犯罪份子為何要犯罪，影響社會安全的不穩定因素因何存在？這些根源問題並不會因為限制自由而消失。恰恰相反，正因為影響社會安全的因素越來越多，才會需要更多地限制普通人的自由。
對於中共這樣的極權政府來說，以自由換安全是其刻意的輿論引導。對內它為打壓人權和自由尋找藉口，讓底層百姓自以為出讓自由換來了一點「好處」而安於現狀。對外它利用國外普通民眾的市儈心理換取他們對中國糟糕的人權自由記錄的默許和認可。
不少外國人幫著中共吹噓中國是多麼的安全，警察的服務是多麼的迅捷高效。可這是因為你們的外國面孔在中國享受超國民待遇，甚至匪徒也會刻意避免對你們犯罪，因為後果更為嚴重。那為甚麼中共要為你們提供超國民待遇呢？因為它需要你們來旅遊消費，需要更多的外國人來中國投資，為它們帶來急需的技術、資金和外匯。中共故意讓你們感受到比在自己國家更舒適更安全，恰恰因為你們在自己的祖國享有人權和自由的保障。看看北韓脫北者在中國的遭遇，你就會知道中共完全是看人下菜，對不幸者又是另一幅嘴臉！
對於中國人來說，中國安全嗎？有些人說：肯定比美國安全。這種認識一方面是受到官媒輿論引導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對安全過於狹隘的認知。免於遭受暴力傷害只是社會安全的一個方面，僅僅保障這一點是完全不夠的。從免於遭受身體傷害的角度來講，涉及到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產安全、樓房橋樑堤壩等工程的建築質量、環境安全等各個方面。除此之外我們還得重視經濟安全和心理安全。經濟安全需要穩定的收入、應付緊急情況的儲蓄或保險、托底的社會援助或福利保障。在社會公共安全和個人經濟安全的基礎之上，和諧的社會、家庭人際關係和個人價值實現的成就感才可以鑄造起最終的心理安全。綜合各方面考慮，你還有信心認為中國比美國安全嗎？
很多普通中國百姓對自由人權等「虛無」概念並沒有太多追求，他們更加重視個人的物質利益，也認可犧牲自由換取安全的保障。但是中共政權對社會自由的鉗制不斷加深，其根本目的並不是保護失去自由的普通國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而是為維持其統治保駕護航。中共以維穩為藉口打壓個人言論和思想自由，但維護的只是中共自身的穩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是否穩定它並不關心。中共以反詐騙的名義要求手機必須安裝反詐軟件，真正目的是禁止大家翻牆和使用不受中共控制的境外軟件（特別是有加密功能的通訊軟件），並實時實名制監控大家的網上言論。而所謂反詐功能，只是監測到有人接到詐騙電話後，警察會給這個人打電話提醒。有些人反而以為警察（110）打來的電話是騷擾詐騙電話而拒接，結果手機號被封。這就好比一戶人家被小偷惦記了，警察為了保護這家人就把他家給封了。這不是荒唐至極嗎？
中國社會有著方方面面的嚴重安全隱患，其源頭正是中共政權自身。僅僅近期就有：油罐車混裝事件，中儲糧等國企難辭其咎；全國多地潰壩和無預警泄洪等水災，是工程質量低下和地方政府不作為導致的；公路橋樑垮塌事件，又一起豆腐渣工程；各地多宗獻忠事件，普通人的絕望來自政府導致的不公和經濟的敗壞……中共政權是中國社會最大的不穩定因素，中共對自由人權的打壓維護了自身統治的穩定，這又進一步加重了社會的不穩定。在中國，老百姓們被動或主動放棄的自由絕沒有換來更高的安全保障，相反正在將他們所期待的普通生活逼入絕境。
在上面所列舉的社會安全事件中中共所起的還是間接作用。中國社會還有中共直接操刀的危害每個普通人生命安全的事件正在發生——邪惡的器官盜取。年輕的大學生崴了腳居然導致死亡，而他的器官恰好及時匹配給了多個病人。73歲的老楊需要換肺，僅僅33分鐘深圳就為他運來了新鮮的器官。中國不斷有年輕的生命被按需腦死亡，中共就是直接操刀的屠夫。有大學生發現自己無意間被學校誘騙簽署了器官捐獻同意書，當他要求撤銷此同意書時，卻被告之這樣做會上徵信。保住自己的器官就要接受信用破產的懲罰，中共政府不僅吃人，而且吃相如此難看！
中國內循環與世界脫鉤之後經濟越來越差，老百姓個人和家庭的經濟安全也越發令人擔憂。似乎是為了幫大家看好僅剩的錢財，中共近年來對於反詐極為上心。除了強行推廣安裝手機反詐軟件，很多銀行還積極幫存戶加上消費和轉帳的限額。很多人發現自己的銀行卡在未獲通知的情況下加上每日兩千甚至五百元的限額，嚴重影響了日常經濟生活。有人無法按時支付房租和學費，甚至因為無法在醫院支付手術費用而耽誤治療。很多人打電話質詢銀行，被告知這是地方分行的操作，而且要提高限額的話也必須去人工辦理。如果身處外地或沒有時間去銀行排隊，那麼就只能忍受這不合理的限額了。
這個銀行卡限額現象是值得大家警惕的，尤其它是地方支行的行為，不是總行統一的行政命令，也不是國家級別的政策要求。作為地方支行，它做出和其它支行不同的行為一定有其動機。特別是為提高限額設置不合理的阻礙，這是影響存戶利益和銀行聲譽的。它真的是為了保護存戶免受詐騙的危害？我看儘可能阻止存戶將存款轉出該支行才是真正目的。很有可能該支行已經出現現金流問題或支付風險，有爆煲的可能。
說到銀行儲蓄的風險，自從河南一眾中小銀行爆煲以來，很多人已經對地方銀行失去信心，只敢把錢存在四大銀行。可四大銀行就真的安全嗎？大家很少注意到的是，四大銀行看似體量巨大，但其在全國省市各地的支行其實是相對獨立的，它們對自己區域內的營運負責，為了自己的業績甚至可以和隔壁兄弟支行發生競爭關係，比如存貸款利息在同一家銀行的不同地區支行會有差別。如果一個地方支行經營不善發生河南小銀行那樣的爆煲，那會對存戶有何影響呢？有幾種可能的情形。
第一種是總行為支行兜底，保障存戶的存款不受影響。這種方案是大眾的心理預期，也是對大銀行體量的信任。但是對於總行來說這會是極大的負擔，而且其它支行也不會願意承擔兄弟支行的損失。純粹從商業的角度來說，總行與支行是母公司與子公司的關係，嚴格來說它們不是一體。子公司經營不善，母公司完全可以任由其破產而保護母公司的其他資產。所以大銀行的某個支行單獨破產也是一個選項，該支行存戶將被推給儲蓄保險，不再由總行擔保。這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因為它會導致大銀行體量信譽的破產，人們驟然發覺所謂的大銀行也不過是各自為戰的中小銀行拼湊在一起而已。結果必然是貧窮省市的支行被擠提，人們想盡辦法把錢轉存到北京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的支行，進一步加劇地區分化。這種局面對國家穩定不利，可能政府不會任由其發生。
最有可能發生的恐怕是當某些支行出問題後，國家強令銀行不許破產，而總行又拿不出錢來為其兜底，最終就讓它們維持半死不活的狀態。為了讓其表面延續，就必須避免存戶擠提，甚至限制正常的帳戶支取。比如降低取款限額，再想方設法增加更改限額的難度，讓你有錢取不出。如果資金再緊張的話，恐怕存戶取款都得說明用途甚至開證明介紹信了，藉口嘛當然都是保護存戶的資金安全，但最終目的卻是侵害存戶的財產安全。
對於中共政權在中國肆意侵犯自由人權並造成社會災難的現實，國際社會的反應多數還是十分冷漠的。也許他們覺得這是中國的內政，與自己的生活關係不大，所以不便也無必要去干涉。不少國家政府通過默許中共在中國的人權侵害來換取金錢和貿易上的好處，許多投機的外國人自願充當起了中共大外宣，以西方人的面孔化身中共喉舌鼓吹中共治下的繁榮和安全。但是中共侵害中國人人權自由的惡行影響真的只限於中國國內嗎？
從國際經濟安全的角度來講，西方社會已經普遍認識到中共不遵守國際貿易規則、不尊重知識產權、政府主導的強制技術轉移和出口補貼傾銷行為帶來的危害，開始主動將產業鏈移出中國並在高科技領域實行技術封鎖。從國際和平安全的角度來講，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和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恐怖襲擊背後都有中共支持的影子，中俄朝伊邪惡軸心已經形成並製造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為甚麼中共可以在國際上如此橫蠻囂張為所欲為？這與它對中國國民人權自由肆無忌憚的侵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正是因為中國人的勞動者權益不受保障，中國的產品才可以用極低的價格傾銷國際市場；正因為中共黨媒用謊言對中國人洗腦並限制新聞和言論自由，許多中國人才會在國際事務中接受中共的立場並主動配合其非法和無恥的行徑；正因為中共操控了中國市場限制民營和外資企業自由競爭，才讓中共有機會攜中國大市場自重而對外國市場和企業進行不公平競爭；正因為中共非法操控中國的海量資源才得以強勢干預國際秩序並製造出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的安全危機。
安全與自由並不是一對矛盾，也不是此消彼長的關係，而是天賦人權和普世價值中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鉗制人權和自由的邪惡政權正是社會安全的最大威脅，對其非法行為的縱容也必然危害到國際社會的正常秩序和安全環境，造成悲劇的後果。#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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