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惠譽（Fitch Ratings）維持中國信用評級A+，但將評級前景從「穩定」下調至「負面」，理由是中國經濟已無法依賴過去的成長模式，面臨越來越多不確定性，公共財政也出現風險。
惠譽警告，「從評級角度來看，中國近年來巨額的財政赤字和不斷上升的政府債務正侵蝕財政緩衝區」。而「未來幾年，預計財政政策在支持增長方面將發揮重要作用，從而推動債務持續上行。」換句話說，中共公共財政在增長減速和債務增加的雙重打擊下，可持續性大成問題。此外，年初，惠譽將中國四大全國性資產管理公司的評級下調一個子級；將三家列入負面評級觀察名單。
惠譽這樣做，是在響應穆迪（Moody’s）。
去年12月5日，穆迪確認中共政府的總體信用評級為「A1」，大致處於「投資級」或總體風險較低的中間水平，但將信用評等展望轉為「負面」。三條理由：
● 政府和更廣泛的公共部門將向財政緊張的地方政府和國企提供財政支持，這將對中國的財政、經濟和體制實力構成廣泛的下行風險。
● 與中期經濟持續較低增長和房地產市場縮水相關的風險增加。
● 政策的有效性也就是如何在支持經濟恢復的同時，防範道德風險、遏制對主權資產負債表的影響，也面臨挑戰。
信用評級的負面展望不一定導致迅速降級，但這是對現有評級可能無法持續的一種警告。次日，穆迪也將香港、澳門政府的信用評級展望下調至「負面」。此外，18家中國企業和8家中國銀行也被穆迪下調評級展望。18家中國企業包括13家央企及其子公司、兩家地方國企及子公司，以及三家民營企業，包括阿里巴巴和騰訊。
三大國際評級機構，惠譽、穆迪都負面展望中國經濟，那麼標普（S&P Global）呢？
3月7日，標普警告說，如果中國經濟復甦持續疲弱或主要由大規模刺激措施推動，該評級機構可能會下調中國的信用評級，因為中國債務會增加得更快。據路透社報道，標普分析師陳錦榮（Kim Eng Tan）在一次網絡研討會上表示，目前標普穩定A+信用評級考慮了中國經濟會有改善這一因素。但如果中國經濟遲遲沒有發生改善，並超出該評級機構目前所認為的時期，那麼「意味著可能會有負面的評級行動」。之前，2023年末，標普全球評級一份報告示警，若中國的房地產危機持續惡化，中國2024年的經濟增長率可能降到3%以下。（同期，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BlackRock的投資研究所副所長Alex Brazier認為，隨著人口結構變化、生產率成長速度放緩，中國的經濟增長趨勢已從過往的10%降至目前的5%，未來的成長趨勢將維持在3%左右。）
可見，惠譽、穆迪和標普，都認為中國經濟遇到了大問題。
從歷史看，三大評級機構開展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以來，長期都是上調。例如，自1989年起，穆迪給中國的主權信用打出「BBB」級別；之後分別於2003年、2007年和2010年連續三次上調中國信用評級，至Aa3，這是穆迪第四高等評級，意味著「高質量、極低信用風險」。穆迪對中國這一評級不僅高於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意大利、以色列，也高於幾乎所有主要新興經濟體（僅低於南韓）。
但從2016年起，三大評級機構對中國經濟就有危機感了。2016年3月2日，穆迪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理由是資本流出導致外匯儲備減少，中共落實改革的能力也存在不確定性。2017年5月24日，穆迪對中國評級28年來第一次降級，從Aa3下調至A1，展望由負面調整為穩定。給出的原因主要在於認為中共的財政狀況會有所惡化，整體債務規模將隨著經濟增長的放緩而繼續上升。
惠譽、標普和穆迪保持一致，都在2017年下調中國評級。事實上，2008年北京奧運後中國經濟就走下坡路了，當局也認識到了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但束手無策。2011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率持續下滑，經濟困境日益加深。2017年三大評級機構都下調中國評級，算是對中國經濟困境的一種謹慎、延遲的反應。
而自2017年以來，中美貿易戰標誌著中國國際經濟處境的大逆轉；三年疫情肆虐，中共病態的「動態清零」，尤其上海封城，使中國經濟大盤動搖；而中共政局的向左轉，內鬥的激化，對台戰爭可能性的加大，以及對入侵烏克蘭的俄羅斯的支持，這些都大大加深了中國經濟的困境。
在這個背景下，惠譽、穆迪、標普醞釀新一輪的下調中國信用評級，也算大勢所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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