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二十屆三中全會難產已是不爭的事實。按照中共官場近三十年慣例,每屆中央委員會通常召開七次全會,每次全會各有側重。一中全會一般選舉中共新一屆領導人、政治局常委以及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等。二中全會,則是在全國兩會換屆前召開,主要討論新一屆國家機構的人事問題。三中全會則在二中全會當年的第四季度召開,一般討論「大題目」、重大決策,最受人關注。

然而,本應在去年10月或11月舉行的中共第二十屆三中全會,卻一直拖到今日都不見召開,實屬反常。有分析認為,三中全會難產,極有可能是習近平遇到了難題,而且很多難題他無法解決。比如在內外交困的當下,中共將往何處走的「大題目」、重大決策上,黨內分歧嚴重。

凸顯這種分歧的如2月22日刊登的《關於推進深層改革和高水平開放的幾點認識和建議——建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重新部署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文,該文間接批評了過去幾年中共當局打壓民企、與美國對抗等所為,將中共內部份歧曝光。

此文的作者是2013年曾撰寫過關於政治體制改革文章的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汪玉凱。文章核心就是建議在三中全會上「以新姿態布局深層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並將之定義為新時期的二次改革」。

汪玉凱首先借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必須堅持依靠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內生動力,統籌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以及「深化重點領域改革,要謀划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等為引子,為文章定調,稱自己撰寫的文章是為了「把中央有關改革開放的最新精神落到實處」,而不是在唱反調。這是中國大陸學者特有的一種自我保護手法。

如何落到實處呢?文章點出「需要重新審視中國改革開放的內在邏輯,並明確當前改革開放急需解決的一些關鍵性問題」。文章隨後分三大部份加以闡述,每一部份其實都在曲筆批評當下決策上的失誤。

第一部份是「用新的視角審視中國(中共)改革開放的成就」。汪玉凱認為「儘量準確地、而不是片面地解釋事實」將是至關重要的。

汪玉凱認為有兩點最為關鍵:一是戰略方向上,中共從1978年後選擇了順應世界發展潮流的「三個一」的方向,即「找到了改革開放一條道路,確立經濟建設一個中心,構建起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二是世界資訊科技革命給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巨大的紅利,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助推器。

在汪玉凱看來,1978年中共的戰略選擇「首先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是國家政治戰略方向的重大轉折」,這意味著中共必須同時拋棄另外三個政治戰略,即拋棄閉關鎖國、封閉保守的道路;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回到集中發展經濟的軌道上來;拋棄了被實踐證明是一種並不成功的計劃經濟體制。

因為這樣的選擇,才使中國進入經濟發展的快車道。文章以1980年中國經濟佔世界經濟總量最低的1.8%與2021年的18%做對比,來印證這一觀點。

除了中共在戰略上的轉折外,汪認為中國經濟得以快速發展還有四個重要因素:一是建立經濟特區和各類開發區,集聚產業和政策,逐步形成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載體;二是吸引了大批外國投資,為中國帶來了新技術、新理念和新的經營方式,為中國民營企業的崛起提供了示範;三是2001年加入世貿,加快融入世界經濟;四是發達經濟體也對中國開放了市場。

顯然,汪玉凱認為中共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除了中共拋棄以往錯誤道路、理論外,更多的是享受到了經濟全球化的便利。其潛台詞就是中共當局正在推行的「與世界對抗」、「閉關鎖國、封閉保守」的回頭政策是行不通的,目前外資紛紛撤離、民營企業凋敝、西方與中國經濟等各方面脫鉤、將中共排除在幾大經濟體之外等,都是現當局沒有意識到改革開放成功的真實原因而出爐一系列惡政引發的後果,如今中共已經自食其果。

第二部份是「需要正視改革開放面臨的問題」。汪認為,「改革開放的使命遠遠沒有完成」。

他首先表示,在國際上「與世界發達經濟體脫鉤、斷鏈的風險在上升」,「如何防止中美步入新冷戰是當務之急」,以防「歐盟及其它發達經濟體出現抱團、甚至聯合圍堵中國(中共)」。

其次在國內外資撤離、民營經濟不振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他建議要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說的「多出有利於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鞏固外貿外資基本盤」等。

其三是要恢復民營企業家的信心。

汪在此還是在間接批評中共當局正是搞壞中美關係、搞垮民營企業、搞壞外貿的「禍首」,並希望現當局正視這些人所皆知的問題。

文章第三部份是重點,點出「深層改革和高水平開放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汪建議中共三中全會出台一系列列改革開放新的重大舉措,他稱之為「二次改革」。

這些重大舉措包括:一、「重申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不動搖,真改革、真開放」,以此提振信心。

二、「通過真改革、真開放,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經濟建設中心不動搖。」

三、從根本上消除社會上對民營經濟形成的偏見,加大國有企業改革的力度,為包括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在內的各類市場主體提供良好的公平競爭環境。

四、要有解決民生問題的具體目標和時間表。要高度重視「老百姓普遍關注的醫療、教育、住房、就業、養老等民生問題,以及利益訴求、利益表達、民主參與、社會關切等」。

五、改革和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民當家作主。

可以說,汪文其實並沒有甚麼新意,也不過是在老調重彈,也並未否定中共邪惡體制,但應該在中共黨內、民間有相當多的認同者。其言論在今天還是有些不尋常的。

除了汪玉凱本身釋放的信息外,筆者注意到他是應天道創服集團下屬的天道產業研究院而發表的,而近期應天道產業研究院邀請,還有幾名專家發表了類似文章,如《大力弘揚中國市場經濟價值觀》、《基礎和主力——民營經濟發展新定位》、《縣域經濟發展的「十個有利於」! 》等。

此外,另一名中央黨校原教授周為民在今年1月也在一個紀念改革的研討會上發言,提到了「改革開放的十條經驗」,並稱「違背將中斷現代化進程」。

另有最新未經證實的爆料稱,劉少奇之子劉源與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將在三中全會重提「軍隊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

中共三中全會前出現的黨校教授的「大膽言論」、要求堅持改革開放的民間輿論,以及來自軍隊的「傳言」,都在似乎印證三中全會遲遲未開,是因為會議上的大議題,即中共究竟往哪裏走,中共內部仍在博弈,中共內部有相當一部份力量希望重回鄧小平改革開放、重修中美關係、韜光養晦之路。

中共內部角力如何,三中全會自可見分曉。中共當局是否願意改弦更張暫且不說,單從世界業已認清中共邪惡本質的背景下看,仍意圖維護中共政權、避談中共體制才是造成中國各類問題根源的中共內部改革派,真的以為重回鄧時代的政策就可以解決中共目前的困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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