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寫禁書出版,不免又想到我親身經歷的﹑香港文化最鼎盛的那些日子。

我是1978年來香港的,在我來之前,香港已開始經濟起飛,而香港文化也隨著經濟發達市民生活富足而悚快速成長。從七十年代起,經歷八十九十年代,以至新世紀最初的十年,香港至少有四十年文化廣積薄發的黃金歲月。

多年以後我才明白,香港之所以有過引領亞洲文化的高峰期,主要得益於港英政府的大社會小政府的施政方針。港英治下的社會政策,一向都是能不管的儘量不管,在法律範圍之內,市民想怎樣過日子,就由著他們自己去過日子。犯法的就法辦,不犯法的做甚麼都可以,如此自由自在地建立起一個相當和諧的社會。

香港本一個小漁村,受益於國共內戰後從大陸流落下來的大批文化人,大學者﹑大作家﹑大藝術家都在這裏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錢穆﹑勞思光﹑唐君毅﹑林風眠﹑劉以鬯﹑查良鏞等等,這些知識精英為香港鼎定了豐厚的文化基礎。

隨後,大饑荒年代流落下來的,也不乏個性倔強敢於冒險的難民,文革後流落下來的,又是一批桀傲不遜追求自由的紅衛兵。這三代大陸移民,改變了老香港的居民結構,提升了漁村的文化根基,使香港具備文化騰飛的能力。

每個地方的文化都需要肥沃的土壤與陽光雨露,需要長時間的滋養,香港有英治的自由環境,又恰逢經濟起飛帶來民間的溫飽,市民生活無憂之後,追求精神上的富足,那時香港文化就蓬勃地發展起來。

當我初臨貴寶地,那時大部份香港文化都還在草創時期,金庸梁羽生已經開闢江湖,成就新派武俠小說雙峰並恃的局面,倪匡蔡瀾亦舒李碧華也都已成名,劉以鬯編副刊寫連載,純文學的西西也斯等人,正興致勃勃試探現代文學。那時的電影界還在從國語片過渡,電視上開始有家喻戶曉的長篇連續劇,香港文化披荊斬棘,面前有無限可能性。

隨後的二十年,一切都豁然開朗,只是順其自然往前走,人才不斷湧現,精采的作品陸續有來,各行業的精英深耕細作,優秀作品井噴一樣出現。不同的文化門類之間,有競爭也有合作,靈感互相激發。通俗文學與純文學並行不悖,電影與電視各據地盤苦心經營,每年有香港電影節﹑日本與南韓電影節,有不同流派的畫展與攝影沙龍,有各種流行與藝術歌曲的演唱會。香港人各適其適,選擇自己鍾意的文化消閒品,去豐富個人的精神世界。

文化的積澱是一個連綿不絕的過程,有開拓必有傳承,有個別也有整體,當中西文化自由自在在這裏交接碰撞,互相刺激生發,人們的創意無限度被開掘出來,再加上社會財富的積累,為文化的發展提供厚實的物質基礎,那時的香港文化,不發達都幾難。

歸根結底,一切都來自無限廣闊的自由環境,沒有自由甚麼都不是,再有錢都白搭;有自由甚麼可能性都有,沒有錢也能苦中作樂。回顧香港這四十年,你不得不相信,沒有比自由更寶貴的了,人身需要自由,精神需要自由,應了一句老話:不自由勿寧死。

香港文化在新世紀後開始走下坡,九七後大概還有十年榮景,那是一個時代的背影。那時中共正為自己的生存掙扎,沒有餘力來管香港,因此香港文化在這十年間,尚有一點生存空間。可惜,中共的陰影徘徊在上,即使表面繁榮還在,但內裡已經空上來了。

二十三條五十萬人大遊行,溫家寶親臨深圳就近觀察,中共緊急煞車撤了二十三條,順帶撤了董建華以取悅香港人,但那已經是中共最後一次讓步了。文化上的緊箍咒時緊時鬆,但還有節制,不至於窮兇極惡。這一段過渡期有點尷尬,彼此坐立不安,偶爾清風朗月,隨即陰雲密布,舊日的興旺氣象日漸消磨。

及至本世紀二十年代,香港氣數已盡,文學藝術領域一片凋零,再沒有整個社會生氣勃勃萬象日新的榮景,也沒有頻繁出現的新作品新明星,一切都歸於沉寂。即使偶爾還有零星作品令人眼前一亮,但與其說那是眾星捧月,不如說是彩虹乍現。

近日話劇界頒獎禮因為請來尊子作嘉賓,竟被藝術發展局取消合約。藝術發展局是納稅人的錢成立的,用意在資助有益有建設性的文化活動,現在政治凌駕一切,連尊子去頒獎的自由都沒有了,還談甚麼藝術創作?

當我們緬懷香港往日文化的黃金歲月,要記得自由不是上天賜予的,自由是要爭取的,有時甚至要用熱血與生命去爭取。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顏純鈎Facebook」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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