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一開年，一家出版社編輯就來函邀約我為《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最新中文譯本寫導讀，我不假思索欣然應允，只因這是一本建立或扭正世人對「政府」和「個人」所應扮演角色的重要通俗性書本。在自由民主社會裏，如何對「政策買票」作正確判斷，本書提供選民冷靜、理性的思考，當時也正是2008年3月台灣第四屆民選總統的前夕，對台灣人民更是重要。
人人應有「選擇的自由」
這本書早在1980年就在美國出版，不旋踵即暢銷全世界，出版第1年賣出40萬冊精裝本，1981年初並印行普及版，且被譯成12種外國文字，台灣在1982年也有中譯本。該書是全球知名的自由經濟大師、被尊稱為「20世紀最偉大經濟學家」、2006年11月去世的密爾頓．弗利曼（Milton Friedman）和其夫人蘿絲（Rose）共同著作的，係根據他倆在美國公共電視台同名節目內容改寫成的。生動、鮮活地以實例闡明市場威力的強大，以及政府管制政策的弊害，並喚醒個人認清「個人的責任」，以及人人擁有「選擇的自由」之重要性。
無疑地，一提到弗利曼，世人的第一印象也許只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自由經濟死硬派學者，以及芝加哥學派的主要領導人。2006年底前智利軍政府獨裁者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1915~2006）去世時，弗利曼的名字也曾一併出現，因他當過皮諾契特經濟顧問，協助智利從事經濟改革，褒貶互見。對於我來說，除了這種一般印象外，至少還有下面幾項鮮明事件立即映在我的腦際。
有名的「背影」雙人照
其一，在全球經濟學界有一張非常出名的「背影」雙人照，它是在古色古香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校園拍的，照片中的兩位主角應該是全球經濟學界最高和最矮的兩個身高極端對比人物。這兩位都是頂尖世界級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高的是史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82年得獎，1991年去世），矮的當然是弗利曼了。
這張照片有這樣的解讀：兩位大師邊走邊談，高者看地上，矮者向前直視，盯著地上看的突然說：「地上有一百塊。」平視者回答說：「不可能！在人來人往的路上，怎可能有掉落的錢？若有，也早被人家撿走了。」這個故事當然是穿鑿附會的，是有心人諷刺經濟學「重視假設」、「不實際」、「不食人間煙火」等等的說詞。不過，這也正好烘托出這張照片的知名度。對這張照片感興趣者可在遠流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的《史蒂格勒自傳》中找到，照片下還有史蒂格勒幽默的眉批呢！
被鬧場的諾貝爾獎大典
其二，在1976年以前，應該說迄今為止，每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頒獎的大典，幾乎都平靜無波（雖然有保羅․紐曼主演的電影「獎」描述一段有關諾貝爾獎的陰謀故事，但那應是戲劇杜撰的），唯有1976年例外，主角就是弗利曼。該年當得獎名單揭曉，反對和抗議弗利曼獲獎的聲音就不斷出現，舉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系和瑞典商業學院的教師及研究員的抗議信為例，內容是：「儘管弗利曼在經濟學理論方面有一些成就，但他完全不理會他所推薦的經濟政策所帶來的後果……。他和他的芝加哥學派，做了巴西和阿根廷的軍事獨裁者之顧問，也替智利軍人政權擬出一條經濟政治路線。……這一切不但指出了皇家科學院的政治幼稚病，也完全抹煞了弗利曼的得獎資格。……」
除了有這種書信抗議外，頒獎那天，場內有一人示威，場外更有四千人示威，創下截至該年為止，共75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受到破壞的先例，且因示威者擋道，典禮後的國王傳統晚宴，也首度延遲開席。雖然受到如此激烈抗議，弗利曼仍堅持其藉機轉變獨裁者理念的做法，繼續充當各國政要的諮詢顧問，最有名的就是與中共經改初期的關鍵人物趙紫陽之交往。
為何弗利曼敢於干犯眾怒，冒著「為虎作倀」的罪名持續幫軍事獨裁者擬定經改政策，相信讀者渴望由其本人口中得到答案。那麼，可在弗利曼夫婦倆1998年出版、以對話式撰寫的自傳《兩個幸運的人》（Two Lucky People）第24和26兩章看到，弗利曼夫婦對該事件的始末，有詳細的記載和辯解。
無獨有偶的是，1999年奧斯卡頒獎典禮，由於將終身成就獎頒給伊力卡山這位退休老牌導演，引發一場抗議風波，原因是伊力卡山在1950年代冷戰方殷，美國社會出現集體性恐共情緒，著名的「麥卡錫主義」白色恐怖當時風聲鶴唳，共產黨的紅色帽子亂扣，電影圈也無法倖免，伊力卡山在那時曾出面檢舉不少荷里活電影人士，以致這些人遭到迫害、斷送前程。就是這項人格的瑕疵，就有人認為他不夠格得獎，這當然是專業、政治、意識型態間糾葛不清的人間實景，此與弗利曼獲諾貝爾獎被抗議事件異曲同工，凸顯出世間的複雜。
揭穿凱因斯理論弊害的先知
其三，個兒小但辯才十分犀利的弗利曼，挾著重述貨幣數量說成為「重貨幣學派」開山始祖，高舉「凱因斯革命的反革命」大旗，在1968年11月與海勒（W.Heller）大辯論，在《新聞周刊》（Newsweek）一段時間與薩繆爾遜（P.A.Samuelson，凱因斯學派最主要大將，1970年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紙上論戰，被薩繆爾遜稱為「經濟學界的鰻魚」。
這個稱謂鮮活地點出弗利曼的觀點在當時屬於少數，但卻頗富攻擊力，有如遠洋漁業捕魚者，為了維持所捕獲魚群的新鮮，必須放入幾條鰻魚與魚群相鬥，而弗利曼這隻全球經濟學界典型鰻魚，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掀起漫天風雲，自由化受挫、政府管制再度抬頭的當兒，以八十七歲高齡為文、演說，極力抵擋逆流，力挽狂瀾的精神，甚至主張廢掉國際貨幣基金（IMF），這種勇氣不是肅然起敬就可形容的了。
這也讓我想起1993年2月，他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中譯本特別為台灣讀者所寫的序文中的警語：「……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此種憂慮在弗利曼夫婦倆那本自傳中也隨處可見，正是提供我們深入思考的暮鼓晨鐘。
基本經濟學理簡單但難真懂
其四，1985年3月21日弗利曼應美國三一大學之邀，講述其「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結尾時如此說：「……經濟學是一門迷人的學問，而最令人著迷的是，他的基本原理如此簡單，只要一張紙就可以寫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我相信絕大多數世人對這種說法費解，甚至於經濟學界中人也有不少人不同意。
不過，弗利曼應該不是信口開河，也絕非玩笑話，一定是其大半生的深切感受。讀者們可以嘗試在其傳記裏蒐尋看看，是否能獲得他為何如此看待經濟學的蛛絲馬跡。以我講授經濟學原理十多年，以及三十多年從事傳布經濟觀念的經驗，卻是有如此相同的感受呢！
「弗利曼現象」其來有自
其五，世界級的華裔著名產權學者張五常教授，在1988年9月24日晚，於香港演藝學院的歌劇院介紹弗利曼時，劈頭就說：「二十年前，芝加哥大學的助理教授都像生活在愛麗絲的世界中：他們要越跑越快才能站在原來的地方。作為其中之一人，我當時照例工作至深夜。一天，已是凌晨，我帶著疲憊之身躺在床上，無意間見到隔鄰大廈的頂樓，有一個房間的燈光還在亮著。此後很多個深夜我也見到這孤寂的燈光。後來我知道那燈光是從弗利曼的書房透出來的，就不明白為甚麼一個超級明星的教授，竟然會比一個藉藉無名的新入行的人還用功。」
張五常感慨說，在半個世紀中，弗利曼求知若渴，不獲得答案誓不甘休，而一定就是因為這種毫不鬆懈的精神與天才的結合，才造成了可敬的「弗利曼現象」。這種觀察也可在弗利曼夫婦自傳中的字裏行間得到印證。
其六，弗利曼雖然辯才無礙，但也勇於屈服於真理，此由「寇斯定理」的論辯會最能凸顯。話說寇斯（R.Coase,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位經濟學界的優雅隱士，在1959年寫了一篇〈通信傳播委員會〉（FCC）的論文，寄給《法律與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主編艾隆．達瑞克特（Aaron Director, 1901~2004）雖驚為「天」文，但當時芝加哥大學的眾多經濟學高手都說寇斯的論點是錯了，不修正就不應發表。艾隆將所有的反對觀點向寇斯轉達，寇斯堅持己見，不認為是錯的，「死不悔改」。這樣書信來往好幾次，到最後，寇斯回信說：「就算我是錯的吧，你不能不承認我錯得很有趣味，那你就應該照登可也。」艾隆的回應是：「我照登無誤是可以的，但你必須答應在發表之後，你要到芝加哥大學來，作一次演講，給那些反對者一個機會，親自表達他們的反對觀點。」寇斯回信說：「演講是不必了，但假若你能選出幾位朋友，大家坐下來談談，我倒很樂意赴會。」
後來在一九六○年春天的一個晚上，艾隆邀請了弗利曼、史蒂格勒、哈勃格（A. Harberger，福利經濟學的首要人物）、貝利（M. Bailey，理論高手）、嘉素（R. Kessel,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學天才，醫學經濟創始人）、麥祺（J. McGee，專利權理論的重要人物）、路易斯（G. Lewis，勞工經濟的首要人物）、敏斯（L. Mints，理論高手）。加上艾隆及寇斯，經濟學的討論從來沒有那樣多的高手雲集。
這是經濟學歷史上最有名的辯論聚會。辯論是在艾隆的家裏舉行。艾隆在家裏請吃晚飯。飯後大家坐下來，寇斯問：「假若一間工廠，因生產而污染了鄰居，政府應不應該對工廠加以約束，以抽稅或其他辦法使工廠減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干預──但寇斯說：「錯了！」跟著而來的爭論長達三個小時，結果是寇斯屹立不倒。
多年以後，當時的在場者各有不同的觀感。史蒂格勒說：「那天沒有用錄音機，是日後經濟史上的一個大損失。爭論到半途，密爾頓（弗利曼）突然站起來，舌戰如開槍亂掃，槍彈橫飛之後，所有的人都倒下來，仍然站著的就只有寇斯一個人。」嘉素說：「經過那一個晚上後，我知道寇斯是本世紀對經濟制度認識得最深入的人。」麥褀說：「當夜是英國的光榮。一個英國人單槍匹馬，戰勝了整個芝加哥經濟學派。當夜闌人靜，我們離開艾隆的家時，互相對望，難以置信地自言自語說：我們剛才是為歷史作證。」
寇斯本人呢？他差不多給那個奇異的辯論會嚇破了膽。他說：「當夜我堅持己見，因為怎樣也不曾想到我可能會錯，但眼見那麼多高手反對，我就不敢肯定了。到弗利曼半途殺出，他的分析清楚絕倫，我才知道自己大可安枕無憂了。」（以上敘述引自張五常《憑闌集》，頁112和115~116）
有一次，弗利曼在機場巧遇一位教授，這位教授本要到一家大學演講批判寇斯的說法，但在與弗利曼短暫同機受教之後，竟然立即將講題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改成如何了解寇斯定理。
冷靜的腦、溫暖的心
其七，也是張五常的記述，是在張五常1988年11月16日〈背影〉這篇其描述陪伴弗利曼夫婦訪問中國所見所聞的文章。該文特別凸顯弗利曼平易近人、笑口常開，即使走在爛泥路上，也若無其事欣然而過，而弗利曼夫人蘿絲使用中國落後模式的廁所，竟然面不改容。
最令張教授感動的是，兩老在火車月台趕車時，堅持分工合作提笨重行李，而弗利曼還曾動過兩次心臟手術呢！無怪乎張五常在霧中淡淡的陽光下，見到這兩夫婦的背影、短短的身材彷彿變得越來越高，一時之間竟辛酸想起朱自清那篇曾被編入中小學教科書，名為「背影」的精彩好文章。
看過以上我所提諸項弗利曼的特質之後，讀者是否已經急於一探這些特質如何形成的呢？且慢急，因為我們還只提到弗利曼本人而已。俗話說：成功男人的背後，總有一個偉大的女性。不錯，弗利曼的這位偉大女性就是他的太太蘿絲，而我們應知道蘿絲也是經濟學者，為何他倆沒有同行相忌，反有互補效果？何況蘿絲並不只專心於「相夫教子」，照理也有在經濟專業領域頭角崢嶸的期盼呀！如此一來，我們不免對蘿絲的成長過程，以及其教養如何養成有著濃厚的興趣了。尤其當知道蘿絲是芝加哥學派創始大老奈特（F.Knight, 1885~1972）的嫡傳弟子，以及長期當其研究助理和助教之後，對蘿絲為何沒完成博士論文，也相當好奇才是吧？！
奇人艾隆．達瑞克特
再值得一提的是，蘿絲受其二哥艾隆的影響甚深，而這位艾隆也是經濟學專業者，雖然名氣並不怎麼響，但眾多舉世聞名的大學者，卻不約而同對其推崇備至。據張五常的描述，艾隆只有一個哲學學士頭銜，絕少發表文章，但在芝加哥大學法律系任教，擔任的課程卻是經濟學，與他相熟識的高手學者，無論是法律系或經濟系的，都對其佩服得五體投地。
怪的是，艾隆既不喜歡著書立說，也不喜歡教書，但偏好閱讀而沈默寡言，一旦他開口說話，旁邊的人都靜下來細聽，生怕丟了寶似的，而芝大為了讓他有事做，以便名正言順地保留職位，還逼他創始主編極其出名的學術期刊《法律與經濟學期刊》，而艾隆編此刊物並不遵守按期出刊規則，但頂尖學者仍前推後擠地自投羅網，而且不敢催其快審。這位人世間極稀有的怪才，在蘿絲筆下的真相如何呢？
生活精彩的這一家人
此外，弗利曼夫婦都是世界級經濟學者，其子女是否也耳濡目染克紹箕裘？或者另闢蹊徑，以免活在父母的陰影下難出頭？他們的一男一女正好兩者都有，屬於前一類的兒子大衛‧弗利曼（David Friedman）還頗有名氣，在提倡「自由」方面，比起爸媽來更有過之，其激進程度，甚至認為他的父親還不夠格稱為自由主義者呢！而女兒珍妮（Janet Friedman）則是屬於後一類，她是執業律師，不過，雖說不在經濟領域，但卻顯然受其舅舅艾隆的影響頗深，因為艾隆就是法律經濟學的創始者之一啊！
弗利曼這一家人著實精彩異常，而這對夫婦的一生橫跨的時期又是當代世界變化最大的，在他們筆下的敘述正可提供世人更為了解重要變遷歷史的軌跡，特別是他們對世界事務有著深遠的影響，加上兩人都極其純真、不會揚善抑惡，更不可能刻意隱瞞，甚至扭曲史實，因而他們的回憶錄應超越單純的個人境界，的確應是關乎二十世紀歷史思考的巨著，雖然全書厚達八百多頁，但讀起來卻輕鬆寫意，絲毫不覺得其份量重呢！
弗利曼雖已離開塵世，但他留下的重要作品卻可永垂不巧，尤其是《資本主義和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和《選擇的自由》這兩本更是愈陳愈香、亙古彌新，而《兩個幸運的人》則是兼具高度歷史價值、別開生面的一本自傳呢！地球人啊！錯過可惜呀！#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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