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經濟學前輩夏道平先生在其《人的行為》譯著的修訂版譯者序中，一開頭就這樣說：「不朽的名著，沒有『時效』問題，因而也沒有『過時』的翻譯；有的，只是無常的『時運』。」他的恭維米塞斯大作的話語，也同樣適合弗利曼的這本《資本主義與自由》。
這本沒有數學符號、沒有任何幾何圖形的「敘述性」著作，展現出不同於「一般人」所認定的「經濟學理」，也無形中為「自由經濟學無用」作了極其有力的辯解。藉著身為自由主義分子（這個名詞的定義還請詳見書中弗利曼的澄清）所抱持的「自由」精神，弗利曼將各個社會中都常見的十二個重要問題以淺顯之文字、流利的文筆提出精闢的分析，這十二個問題分別是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關係、政府在自由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貨幣控制、國際金融和貿易措施、財政政策、政府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資本主義與歧視、壟斷及勞資雙方的社會責任、職業證照制度、所得分配、社會福利的手段，以及貧窮的紓解。這些問題都與社會中的每一分子息息相關，也是各個領域的學者們爭論不休的課題，弗利曼由自由經濟的角度，為我們指出一條異於一般人想像的明路。
這本書是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當時的弗利曼正好五十歲，而該書是根據其在一九五六年的一系列演說結集而成，據此推算各篇文章正是弗利曼壯年期精力充沛、生產力達到頂峰時的傑作。無怪乎理性預期學派的宗師盧卡斯推崇本書是弗利曼思想的精華，既有原創性又極富哲理。雖然一九八０年弗利曼與其夫人的那本《選擇的自由》風靡海內外，但其哲理卻仍源於這本一九六二年的著作，而且其嚴謹度也瞠乎其後。由此可見，本書確實是弗利曼的思想菁華，即使弗利曼本人，在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之後仍然以之作根本來立論，也因而可知本書是屬於「不變」的知識。
如弗利曼所言，本書初問世時受到了漠視，但經過二十年，書中的自由經濟精神卻已成社會主流，如今正方興未艾，他簡單舉出兩個例子為證。一為高華德競選美國總統的大敗，列根則大獲全勝，而兩者的主張大同小異，也都崇尚自由經濟；二為本書在出版時被忽視，而相同理念的《選擇的自由》卻大受歡迎。我們也可由之引申出：先知的論點往往被其當代人排斥，被應驗時往往是另一代了。比起其他的先哲，弗利曼還算是幸運的，畢竟還能在二十年後的有生之年看到其主張已實現。
對於開發中或落後的地區而言，本書所論述的各項問題大都正在萌芽。以台灣為例，六年國建正是政府角色如何扮演之典例、憲改大事關係到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央行和財政部的貨幣以及財政政策、政府教育政策、歧視問題、公平交易法、職業證照、所得分配、社會福利政策等等正如火如荼展開爭辯，所顯示的氣氛類似弗利曼所說的一九六０年代之美國。如果想要獲得「作為後進國家的好處」，應認真仔細參酌本書的論點，這也是本書中譯本此刻再以全新面目面世的深一層意義。#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七日於中華經濟研究院
—二〇〇四年十月修正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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