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國經濟風雨飄搖，中共對民營經濟努力扮演一張笑臉。例如，中央一級已經出台了106條支持民營經濟的措施（7月份國務院出台31條，8月份發改委出台28條，9月份市場監管總局出台22條，11月央行出台25條），發布之頻繁，數量之眾多，前所未有。
12月20日，李強主持國務院第五次專題學習中，又宣稱：一視同仁支持各類所有制企業發展壯大，切實保障各類所有制企業公平參與競爭，圍繞更好保護各類經營主體合法權益進一步提升法治化水平。
但是，對這些虛話，民營經濟並不買帳。請看個官方數據：1—11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460,814億元，同比增長2.9%；在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超過五成的民間投資，卻罕見地同比下降0.5%（2022年經濟也很糟糕，官方數據，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5.1%，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0.9%）。
為甚麼不買帳呢？有經濟本身的原因。例如，由於市場准入問題，民間固定資產投資集中於製造業和房地產業。2023年房地產業的慘狀就不說了，製造業呢？根據官方數據：1—10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61,154.2億元，同比下降7.8%；其中，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16,851.4億元，下降1.9%。雖然私營企業利潤的下降幅度低於總體水平，但其對中國經濟走勢的預期卻遠非樂觀。一個表現，就是趁著幾乎完全封鎖中國邊境近三年的「動態清零」結束之際，富裕的中國人將數千億美元轉移出境。《紐約時報》估計每月有500億美元資金流出中國，主要來自中國家庭和私營企業。
這麼多民營企業家用腳投票，在經濟原因之外，更多的出於政治上對中共當局的質疑、不信任與反感。這裏有個引發熱議的事件，就是港商、前中共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8月在海外親共媒體上發文，直言「問題在經濟，根子在政治」：為甚麼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私企倒閉潮、外企撤離潮、投資大幅萎縮潮、出生人口下降潮、消費嚴重不足潮、債務連環爆煲潮，員工大規模失業潮，政府財稅失血潮······？最根本原因在政治。該文最後寫道：政治造成的經濟逆境，必須在政治上對症下藥。問題是，從井崗山到延安到西柏坡到登上天安門城樓的農民起義軍領袖第二代，在「打江山，坐江山」的歷史慣性思維下，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實現經濟市場化、社會法治化、政治民主化的歷史使命感和遠見魄力嗎?
港商劉夢熊本來親北京，但最近這一兩年越來越大膽地去批評中共，是因為中國目前各方面應該說是文革結束以來最糟的狀態，做生意賺不了錢，都沒辦法做生意了，所以忍無可忍，不得不開口，希望改變現狀。
大陸的民營企業家更有切膚之痛。去年的上海封城，使他們的「歲月靜好」、「悶聲發大財」的幻想徹底破滅，為了生存走上了與中共博弈之路。去年5月29日，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吳清一聲令下，讓上海的企業兩天後全面復工復產。次日，上海部份企業家與投資者」就聯署了一封公開信《躺平清零：復工不復產，靜觀二十大》，宣示要以復工不復產、裁撤部門、變賣資產、拓展海外市場、拒收「新冠」畢業生等方式，拒絕與不合理的政治體制合作。
公開信還提出七大訴求：（1）要求政治體制改革；（2）嚴懲疫情防控期間違法亂紀、罔顧民意的各級政府和基層官員；（3）嚴懲僭權濫抓濫捕的執法、司法人員，整肅公檢法隊伍；（4）釋放、平反疫情期間為民發聲或捍衛個人權益而遭受政治、司法迫害的公民；（5）平反近年如「任志強案」、「孫大午案」等企業家的冤假錯案，追回蒙冤企業家損失；（6）釋放、平反良心犯、思想犯、政治犯；（7）確立私有財產權。
對此，當局置若罔聞。並且，中共「二十大」及其之後的政治向左轉、政局混亂、國事日非，這些都使民營企業家們更加意識到，沒有政治上的變革，自己就是等待被割的韭菜，中國沒有他們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利用我們是你們（中共）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你們（中共）崇高的理想」。
當然，民營企業家們還沒有公開的、獨立的、具體的政治行動，來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然而，思變、求變、促變、待變的意識已經瀰漫在整個整體中國。時不時有些象徵性的舉動。例如，今年10月21日，中共原總書記趙紫陽的長孫趙致遠在香港舉辦婚禮，萬科地產創辦人王石與友人周嶺在微博聯名發布影片祝賀。王石讚揚趙紫陽「高瞻遠矚」，並「感念他留給我們無盡懷念的八十年代」。從某種角度講，中國目前形勢有點像1789年大革命的法國。
民營企業家們的這種趨向，當局也是知道的。今 年11月28日，中南海智囊、清華大學教授魏傑在「宏觀經濟走勢分析與預判」的公開課（該影片已被封）中，對民營企業家群體的心理有清晰的表述：絕大部份沒有中長期的投資計劃，卻在討論移民計劃，如果憲法不修改、理論體系不修改，簡單的幾個舉措很難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具體而言。在中共憲法裏，公有經濟為主，民營經濟沒有平等地位、沒有完整法律地位，那麼刑法、民法裏當然也沒有平等地位。民營企業家要求修改這一條，講中國施行混合經濟， 甚麼經濟在中國都得以發展，它是平等，沒有誰主誰並存的問題。
再一個，在中共理論體系裏，勞動創造價值，民營資本定義為是剝削經濟，而中共最終要消滅剝削的。民營企業家們心裏當然知道，中共發展我們是無奈的選擇，因為不發展沒稅收，沒就業，沒增長，但經濟一好就「國進民退」，因為消滅我們是中共的理想；所以不得不賺了錢就移民走人。也因此中國成了世界移民的最厲害的國家， 而且都是富人移民，財富都走了。民營企業家要求修改勞動價值論，承認資本的價值、企業家的價值。
民營企業家們要求的對中共憲法和理論體系的修改，的確擊中要害。而化名江楓的上海政治學者，在美國之音刊文提出更具體的「中國企業家的五大需求」：其一，要求集體平反，得到政治承認；其二，要自由，或許不奢求放開黨禁、報禁，但是切盼放開網禁，改革對企業家任意採取強制措施的經偵體制和檢察制度、限制警權，保障企業家和所有公民基本的人身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和財產權利；其三，需要真正的市場經濟，這當然不意味著取消政府監管，但是需要起碼的司法獨立；其四，他們知道自身階級的存在與否依賴一個廣泛、和諧、合作的階級關係，特別是公民社會和國際社會的聯繫與支持，需要起碼的自由主義空間，以及遵循人類普世主義價值；其五，渴望與政府和執政黨進行有關改革政府、減稅放權、調整政企關係的圓桌會議，而不是目前虛假的協商會議。
就現代政治文明來看，上述民營企業家們的訴求，是合情合理的，並且還非常謙抑。但是，與中共談這些就是與虎謀皮了。最近十年，當局對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政策，始終提的是「兩個毫不動搖」、「兩個健康」。「兩個毫不動搖」指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公」與「非公」界壘分明。「兩個健康」，指「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至於甚麼是「健康」，這是由黨來定義的，明確要求聽黨話、跟黨走。
當局向左走、要保黨，民營企業家們的上述訴求，在當局眼裏就是「要挾」，是想「奪權」（共產黨的理論是政權不能與人共享），是要「顏色革命」，應對措施自然就是壓制和打擊，加強洗腦，加緊思想控制。這也是中共歷來的做法：越是深陷困境，越是為自己唱讚歌，越是鎮壓心目中的「敵人」。
但是，民營經濟已是今日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了，民營企業家也今非昔比、日益覺醒了，他們已經在不發聲、不推動政治變革就要被扼殺、吞噬的處境了，不得不與中共進行博弈乃至反抗了。從這個角度講，中共的統治實在危機了，中國已在大變動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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