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5月5日（週日）重磅推文，「進展太遲緩，他們（中方）試圖重新談判，不行！」並表示將在5月10日提高對華關稅。美國媒體透露，特朗普突然轉變立場的原因，是中共就此前談判承諾的糾正技術轉讓等問題再次食言。中共之所以再次食言則是因為包括停止技術轉讓、結構性改變等問題點中了中共政權的死穴。
美方要求的結構性改變，這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實質異曲同工。然而市場經濟體制以及保證體制健全所需的民主、法治，特別是維護社會透明性的報道自由都能要了中共極權的命。
《紐約時報》兩年前曾報道指，中共排斥市場經濟，通過建立黨支部控制企業。報道引述2015年中國官方數據說，近52%的非國有公司設有內部黨小組，中共已系統地滲透到私營企業，建立起黨支部，包括大型私企，部份外國公司也不例外。中共政府竭力控制企業的自主權，試圖把企業變成黨產物，加強政權穩固。
2001年中國加入WTO的時候曾向WTO承諾要降低關稅、開放市場。但是多年過去了，從未兌現。
旅美經濟學家夏業良曾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普通關稅到15%左右，汽車關稅從250%降到50%以下，甚至降到25%，包括開放金融、通訊電信領域、開放影視娛樂行業等，但是中共政府都沒有兌現。」
夏業良說，國際社會一直關注中國的市場經濟，「每過一兩年就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進行重新的評估，但是評估的結果基本上都不認可、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中美貿易戰涉及的「結構性改變」等核心問題再一次促使中共要做出根本改變，開放市場，並有健全的法治來保障公平的經濟競爭，這觸及到中共對企業的控制，再次點到中共的死穴，也指明中國經濟發展的真正障礙就是中共體制本身。
對此，中共竭力死守。中美貿易戰幾番交手後，中國經濟下行嚴重，中共陷入內外危機的困境，中共高層拋出以「自力更生，共渡過難關」，死守最後防線，同時還表示進一步收緊對民企的控制。
去年9月一個名為吳小平、自稱「資深金融人士」的人在中國社交媒體發文稱，「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此文隨後在大陸各網站廣泛轉載，被認為是為中共下一步強化控制民企的試水風向標。
不過「民營企業退場論」很快引起社會反彈。9月底，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在10月的《中國民商》雜誌以「警惕打著共享的旗號搞新的公私合營」為題發文，批評在民營經濟遇到困難下，迫其走上公私合營之路，那後果是很可怕的。
去年12月中國經濟學家向松祚在中國人民大學的總裁班演講時，針對中美貿易戰帶來的經濟問題，大膽直言，並且直擊當前中國經濟和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直言中國政府無信用才是企業面臨的最大困難，並提出稅改、政改、國家治理體制改革才能解決根本問題。
中國的社會精英都看到，從國家的長遠發展來看，結構性改變以及世貿組織要求的市場經濟環境有利於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中美貿易戰也是中國邁向民主自由、法治社會的機會。目前中國經濟下行嚴重，美方在要求中方作出結構性改變的意識異常堅決，中共已無法迴避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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