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死了，希望人們在埋葬他的肉身的同時，也順帶埋葬他對中共的綏靖主義，正因為他對中共的綏靖主義，造成今天中共的惡性崛起，對世界帶來嚴重的潛在威脅。

基辛格的所謂「政治現實主義」（political realism），是一種短視的、唯利是圖的、不講究是非道德的「實用主義」，這種實用主義，只能短暫換來和平，最終是要釀成大禍的。

真正的「現實主義」是能夠徹底看透危機的所在（哪怕危機當初看來並不明顯或不現實）從而採取防範措施，而不是被表象所矇蔽。基辛格的所謂「現實主義」就是對中共的錯誤認知，他1971年看到的中共，雖然貧窮，但個頭大，始終有發展的潛力，因此親中共對美國有好處。他看不到的，是中共的「一黨專政」制度假如不變，則當它一旦發展起來，它會對世界帶來威脅。從這個角度看，基辛格的「現實主義」是不合格的，甚至是危險的。

當人們盛讚基辛格的「現實主義」時，我倒喜歡拿他跟另外一個美國外交家比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美國開始考慮如何處理跟共產主義強國蘇聯的關係。1946年，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發了一封長達5500字的長電報（史稱「長電報」The Long Telegram），向美國政府報告了他對蘇聯的觀察以及應對蘇聯在全球擴展共產主義的對策。他準確地指出，蘇聯政權本質上是擴張主義的，其影響力必須‘遏制’在對美國具有至關重要戰略意義的領域。他這封電報，為杜魯門總統在制定明確的冷戰計劃，特別是馬歇爾計劃，發揮了重要作用。

他在「長電報」中指出，蘇聯必敗，西方民主自由必勝的前景。他說：蘇聯認為自己處於與資本主義的永久戰爭中，因此它將利用資本主義世界中可控制的馬克思主義者作為盟友。蘇聯的侵略從根本上不符合俄羅斯人民的觀點或經濟現實，而是植根於歷史上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和神經症。蘇維埃政府的結構抑制了對內部和外部現實的客觀或準確描述。

最後，凱南揭露了蘇聯的弱點並提出了美國的戰略，指出儘管面臨巨大挑戰，但「我堅信問題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內，並且不訴諸任何一般的軍事衝突」。解決辦法是加強西方機構，使它們在等待蘇維埃政權緩和的同時，不受蘇聯挑戰的影響。

蘇聯解體的歷史發展證明喬治·凱南對蘇聯的觀察以及提出的策略是正確的及有效的，46年後蘇聯及東歐集體分崩離析。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政治現實主義」。

再來看看基辛格的所作所為。他提出「聯中抗蘇」的策略，反映他既看不到蘇聯本質上的虛弱，更看不到中共的潛在威脅，因此對此二者作出錯判，顯然其戰略眼光不如喬治·凱南。他為謀短期的利益（減輕美國的壓力），不惜拋棄盟友台灣而走到北京與美國的宿敵（韓戰及越南戰爭）中共握手，這是最典型的現實主義。對他來說，理想、原則這些虛無縹緲的東西都不值得堅持，最緊要的是實實在在的利益，這些利益，既可以是國家、集體的利益，更可能是私人的利益。如果為了國家的利益而行使現實主義，那麼也無可厚非，但筆者更相信，他是為了私人利益而以現實主義為擋箭牌，正因為私人利益驅使使他甘心為極權服務，例如：

一，為鄧小平「六四「屠殺辯護。世人對基辛格的現實主義真面目的認識，也許是從1989年中共6.4屠城事件開始。就在屠殺的第二天，他同時在多家報紙上發表專欄文章，稱鄧小平為「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改革家之一」，說鄧為中國「選擇了一個更為仁慈而較少混亂的過程」，為這個屠夫塗脂抹粉。當美國國會呼籲制裁行動，布殊當局正準備在一定範圍內採取相應措施，基辛格卻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著名晚間新聞主播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的採訪時說，「我不會主張任何制裁」，又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會容忍示威者佔領首都的主要廣場達八周之久，這種佔領導致了失序和混亂，因此實行鎮壓是不可避免的」。2011年他出版《論中國》（On China），仍然責怪學生，說「佔領首都一個主要的廣場，即使是完全和平的，都是一個策略去證明政府的無能從而弱化它並驅使它作出魯莽的行動，並置政府於一個不利的地位」，這哪裏是人說的話？

二，為毛澤東的暴政辯護。基辛格對毛澤東的暴政往往是輕描淡寫，卻把暴政之所以能夠實施歸咎為中國人民的韌性和容忍，這是非常冷血的指控。他在《論中國》中，在列舉了若干毛澤東造成的嚴重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後，對毛澤東不但沒有半句責難，反而說：「然而，是中國人自己給與毛澤東一個信心基礎，讓他深信人民的韌性、能力和團結能夠成就他的無法完成的挑戰」，然後基辛格自己慨嘆：「沒法想像有另一個民族能夠承受毛澤東強加給社會的那些無日無之的動盪」。他又自我解釋：「只有像中國人民那麼堅韌和忍耐才能夠在經歷了過山車般的動盪後仍然能夠以團結和富動力的面貌走出來」。這真是風涼話。基辛格先生，你完全沒有看到人民在中共淫威下是無法不默默承受這些災難啊！

三，為中共「一黨專政」辯護。他在《論中國》一書，表達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毫無保留的認可，他說：「中國已經成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中國朋友對我而言意義非凡」。2013年習近平上台，大談「中國夢」，基辛格則迴應「中國夢與美國夢殊途同歸」。

由於基辛格對中共極權制度的寬容和認同，他制定了對華「和解及接觸政策」（detente and engagement）。從1971年秘密訪華以來50年間，經歷了8任美國總統和5任中共領導人，都奉行這套政策，直到特朗普上任之後。美國對華政策的這個主旋律，導致中共今天的強勢崛起，而他本人則成為中共在美國最重要的大外宣代言人、統戰對象、滲透工具、游說集團首腦。

作為曾被中共五代領導人接見的唯一外國政要，基辛格自1971年開始，先後近百次到訪中國，除了50次是官方訪問外，其餘的都是私人訪問，都屬於商業性質，為其眾多與中國有生意往來的客戶服務。早在1982年，基辛格就從高盛和其他三家銀行的財團獲得兩年期的貸款，創建了基辛格聯合諮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 以下簡稱KAI），KAI網羅了大批英美政要及跨國企業家，與包括黑石集團等多家公司建立了戰略聯盟，其主要業務是為美國大企業提供拓展中國市場的政策諮詢。基辛格90%的客戶都是跟中國做生意的歐美公司，例如摩根大通、美國運通、AIG、可口可樂、GTE通訊、亨氏食品、波音、韓國大宇、默克製藥、自由港公司、渣打銀行、愛立信、貝爾電話、富豪等公司。顯然，由於基辛格這樣的原美國高級官員的影響，使美國產生了一個新的強大的為中國游說的集團，這個集團不願意批評北京當局的人權記錄，反對與中國「對抗」或制裁中國，並藉此撈到了可觀的利潤。《華盛頓郵報》作者Richard Cohen 曾經發表文章：「Kissinger：Pragmatism or Profit?」（August 29, 1989 ）深入分析基辛格的現實主義本質是 C ，這個 C, 既是 China，也是 Cash。

最後，基辛格為人們展示一個人的變質過程。作為學者的基辛格在他還沒有出道時，他的觀點是正常的，例如他在其第一本書「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22」（這其實是他的博士論文印刷成書，足見被污染前的基辛格）說：
Whenever peace—conceived as the avoidance of war—has been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a power or a group of power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as been at the mercy of the most ruthless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eneve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acknowledged that certain principles could not be compromised even for the sake of peace, stability based on an equilibrium of forces was at least conceivable.

（筆者簡單翻譯：當一國或一羣國家的主要目標是和平（即是避免戰爭）時，國際秩序會受制於其中最無賴的一員。只有當國際社會認識到即使為了和平，有些原則是不能妥協的，這樣，纔能有望保持到建基於力量平衡的和平）。

但是，今天作為「政商一體化」的基辛格，卻因為擁有龐大個人利益而願意去對中共這個「國際社會最無賴的成員」妥協原則改而採取綏靖政策，前後兩個基辛格，這其實是反映了這個人異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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