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中共前總理李克強突然去世，引發國內外熱議，眾多分析指向當前掌權者，疑為中共內部為爭權而故意謀害。
縱觀中共建政歷史，其內部鬥爭非常殘酷和暗黑。之前，毛澤東為保權力，整死眾多中共高官；文革後，鄧小平等人為了維護中共集團利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以建立「制度化」「法制化」的名義，限制中共內部的血腥爭鬥。李克強之死表明中共窮途末路之時，已經突破此「制度化」內鬥，重回毛時代「你死我活」的血腥爭鬥。
毛澤東被認為是中共黨魁中最狡詐的，其鬥爭中方式之慘烈、手段之卑鄙，無人出其右。
1930年，在中共盤踞的蘇區，毛澤東為了爭取權力，大搞恐怖清洗——整肅「AB團」，幾千名中共軍隊官兵和黨團員及普通群眾慘遭殺害。建政後，殘酷的黨內鬥爭仍然繼續，毛澤東整死了劉少奇、彭德懷，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共高層，都被毛澤東整得非常慘。
中共這種絞肉機式的邪惡體制，不僅殘害死八千萬中國無辜民眾，中共黨內黨員也都沒有安全感，無論職位多高，都可能在鬥爭中被整死。
文革後，鄧小平等中共高層意識到，只有建立中共內部對權力的有限制約，才能避免中共在內鬥中滅亡。於是，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提出「制度化」「法制化」的改革。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宣稱，「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1979年，中共人大通過了第一部刑法典和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典。從此以後，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變成以反腐的名義、犯罪的名義，通過司法程序「依法」進行。
在此過程中，為了維護中共高層特權，一直遵循被外界認為的「刑不上常委，死刑不上國級」的潛規則。只有周永康案被認為打破了第一項潛規則，因為周永康罪大惡極，惡事做盡，但只是判處了無期徒刑；而薄熙來，涉嫌推翻現任領導人習近平，也只是判處無期徒刑。
在中共的刑法中，對於貪污和受賄等職務犯罪的處罰，有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
在1979年刑法中，沒有對貪污和受賄罪規定絕對死刑；到1997年刑法，對貪污罪、受賄罪規定了絕對死刑，但是到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又廢除了貪污罪和受賄罪的絕對死刑，改為「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根據刑法法理，一國的刑罰配置模式可分為相對確定的刑罰和絕對確定的刑罰，相對確定的刑罰是指規定一個法官可以自由裁量的空間，如「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沒收財產；而絕對確定的刑罰是只規定一個確定的刑罰種類或者幅度，法官沒有自由裁量的空間。如1997年刑法典對貪污罪、受賄罪的刑罰規定是「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絕對死刑的規定顯示刑法制定者對於相關犯罪行為的嚴厲打擊，有分析認為，中共1997年刑法對於職務犯罪規定絕對死刑，是受到了八十年代「嚴打」的影響；到2015年刑法修正案對貪污、受賄罪廢除絕對死刑之後，顯示中共對於其高官的「網開一面」，即一般不會判處死刑。
自那以後，中共高官幾乎沒有因為貪污受賄判死刑的案例。因為貪污受賄被判處死刑的，只有2021年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賴小民一例。
無論中共的法律是否有效，一個人（無論是中共高官還是一般平民）被定罪並被處罰，被關到監獄中，或者被判處死刑，就需要走法律程序，就需要定罪的理由和所謂證據，就需要走法律的偵察、公訴、審判等程序。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共內部像毛時代一樣無所顧忌、為所欲為把對手整死，在一定程度上讓中共黨內人員，不用像毛時代一樣太擔心自己的安全。
當然，這種「制度化」的內鬥，以法律名義的懲罰，也讓現任中共黨魁在黨內和民間展示這種「處罰的正當性」。
但是，李克強的蹊蹺死亡一下子打破了中共幾十年建立的「制度化」內鬥，一下回到了毛時代的不擇手段與肆無忌憚。
在中國大陸，從高官到民間，沒有人相信李克強是自然死亡，在國外，更是各種猜測。
就像一個網民所說，即使一個平民，死得不明不白，都需要警察立案偵查，調查是不是他殺。李克強曾為中共2號人物，正國級高官，其死亡竟然如此草草收場。
因此，李克強之死對中共內部各級官員造成的衝擊，對中共造成的衝擊，可能遠遠大於對民間的影響。
對於中共各級官員來說，會人人自危，而中共高層的內鬥，也不會因為李克強之死而停止，而只會更加激烈，直至中共走向窮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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