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2018年將「長三角一體化」提升到國家戰略位置，試圖打造「東方矽谷」，日前，他再次專門召開會議，喊話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不過專家認為，習近平長三角項目有多個致命傷，「東方矽谷」恐難以實現。
專家：「長江經濟帶」下去了 整個中國經濟就崩塌了
10月12日，習近平在江西考察期間，就進一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專門在南昌市召開座談會。習近平在會上發表講話，再次強調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並稱這是保持長久安定的基礎等。
對長江三角洲計劃如何推進，習近平重點提到三方面，包括要「大保護不搞大開發」，不破壞長江生態環境；以科技創新為引領，推動優勢產業延鏈、新興產業建鏈；加強各地區政策協同和工作協同。
資深中國問題專家王赫表示，習主要是做浙江、江蘇、上海的一體化發展，「因為這三個地方是中國最富有的地方，也是經濟各方面條件最好的，而且浙江的民營經濟非常發達，上海是國際化都市，它們想把這做成一個中國經濟發展體，用這個來推動長江經濟帶。」
他說，「長三角發展起來，就把『長江經濟帶』帶動起來了，又把中國的『東西藍帶』帶動起來。他（習近平）有這麼一個構思。」
「東三省是淪陷了，整個華北（經濟）也非常的糟糕；整個中部地區的日子只能說是煎熬。」 他說，「所以這次習近平講了長江經濟帶的高質量發展，他所針對的一個核心就是保長江經濟帶。」
「在目前經濟形勢風雨飄搖的情況下，如果這一塊（長江經濟帶）再下去了，整個中國經濟就徹底崩塌了。」
市場被分割問題難解決
2018年11月5日，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習近平在發表主旨演講時宣布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長三角區域的浙江、江蘇、安徽和上海的經濟總量佔中國16萬億美元經濟總量的四分之一。中共希望通過高效的投資和自由貿易促進該地區的經濟發展。
不過專家認為，長江經濟帶發展中各省互相競爭、市場被分割等問題難以解決。
王赫表示，長江經濟帶發展有一個最大問題是，「中國經濟是個『諸侯經濟』」，「每個省、每個市都有自己的範圍，它都是發展省域經濟、縣域經濟、市域經濟。」
他說，經濟發展要求全國一盤棋、統一大市場，但現實中中國的市場是被分割的。
為響應習近平的長三角區域一體化計劃，長三角三省一市2019年相繼發布了各自的長三角區域一體化文件。地方政府均試圖起帶頭作用。
浙江省最早通過地方性發展規劃，於2019年6月14日通過《浙江省推進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行動方案》；上海則於2019年6月27日印發上海的實施方案；安徽省、江蘇省也在2019年7月中旬先後通過了各自的實施方案。
此外，各省市還會出台配合國家領導小組辦公室編製的若干專項規劃和配套政策。
王赫說，中共發展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就要把行政區對經濟的影響儘量弱化，能夠使統一大市場、能夠用經濟力量來帶動各地方的均衡發展。
但他認為，「中共政權不可能弱化政府的作用。它實際結果是加強各個省級政府、地級政府、各級地方政府對經濟的控制能力。」
「因為它很難打破地方經濟割據，因為每個地方的利益都是剛性的，政府就一定要對經濟進行控制，這落實在地方層面就一定是各級政府一定要搞自己的諸侯經濟，確保自己的利益。」
他說，諸侯經濟這個問題很麻煩，「各級地方當局對經濟的主宰，使中國經濟被割據成一塊一塊的。」
各地無法統一協調 產能嚴重重複
近期，房地產危機對地方政府的財政造成了巨大打擊，使各地方政府間的競爭更加激烈。據中共官媒的報道，許多地方政府沒有加強協調，而是更密集地推出退稅和降價銷售等政策，把周邊省份的企業招商引資過來。
旅美經濟學者黃大衛表示，各省市往往是互相競爭的關係，很難按照一個統一的系統去分配，「因為各個地方都會從自己自身的出發點去進行競爭。」
「各個地方都是以招商，尤其是外商為主的一個指標。」他說，「各省市因為有各自的財政利益、有各自領導的政績問題，經常都會非常嚴重的同質化。」
黃大衛說，因為太陽能板有補貼，各個省份都作為效益、政治資本在拚命上馬，都各自去申報、各自去招商，沒有一個總的協調，最後結果變成產能過剩，這情況是普遍存在的。
王赫也表示，中國這次搞電動車，幾乎很多省都在搞電動車，「你能搞為甚麼我不能搞呢？這樣就導致了產能的嚴重重複和遍地砸錢，那個浪費非常的嚴重。」
全球供應鏈重組 外資繞開中國
上海自貿區是中共「長三角一體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其中上海自貿區的臨港新片區於2020年8月20日成立，重點打造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航太、新能源等七大重點產業領域，試圖打造一個高端製造和技術中心的「東方矽谷」。
中共上海市商務委副主任諸旖稱，「臨港新片區已經成為上海引進外資的重要增長極。」
官方數據顯示，臨港新片區完成實到外資累計29.92億美元。不過，Tesla是第一家入駐的海外大牌工業企業，但之後進來的大牌公司寥寥無幾。如今最大的投資者大多是國內企業，如國有控股的中芯國際和電動汽車電池製造商安培科技等。
對沒有大型外資企業繼續進駐的原因，黃大衛表示，疫情期間上海封城，讓外企覺得中共的政策非常不穩定，「相對來說對於有利可圖的市場，有些企業更加在乎的就是穩定跟政策的連貫性。」
他表示，國際關係也是一個主要原因，2018年中美貿易戰和美中關係緊張以後，有的企業相當擔心，「尤其是美國提出了一個友邦外交，這導致很多先進的企業都會考慮東南亞或其它地方去設廠。」
「未來能不能打造好長三角高科技區，關鍵是國際關係能不能夠有重大改變。」他說。
王赫認為，「整個國際大趨勢就是甚麼呢？全球供應鏈重組，大家要繞開中國。」
他說，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把很多的外資往外趕，加上歐美要跟中共去風險，「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就是『東方矽谷』這個東西，肯定是難以實現的事情。」
由於疫情期間的封鎖政策、美國的出口管制以及中共修訂《反間諜法》等因素的影響，中國的營商環境中不確定因素增多，加快了外資撤離中國的步伐。4到6月份中國直接投資負債降至49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87%，是1998年以來的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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