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由於中共反間諜法不允許數據出境，全球律師事務所Dentons不得不拆分中國業務，這是該法驅使跨國公司逃離中國的最新一例。
專家表示，跨國公司在數據方面會碰到越來越多中共法律上的障礙。中國大陸和國外正形成兩個不同體系，好像要回到冷戰時代。
全球最大律師事務剝離中國分部
Dentons律師事務所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此次分拆是為了回應「中國（中共）政府最近對中國律師事務所的要求，包括與網絡安全和數據保護有關的要求」。
聲明中還說，Dentons將「繼續與大成合作，滿足中國以及該公司開展業務的80多個國家客戶的需求」，但「不再是Dentons集團（Dentons Group）的成員，而是作為一個獨立的法人實體，與大成建立『首選事務所』關係」，香港辦事處仍將是Dentons律師事務所本身的一部份。
最顯著的變化是公司徽標和品牌的更新，將恢復到2015年之前的做法，公司標識「大成Dentons」的漢字將被取消，並將在未來幾周內推出。
分拆前，大成律師事務所在八十多個國家的二百多個地點，僱用了21,000名專業人員。公司發言人證實，如果按人數計算，該公司仍然是最大的。
今年四月，中共當局修訂了《反間諜法》，使得外國公司在中國對業務變得更加困難，該法禁止傳輸任何與國家安全相關的信息，但沒有定義哪些數據屬於這一類別。該法還允許當局訪問數據、電子設備和個人財產，並阻止個人離開該國。
一位熟悉Dentons決策的人士告訴DealBook ，這使得遵守行業的法律標準和最佳實踐，變得不可能。例如，一項要求中國公司對外國實體保密客戶和員工姓名的規定，給美國律師帶來了棘手的問題，他們在接受新客戶之前，必須檢查與現有客戶的衝突。
「他們被迫分拆了最具歷史意義的律師事務所合併交易之一，」 法律諮詢公司Zeughauser Group的Kent Zimmermann說。他補充說，他們真的別無選擇，這為許多公司提供了一個離開中國的機會，因為他們發現，在中國業務無法維持下去。
策緯諮詢公司（Trivium China）駐上海的副總監南利斯特（Tom Nunlist）對彭博社表示，「事實上，我們將看到更多公司因此分拆中國業務——甚至會中斷合作關係。」
他說，「要按照相關法規對數據安全、數據出境安全評估會是非常嚴格和繁瑣的，或者至少說可以非常嚴格的，這對每個人來說絕對是一場噩夢。」
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王國臣告訴大紀元，最主要當然還是跟中國大陸的數據監管有關，尤其是《反間諜法》的修正案通過，包括數據安全、數據安全出境等等。在大概一個多月前我們就大概預測說，中國大陸的外資會呈現兩個狀態，一個是會大幅減少對中國的投資，最近數據已經顯示對華投資呈現衰退狀態。另外一塊是外資把它在大陸的業務分拆，避免所謂的數據出境問題。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Wong）對大紀元表示，根本原因是中國（中共）法律規定這些數據不能夠離開中國，不能夠為境外公司所使用或者調閱，所以它是必須要符合相關法律。
「Denton把中國業務從其它國際業務中分拆開來的做法，在未來肯定會成為一個基本操作及一種趨勢。基本上要處理中國跟國外業務，國際跨國公司都會把數據和業務分拆開來。」
苗頭在2015年就埋下
2015年，當時正值「一帶一路」項目啟動、中國對外投資收購以及外國對華投資，漸漸達到頂峰之時，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數據，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不含銀行、證券和保險）額達1,701億美元，吸引外資直接投資（不含銀行、證券和保險）實際額1,260億美元。
當年11月份，Dentons與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正式合併，合併之後的新公司，在標誌還特意添加了兩個漢字，變成「大成Dentons」。
《紐約時報》2015年報道說，外國律所及律師被禁止在中國國內開展業務，只能提供有關外國法律的建議，比如處理收購中國公司的監管許可問題，或為外國委託人代理中國國內的訴訟案件。
因此，大多數外國律所在中國只有幾名外國律師，且只在大城市開設辦事處。而擁有逾4,000名律師的大成，幾乎所有律師都在中國。
與大成等中國律師事務所關係密切的客戶，往往大多沒有強大的海外業務，因此很難進行境外交易。合併後，Dentons代表的中國公司將在美國、歐洲和其它地區尋求Dentons律師的建議，而Dentons的客戶，也將就中國的項目和舉措尋求大成律師的建議。
由於中共法律禁止國內和國際律師事務所全面合併，因此兩者的合併選擇了瑞士聯盟結構，這意味著Dentons和大成將保持各自的獨立財務，但共享客戶。
但合併初期，人們就已經發現了根本性弊病，即中共法律系統與西方不可能相互融合，以及互聯網信息傳輸問題。
一位美國律師事務所的中國合夥人告訴《金融時報》，「我們外國法律界的許多人都持懷疑態度」，「這（合併）不可能成功的真正原因是，這種合併規模造成了難以克服的利益衝突，並導致文化、職業道德和治理方面的衝突。」
Zimmermann也表示，中國「缺乏西方式的法治，缺乏獨立的司法機構，加之政府、司法和商界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使得中國律師和客戶與西方律師和客戶的日常體驗和期望截然不同」。
大成律師事務所創始人彭雪峰也承認，除了文化差異以及管理制度銜接上的難題，網絡體繫上的風險控制也是一個問題。
公開資料顯示，大成律師事務所的業務包括：公司與併購、跨境投資與貿易、「一帶一路」研究建設中心等。「大成律師事務所的境內外機構，均可共享大成全球法律服務網絡內的項目信息、專業知識、業務經驗、專業人才、社會關係等資源。」
Dentons的拆分，也與其在大陸業務的縮減有關。隨著中國經濟普遍放緩，以及中美之間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給投資者帶來的跨境交易方面的壓力， Dealogic的數據顯示，迄今為止，涉及中國的併購總價值僅為2.21億美元，而去年同期為34億美元。
中共《反間諜法》正迫使跨國公司逃離中國
Dentons分拆中國業務，是中共反間諜法迫使跨國公司撤離中國的最新一例，總部位於紐約的Proskauer Rose公司6月份也表示，將關閉其中國大陸辦事處，而Ropes & Gray正在「將部份中國資源轉移到香港」。
中國歐盟商會6月份發布的《商業信心調查2023》顯示，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在將總部與中國業務「脫鉤」，「主要是為了管理風險」。近四分之三受訪企業表示其IT和數據存儲設施已實現本地化。在過去五年中，公司員工本土化程度顯著，16%受訪企業表示其中國業務已無外籍僱員。
該報告說，「這既不利於歐洲在華企業的發展也不利於中國。為中國及世界其他各地建立兩個不同的體系，意味著全球經濟規模帶來的總體效率降低；外籍僱員流失也會導致知識和經驗交流的減少、產生溝通障礙；企業可能因此推遲投資計劃、甚至關閉在華業務。」
一些擁有海外業務的中國公司，也紛紛將公司拆分為本土和海外兩部份，或將總部搬遷或註冊到海外，包括拼多多和全球子公司Temu、快時尚零售商Shein、電動汽車製造商Nio和IT服務提供商Cue等等。
在中國押下重注的外國公司正在夾縫之中掙扎，它們需要重新考慮在地緣政治高度緊張和各司法管轄區監管要求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如何重新構建企業結構。
大眾、通用汽車公司、星巴克、Intel、Tesla和蘋果公司，都在中國擁有廣泛的業務。而銀行業被認為是最敏感的行業之一，掌握著有關中國借款人的數據。摩根士丹利已開始在中國建立自己獨立的業務系統，以遵守當地數據和信息相關的法律，該系統也與公司的傳統全球業務平台不兼容。
黃大衛表示，總體來說，由於新的國安法和數據安全法的法律增加之後，進入中國的一個市場風險是，他們可能沒辦法獲取一個相對準確、全面的中國經濟數據和社會發展數據。這對於一個投資來說，會造成一個不確定風險。
黃大衛舉例說，像日本企業搞的氫能源汽車，如果它想進入中國，它要知道中國目前氫能源汽車的政策和市場數據，如果政策不穩定不公開（是否與電動車待遇不同、有無補貼和有無加氣站規劃等等），市場數據（新車新增容量、人均收入、GDP真實數據）沒有拿到，如果不確定的話，是沒法開展業務的。
「不同行業可能區別還比較大，像德國Linda Gas的Linda汽體，還有德國的大眾企業做機械生產，還是非常熱衷於進入中國，他們對於中國市場的信息來說，並沒有像其它企業要求嚴格，因為他們都是賣一些工業產品，但從大方向來說，或對市場來說，以及對外資企業來說，都是相對負面的一個情況。」他說。
相互脫鉤 重回冷戰時代？
美國最新對華投資禁令，也將進一步推動中美脫鉤，《華爾街日報》評論說，兩國不得不脫離數十年來為雙邊關係提供壓艙石作用的經濟和商業聯繫，新的投資限制措施可能會加速兩國進一步疏遠的勢頭。
風投公司曾經大舉湧入中國，現在這些公司已紛紛撤出中國，今年6月份全球頂級風投公司紅杉資本已宣布剝離大陸業務。根據Crunchbase的數據，2021-2022年，美國對中國初創企業的投資下降了逾30%，而且今年很可能進一步下降。
「此舉傳遞出的真正信息是，這是企業和投資者必須考慮的持久趨勢。」保衛民主基金會（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研究員、供應鏈情報公司Horizon Advisory的聯合創始人Nate Picarsic表示，「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風險已成為一個永久性問題。」
策緯諮詢公司（Trivium China）的合夥人Andrew Polk表示，雖然由他提供顧問服務的一些美國公司仍然對中國市場感興趣，但許多公司已經越來越猶豫。
Polk稱：「我們總是說中國市場的風險調整回報，已經發生巨大變化，這一點也引起我們客戶的共鳴。」他表示，「因此，我們看到許多公司從根本上重新思考其中國戰略，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一定會改變戰略，但他們現在正對戰略進行壓力測試，因為我們顯然已經處在一個新的環境當中。」
黃大衛表示，由於北京有關數據的相應法律不斷出台，內容都會很廣泛，越來越多的境外公司拿不到中國數據，哪怕通過國內的手段拿到數據的話，使用也會有一定風險。
「可以肯定，信息會越來越窄，然後就是信息斷層。要判斷中國市場或者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情況是越來越困難，會碰到越來越多法律上的障礙和限制，這是無庸置疑的。」
王國臣表示，現在的美中都是採取某種程度相互脫鉤，中國大陸不准數據往外流，而另外一方面美國對於投資中國大陸也設限，美國母公司也沒辦法匯錢到中國大陸子公司，中國大陸子公司必須在中國市場籌錢。
「在這種金錢、資訊都沒辦法交流的情況下，子公司跟母公司的關係是甚麼？這對整個產業供應鏈或跨國公司，都會產生一種巨大衝擊。以後可能就是中國和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是一個體系，而美國、歐洲或其它地方，又是另外一個體系，那就有點像回到新冷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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