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姪子、小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4月5日,他提交了參加2024年美國總統競選的文件。他以在環境法和疫苗安全等方面的立場而聞名。

根據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FEC)的文件,小羅伯特‧甘迺迪是以民主黨人的身份提交的。

甘迺迪在提交文件後接受《大紀元時報》獨家採訪時表示,「美國正在經歷一場世界末日般的部落分化,其毒性和危險性超過了內戰以來的任何時期。」

「民主黨人正在與共和黨人鬥爭,而精英們正在掠奪我們的中產階級,毒害我們的孩子,並將我們的生活商品化。」

「我的競選重點不會放在使我們分裂的問題上,而是放在我們的共同價值觀上。」

繼Marianne Williamson之後,甘迺迪是第二個宣布競選民主黨提名總統候選人。

甘迺迪的父親是已故參議員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紐約州民主黨籍),在1968年競選總統時被暗殺,而他的叔叔約翰‧F‧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於1963年在德薩斯州被暗殺。

甘迺迪在3月早些時候曾表態,他計劃參選。

甘迺迪在3月10日的推文中寫道,「如果看起來我可以籌集到資金並動員足夠多的人去贏得選賽,我就會宣布參加競選;如果我參選,我的首要任務將是結束國家和企業權力之間的腐敗結合,這種結合已經毀了我們的經濟,粉碎了中產階級,污染了我們的環境,毒害了我們的孩子,並剝奪了我們的價值觀和自由;我們可以團結一致,恢復美國的民主。」

目前,甘迺迪有一個競選頁面,正在向志同道合的美國公民募集捐款。

2023年2月6日,非牟利性兒童健康保護組織的創始人小羅伯特‧甘迺迪在加州洛杉磯。(York Du/英文大紀元)
2023年2月6日,非牟利性兒童健康保護組織的創始人小羅伯特‧甘迺迪在加州洛杉磯。(York Du/英文大紀元)

他以「自由第一」的口號參選,並表示將對他所謂的「精英」開戰。

他的競選頁面上這樣寫道,「小羅伯特‧甘迺迪一生都在為美國民主以及憲法保障的自由而奮鬥;他與企業的貪婪和政府的腐敗作鬥爭,以保護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健康、我們的生計、我們的環境,還有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自由。」

「憑藉正直、勇氣和自我犧牲精神,他曾帶領美國人進行了一場崇高的鬥爭,以恢復我們國家作為模範國家形象,結束有毒的兩極分化,制止我們分裂,制止精英們從中漁利。」

關注疫苗安全問題

雖然是註冊民主黨人,但眾所周知,甘迺迪反對本屆政府的許多政策,特別是那些與COVID-19有關的政策。

他創立了兒童健康保護組織(Children’s Health Defense),這是一個致力於解決「由環境暴露引起的慢性健康狀況」的非牟利性健康組織,並一直對與COVID-19基因疫苗有關的危害發表意見。

甘迺迪在3月份接受EpochTV節目《美國思想領袖》採訪時,引用了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2000年所做的一項研究,該項研究分析了疫苗與從1900年至今傳染病死亡率下降70%-80%之間的關係。

他說,「CDC的研究發現,疫苗幾乎與此無關」,並補充說:死亡率下降的原因應主要歸功於「工程師們」帶來的進步,包括更好的衛生設施、更好的營養食品運輸、水的氯化,以及更好的污水處理。

他說,「這並不意味著疫苗沒有減少傳染病的發生;雖然麻疹疫苗可以阻止麻疹,至少在你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但它並沒有讓你更健康,也沒有讓你更有可能健康長壽。」

「有很多證據表明,疫苗不可能讓你延長壽命。事實上,它們很可能會縮短你的壽命,使你的生命不那麼充實,使你成為一個不那麼有用的人。」

Instagram等社交媒體平台審查了甘迺迪反對COVID疫苗的言論。

大型製藥公司

甘迺迪說,「機構俘獲」(agency capture),即「監管機構被他們應該監管的行業所俘獲」的現象,在製藥業尤其普遍。

甘迺迪最近在接受《美國思想領袖》採訪中說,「當我在2005年開始就疫苗問題進行訴訟和呼籲時,我立即被公共衛生機構內部的「機構俘獲」程度驚呆了,而且還有財務方面的糾紛,這在其它機構中是前所未有的,基本上把『機構俘獲』暴露無遺。」

他指出,作為這種機制的一個例子,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藥品審批預算的75%和總預算的45%來自製藥業。

2020年7月20日,位於馬利蘭州白橡樹(White Oak)的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Sarah Silbiger/Getty Images)
2020年7月20日,位於馬利蘭州白橡樹(White Oak)的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Sarah Silbiger/Getty Images)

他告訴主持人楊傑凱(Jan Jekielek),「不僅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這個機構,而且NIH內部的個體科學家,都被允許為他們研究的藥物申請專利,然後交給製藥業並收取專利費;在過去十年左右,這些科學家已經收取了約3億美元的專利費。」

他補充說,另一個例子是,疾控中心120億美元的年度預算中約有50億美元被分配用於購買疫苗,都是「與大型疫苗公司秘密進行人情交易」,並向廣大民眾推廣這些疫苗。

他說,推廣工作的一個特定目標人群是兒童。

甘迺迪說,「疾控中心基本上有權力強制要求7400萬兒童接種疫苗,否則他們中的許多人就會在上學等其它權利方面受到限制。」

他補充說,「按照該機構的要求,如果你想升職或加薪,你就不能給疫苗挑毛病,而必須證明你對擴大疫苗的使用覆蓋面做出了貢獻;對一個監管機構來說,這是一種不正當的激勵,因為這使他們成了行業的一個分支,而不是一個有效保護公眾健康的監管機構。」

對中央情報局的看法

甘迺迪認為,中央情報局(CIA)已經成了「我們政府中的政府」,成了美國體制的一個「毒瘤」。他建議為它單獨設立一個監督機構來解決問題。

他指稱,該情報機構使用「感官剝奪、酷刑、恐懼、宣傳,以及專制主義信息」等「精神控制」技術,來影響全世界人民。

甘迺迪在採訪中告訴《大紀元時報》,「當然,中情局幾十年來已經完善了這些精神控制技術,順便說一下,這不是迫害妄想症(paranoia),他們的最初項目被稱為MK-Ultra,其它項目被稱為MK-NAOMI,MK-Dietrich,而MK代表精神控制——這是精神控制的代碼;他們正在設計控制人的方法,讓人們成為不知情的殺手,他們稱其為『滿洲候選人』(Manchurian Candidates)。」

他說,中情局被引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由當時該機構的前局長Allen Dulles「操縱」,把權力交給了該機構的「計劃處」(Plans Division);隨後該部門就能夠在世界各國開展行動,包括暗殺領導人和操縱選舉等。

甘迺迪說,「因為兩者同屬一個機構,所以尾巴,也就是『計劃處』,開始搖擺不定,於是諜報處成了準軍事部門的延伸,它現在的職能是為這些準軍事干預行動辯護,保護它們,確保它們不被追責。」

他聲稱,中情局在1947年至1997年間參與了針對地球上三分之一國家的政變或未遂政變。

甘迺迪說,「它們大多數是民主國家;在MK-Ultra期間(1953-1973),他們付錢請社會科學家來設計社會控制的方法,其中一些是針對個人的;他們使用LSD等迷幻藥物,並且採用感官剝奪、酷刑技術、恐懼、宣傳、專制主義信息,對所有這些方法進行實驗,以找出有效的方法。」

他補充說,中情局在美國偷偷摸摸地實施這些社會控制措施已經有很多年了。到了現代,該機構參與了「201事件」(「Event 201」),由蓋茨、世界經濟論壇(the World Economic Forum)和中國疾控中心在2019年底發起對全球大流行病進行模擬。甘迺迪稱,該機構協助討論了如何利用冠狀病毒大流行「作為藉口來實行極權主義控制」。

甘迺迪說,「他們說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我們必須限制言論自由,我們不能允許人們批評政府的政策,特別是,我們不能允許人們談論實驗室的泄漏。』他們在2019年10月這樣做了,當時我們任何人都沒有聽說過關於武漢的情況。」

他建議,改革該機構的一個方法是設立一個監督機構,審查計劃處的運作所產生的「反擊代價」(「cost of the blowback」)。

甘迺迪說,「『反擊代價』從來沒有被衡量過,看看伊拉克戰爭,中情局為伊拉克戰爭製造證據,即『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時任中央情報局局長George Tenet告訴喬治‧布殊,『這易如反掌,我們進入伊拉克,然後乘勢進入敘利亞。』然而敘利亞戰爭導致200萬難民進入歐洲,然後歐洲的民主就崩潰了,出現了英國脫歐。」

甘迺迪說,「我父親是要整頓中情局的,當他競選時,他的意圖是讓中情局回到它本來的樣子,即一個諜報機構,收集信息、做分析,並將這些信息提供給行政部門。」

選舉改革

在接受《美國思想領袖》採訪時,甘迺迪告訴楊傑凱,美國不再是一個民主國家,其選舉被富有的捐助者控制著。

甘迺迪說,「它更像是一個寡頭政治或財閥政治,只對富人的需求和公司的需求做出反應,由他們支付政客們的游說和選舉費用,然後這些人就成為他們在國會山的契約奴(indentured servants)。」

甘迺迪說,如果選舉不能脫離金錢,美國就是一個「公司」。

他說,「聽著,今天競選紐約州參議員,也就是我們紐約的美國參議員,需要花費5000萬美元,這意味著,如果你要競選,你必須每天給數百人打電話,向他們索取1萬美元、2.5萬美元的捐款。等你掌了權,他們就給你打電話,而你必須接他們的電話。這意味著你沒有任何時間留給那些被政府踐踏的小人物。」

他呼籲在選舉過程中取消富人公司和個人捐助者的資助。

他說,「辦法之一就是讓金錢退出選舉過程,這種規則在我們國家存在了一百年。」他指的是1907年的《蒂爾曼法案》(the Tillman Act),該法案禁止企業在選舉中提供資金。然而,2008年最高法院的一項裁決,即「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裁定某些與言論有關的公司,其支出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並取消了對公司在競選宣傳方面的支出限制。

甘迺迪的童年

甘迺迪說,他在一個允許他「充份參與」美國時事的家庭中長大。

他說,「我的童年令人興奮,從我小的時候起,我就感到完全參與了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知道,我們每天看到的東西是我們國家歷史的一部份,我的父母每天都在和我們談論歷史、文學和價值觀。」

他補充說,「我們在成長中都接受了這樣的觀念:我們的生活充滿了了不起的爭議,如果我們能在其中發揮一些有意義的作用,那將是我們極大的榮幸。」

甘迺迪的姐姐,凱瑟琳‧甘迺迪‧唐辛(Kathleen Kennedy Townsend)是馬利蘭州前副州長。他的哥哥約瑟夫‧博德‧甘迺迪二世(Joseph Patrick Kennedy II)在1987年至1999年期間擔任國會眾議員,代表馬薩諸塞州第8國會區。甘迺迪的弟弟克里斯‧甘迺迪(Chris Kennedy)在2018年競選伊利諾伊州州長,但在競選中落敗。

總統拜登預計將很快宣布以民主黨人身份競選第二任期,而共和黨的競選陣容則包括前總統特朗普、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Nikki Haley、阿肯色州州長Asa Hutchinson和企業家Vivek Ramaswamy。

《大紀元時報》聯繫了疾控中心、國家衛生研究院、中央情報局和食品和藥物管理局,以尋求置評。

原文:Robert F. Kennedy Jr. Announces 2024 Presidential Bid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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