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海南省政府出台所謂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規定，其中引人矚目的是對於民營企業家涉案人員「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能不判實刑的不判實刑⋯⋯。」筆者不禁莞爾。

不僅是地方政府，中共高層和黨媒近期在許多場合都頻頻向民營企業家「示好」。馬雲回到大陸，據傳也是李強極力勸說的結果，目的不外乎是穩定民營企業家的信心。這一系列的動作，背景是病毒流行和中共政策的荒謬和反覆無常，導致本來就舉步維艱的民營企業雪上加霜；同時，中共對民營企業的打壓趨勢明顯，馬雲已經失去了對阿里巴巴的控制權，劉強東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削弱了對京東的控制，孫大午直接被關進監獄、財產被中共鯨吞；更重要的是，中共正面臨一系列的危機，包括在國際社會被孤立，經濟持續衰退，大規模失業，財政收支缺口擴大等等，中共會不會通過收割民營企業來給自己續命，是民營企業家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因為民營企業家歸根到底也是韭菜。也就是說，目前民營企業家不僅主觀上和客觀上都不再擴大投資，事實是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家帶著資金移民海外。按照中共的數據，民營經濟貢獻了50%的稅收，60%的GDP，70%的技術創新和80%的勞動就業，如果民營企業家選擇躺平，那麼已經跌倒在地上的中共可能連坐起來的力氣也沒有了。

中共迫不及待地向民營企業家討好，甚至送出了「不捕不訴不判」的大禮，看似是特權，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就會感到毛骨悚然。關鍵問題是法治缺失，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筆者的拙作《中共與法治格格不入》。按照法治的精神和原則，只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遵守法定的程序，那麼該不該「捕、訴、判」就有明確的答案，這是法律決定的。雖然現實中需要執法人員來具體操作，但是在「捕、訴、判」等最關鍵的環節幾乎沒有模稜兩可的灰色地帶和人為自由裁量的空間。中共所說的「能不捕的不捕」，在法治領域就是個笑話。但是中共確實能夠做到「 不捕」，原因是權大於法。既然沒有法治，那麼就是權力至上，中共為所欲為。這個隨意性就很大了，大到甚麼程度呢？既然可以做到「能不捕的不捕」，就同樣可以做到「不能捕的也捕」，這種事情太多了，比如前文提到的孫大午。那麼中共真的是要用權力賦予民營企業家特權嗎？看看地主和資本家的遭遇就知道了。中共所謂「土改」的政策多次變化，最初打土豪分田地，對地主進行血淋淋地屠殺和掠奪；中共在陝北割據的時候危機重重，於是搞所謂的「三三制」，對地主進行安撫和拉攏；中共篡政之後乾脆對地主斬盡殺絕。中共在勢單力孤的時候稱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共的「同路人」，中共篡政之後立即對曾經的「同路人」大打出手。同仁堂等老字號，不僅品牌和資產被中共霸佔，所有者和管理者也大多被中共迫害致死；而計劃經濟走進死胡同的時候，中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改換嘴臉，開始鼓勵個體工商戶和民營經濟的發展。總之一句話，你們的生死存亡，全看中共的需要。

如果問民營企業家甚麼能夠讓他們堅定信心，筆者認為多數的回答應該是法治。當然不排除個別的企業主更希望尋求政府官員作為保護傘，甚至通過官商勾結獲取暴利。但是這不是根本和長久之計，因為你所依靠的官員和權力本身就有不確定性，而且你還要被他所控制。而法治就不是這樣，可以說法治就是一條忠實的狗，你是主人，它時時刻刻守護在你身邊。一個人失去了金錢、地位、家人、朋友甚至身陷囹圄，法律都不離不棄；即使他失去了生命，他的遺體和著作權等等合法權益依然受到法律的保護。法治的意義在於每個社會主體都遵循法律，包括政府。企業家深度參與社會活動，他們最關心的首先就是自身合法權益不能受到侵害，特別是來自政府的侵害，這個保障只能來自法治。2002年美國商務部指控曹德旺先生創立的福耀集團傾銷並加徵關稅，福耀集團一紙訴狀把美國商務部告上美國的法庭，結果美國商務部敗訴。在法治國家這種情況實屬正常，所以企業家可以把全部聰明才智和精力集中在市場、產品、技術等等方面，可謂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而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就不同了，他們是帶著與生俱來的一副鐐銬跳舞，這副鐐銬就是中共體制。

民營企業在中共官員眼中就是唐僧肉，大大小小的妖精都要來吃一口。筆者一個朋友在海外開餐館，政府部門對消防和食品安全進行檢查，檢查人員告訴他哪裏不合格，為甚麼不合格，以及怎樣改進，給人的感覺是檢查人員就是來幫忙的，這讓他感慨萬千。他說在國內開個餐館，不掉三層皮是拿不到營業執照的。一個在上海開咖啡店的朋友對筆者說，店裏常備十來個紅包，經常有政府部門的人來搞各種名目的檢查，不送紅包就會被停業整頓，這種吃拿卡要是常態，見怪不怪了。

幾年前筆者在網上看到一個企業主的訴苦帖子，當時他的工廠的年銷售額已經有幾千萬了。環保局長經常叫他去打牌，每次他就帶十萬元輸給局長。他說錢是小事，時間是問題。工廠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時期，他卻忙於應付各個官員的牌桌和飯局，而且必須隨叫隨到，誰都不敢得罪，真是身心疲憊。不久前，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先生說他的企業家朋友「沒有一個有著真正的高質量的生活」，因為他們基本上都是在吃盒飯。俞敏洪先生的朋友圈，應該都是大型企業的老總。這些企業多數已經渡過了創業和發展時期，處於比較穩定成熟的階段。即使如此，老總們每天依然過著忙碌的生活，當然原因很多。筆者認為處理於政府相關的事務牽扯了他們很多的時間和精力。馬雲擔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的時候曾經承認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與政府打交道。

即使民營企業家們小心翼翼地陪著笑臉，還是難以滿足中共政權和各級官員的貪婪。馬雲和劉強東不同程度失去控制權，筆者不相信完全出於自願。2018年初，中誠信集團創始人毛振華在亞布力雪地控訴當地政府對其投資二十億元度假村的百般刁難和威脅，潘石屹等民企大佬紛紛聲援，都是同病相憐，只不過大多數人有苦不敢說而已。至於像孫大午那樣不怎麼陪笑臉的，中共就直接投入監獄去了。

筆者在國家機關工作期間也接觸一些企業，但是關於企業的難處的感受不來自企業，而是一位司局級官員。他被派到國企擔任總經理，三年後調回來。同事問他有甚麼體會，他嘆了一口氣說了四個字「善待企業」。要知道，他去任職的是一家規模不小的國企，他本人也是有政府背景和人脈的官員，到了企業才知道有多麼不容易。那民營企業的生存狀況就可想而知了。即使拋開中共官員的貪腐，僅僅中共政府對企業的過度干預和低下的工作效率，就足以扼殺企業的活力。

在中共官僚體制下，民營企業的角色就是這麼尷尬。如果了解中共的本性就應該知道，它對你示好和媚笑的時候，說明它的刀已經磨得很鋒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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