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史上最大法難 中共毀滅佛教 (二)

中共滅佛的手段變化多端且與時俱進，有時橫蠻凶殘，有時極具欺騙性，只有了解中共的本質與其對宗教的真實意圖，才能不被其看似矛盾的兩面手法所迷惑。

文革時期：不分敵我一律打倒

首先出事的喜饒嘉措是藏族僧人。中共利用藏人普遍尊崇出家人的心理，先對喜饒嘉措進行統戰再由他去統戰藏族同胞。他支持中共使用武力，為青海和西藏的赤化立下汗馬功勞。在國內的利用價值消失後，中共安排喜饒嘉措接任「中協會」（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讓他多次率團出訪海外進行統戰，並伺機打壓中華民國的「中國佛教會」（兩岸的佛教組織名稱相差一個「協」字）。中共為了表彰他的功勞，特別送他一口明朝的大鐘，還專門為此鐘修了一座鐘樓。

為鐘樓主持落成儀式的喜饒嘉措可說是風光無限，渾然不知「送鐘」已經預示了他的「終點」即將到來。「文革」的狂潮來襲時，喜饒嘉措被安上各種罪名，挨了4年的批鬥，最後在獄中被折磨至死。

趙樸初是「中協會」的發起人之一，「文革」時是該會的副會長，也和當時的會長喜饒嘉措一樣遭到整肅。在一次批判大會中，有人質問趙樸初：「你是共產黨員，為甚麼信佛教？」就這麼一句無意間的問話，才使人們意識到，這位身兼宗教領袖、社會活動家和文學家的跨界名人，原來還是個潛伏在多個領域的地下黨員。

「中協會」是受中共控制的官方機構，這2個會長又曾當過政府高官，或是中共同路人，在「文革」時依然被批、挨鬥，可想而知，無權無勢的眾多出家人受到何等的摧殘。「文革」結束後，公元1981年，中共曾對全中國「僧尼人數」進行統計，當時包括蒙、藏在內的出家人只剩下約2萬6千人。

在「文革」時，佛教人士飽受摧殘、無數的佛教文物遭到嚴重破壞。從寺院到法器，也不管是皇家寶物或民間珍藏，紅衛兵所過之處，無一倖免，不是自此從歷史中消失，就是面目全非，或只剩斷垣殘壁。下面列舉的只是浩劫中的滄海一粟。

「白馬寺」作為中土最早建立的寺廟，文革時自然在劫難逃，千年的珍貴文物如貝葉經、十八羅漢像、玉馬等皆被毀壞。

北京頤和園萬壽山頂有1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經「破四舊」後，佛像五官竟無一完好。山西代縣天台寺建於北魏，至今已有1千6百餘年，雖地處偏遠深山，千年古寺連同寺內積累的珍貴塑像和壁畫等，仍難逃紅衛兵魔掌。

改革開放後：去道德化去精神化

「文革」使得中共盡失民心，經濟瀕臨崩潰。中共為了要解除統治和經濟危機，不得已擱置意識形態鬥爭，改採務實路線，宣稱是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改革開放」政策。

在佛教方面，中共恢復了文革前對宗教的溫和路線，亦即在配合官方政策的前提下，「有限度的」容許宗教存在。於是停擺了10年的佛教協會重新開始運作；各地被侵佔的寺產和僧舍陸續歸還；之前被逼還俗的僧、尼現在獲准返寺。

至於遭到破壞的佛教建築，由於數量過於龐大，中共手頭拮据，無法拿出足夠的錢來整修重建以作為補償，就先從具有觀光性質的「重點保護寺院」開始修復工程。這些作為觀光景點的標地即使整建完成，也不會交給僧人自行管理，理由不言自明。

中共表面上放鬆對佛教的管控，實質上仍然藉由操控「中協會」來控制一切。趙樸初這個被中共稱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傑出的愛國宗教領袖」的佛教居士，在文革後擔任「中協會」會長，主導對佛教的一連串改造，對中國佛教的走向造成重大的影響。

1. 為寺院建立管理委員會

傳統的佛教寺院千百年來各自獨立發展，主要作為出家人修行弘法，並提供眾生禮佛、懺悔的場所；在經濟上則依靠做法事、信徒的供養及耕作寺田等方式自食其力，並沒有像西方的基督教以羅馬教廷為首一樣，發展出聽命於某個大寺院的上下體系。

佛教傳統在文革中被徹底破壞，文革後也沒恢復，反倒是「中協會」成了全國寺院的最高指導機關，而各地的佛教協會則是當地寺院的領導單位。各寺院的管理委員會必須在當地佛教協會的領導下行事，有些寺院甚至由佛教協會直接管理。佛教協會可以任免各寺的住持方丈，寺內管委會的權力有時更凌駕於方丈之上。僧眾無法自行管理寺院，意味著寺院的運作和運命操之在他人手中。

於是出現了寺院開始頻繁舉辦活動的現象，除了平時為信眾舉行各種名目的儀式，如「延生普佛」（念經懺悔、祈福消災等）；「往生普佛」（放焰口、超度亡靈等）；在各個佛教節日舉辦廟會外，也藉著寺廟落成、佛像開光、住持升座等名義舉行法會。所有這些行為的目的，都能用一句話講明白：「活動帶來人潮、人潮帶來錢潮。」

還有佛教協會和寺院化募集資，用來經營工商業，例如，雲南省佛教協會成立了「金輪公司」，除了依託各寺僧、尼從事各種商業活動，也將寺院房產外租，或設立商店、餐館、旅店等，此外也經營貿易，向泰國出口大理石和工藝品等。

「少林寺」的商業化經營則是一個最有名的例子。一手打造少林寺商業王國的是現任方丈釋永信，他同時也是有著政治頭銜的「中協會」副會長。在還沒當上方丈前，釋永信是少林寺的「民主管理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