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特新東家、科技巨富伊隆‧馬斯克（Elon Musk）授權披露的文件顯示，社交媒體公司一直和政府—私人合作的審查機構緊密聯繫。
推特壓制或者移除了涉及各種主題的內容，包括2020年大選異常、郵寄投票問題，及新冠疫情（COVID-19）的方方面面。推特文件顯示，推特受到來自政府的壓力，把此類信息及信息發送者清除出平台，但在多數情況下，推特心甘情願地配合審查要求。
馬斯克在去年10月正式收購推特，並將其私有化。他隨後辭退了大約一半的推特員工及多數高管，誓言把推特帶往一個全新的方向。公布「推特文件」即是該承諾的一環，旨在改進公司的透明度。
馬斯克准許數名獨立記者提交搜索請求，推特員工再根據這些請求來搜索公司內部文件；獲取這些文件的條件是，首先在推特平台上發布相關報道。
負責披露推特文件內容的兩名主要記者分別是：前滾石雜誌（Rolling Stone）特約編輯馬特‧泰比（Matt Taibbi）；前《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編輯峇里‧韋斯（Bari Weiss）。兩人都是自由派人士，但都對「進步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極端思潮表示失望。
其他參與披露推特文件的有：獨立記者李方（Lee Fang）和大衛‧茨威格（David Zweig）、前《紐約時報》記者亞歷克斯‧貝倫森（Alex Berenson），以及獨立作家和環保倡導者邁克爾‧謝倫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
這些記者所披露的推特文件內容，只是他們所閱讀材料的一個零頭。此外，在報道中，他們只披露了一些涉案推特高管的名字，其他員工的名字都隱去了。
推特文件顯示，聯邦調查局（FBI）和其它的州、地方及聯邦機構一直在大規模檢視美國人的政治言論，並且試圖壓制或刪除網絡上的內容。許多保守派及傳統的自由派評論人士認為，這是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做法。
作為一個重大的政治言論集散地，推特平台一直是政府審查的主要對象之一。由於推特便於用戶進行有效的公開交流，這裏匯集了眾多名人和普羅大眾；近幾年來，許多重大新聞都是在該平台上披露的，美國相當多的政治辯論也都是在該平台上進行的。
推特曾經拒絕過一些審查要求，但幾乎沒有跡象顯示該公司是基於原則這麼做的。恰恰相反，推特高管有時候是因為找不到可以作為行動依據的政策才拒絕的。推特文件顯示，前推特行政總裁（CEO）傑克‧多爾西（Jack Dorsey）的副手們曾對他施壓，要求他擴大政策範圍，以便進行更徹底的審查。
韋斯公布的一條2021年的推特內部消息顯示，管理內容政策的推特安全與誠信部前負責人約爾‧羅斯（Yoel Roth）說，「我們實施的多數政策都依據一個假設，舉例來說就是，如果錯誤信息曝光後造成直接傷害，我們應當採取補救措施，減少其曝光度，而限制內容傳播／爆紅是個好辦法（只需要降低整體流行度即可）」。「我們已經讓傑克同意，在短期內用這個辦法來維護（推特的）公民當責政策。但我們需要給出更充份的理由，將其納入我們的政策補救方案，特別是在其它政策領域。」
在很多情況下，推特領導人實際上允許政府消除平台上的批評聲音。
許多審查請求口氣都很強硬，特別是來自拜登政府的；來自眾議員、時任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亞當‧希夫（Adam Schiff）辦公室的也一樣。
2020年11月左右，希夫辦公室向推特發了一個審查清單，要求移除「任何及所有」與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有關的內容，並暫停「許多」帳戶，其中包括《真清晰調查》（Real Clear Investigations）記者保羅‧斯佩里（Paul Sperry）的帳戶。
希夫辦公室指控斯佩里騷擾並宣揚「虛假的Qanon陰謀論」。
斯佩里否認了這一指控，要求希夫拿出證據，並宣布考慮採取法律行動。
希夫向推特發送的審查請求，顯然是針對斯佩里的一些報道去的。當時，一名白宮舉報人聲稱時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之間存在「交換關係」。而斯佩里在文章中對該舉報人的身份做出了推測。
斯佩里引述匿名消息來源的說法報道，舉報人很可能是當時的中央情報局（CIA）分析員埃里克‧西亞拉梅拉（Eric Ciaramella），有人無意中聽到西亞拉梅拉和奧巴馬政府留任人員肖恩‧米斯科（Sean Misko）之間的對話。米斯科後來加入了希夫的委員會。
推特回絕了希夫的要求，但是同意「再次」審查斯佩里的帳戶活動。幾個月後，斯佩里的帳戶被暫停。泰比說，他沒能查到推特封號的原因。
面臨壓力
經由FBI發送的許多審查請求，只是寫著讓推特關注某些信息，具體如何處理由該公司決定。不過推特文件顯示，推特高管們的壓力顯然很大，儘管有時候難以找到採取行動的理由，但還是覺得必須配合當局的要求。
政府有多種施壓方式。
FBI會跟進了解其請求的執行情況，如果推特沒有採取行動，得向該機構說明原因。如果推特在某個問題上的立場和政府所期望的不同，FBI會對該公司的高管進行質詢，並讓他們明白，FBI、甚至整個情報界都不滿意。這讓高管們很緊張，立刻把FBI要求的事情作為優先事項來處理，急著挽回和該機構的關係。很顯然，他們認為這種關係必不可少。
利用媒體公司施壓。如果推特不快速按要求辦事，當局會向媒體提供信息，說推特忽視至關重要的問題，諸如其平台上可能存在外國「影響活動」等。
例如，有個審查請求針對一個當局聲稱由俄羅斯情報部門運作的帳號，但沒向推特提供任何證據。
一名推特高管說，「由於我們缺乏技術性證據，我一般都不管，等有了證據再說。（但是）我們沒機會再這麼做了，政府方面的合作夥伴越來越強勢，詢問（不採取行動的）原因，並要求匯報。」泰比說，這名高管曾為CIA工作。
這封內部郵件顯示，儘管沒有具體的證據支持，但由於政府公開給該帳戶貼上「俄羅斯情報部門運作」的標籤，再加上媒體炒作，推特不敢違抗政府的要求。
而國會可能是懸在推特頭上的最沉重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立法者不但能挑起媒體負面報道（推特），還可以通過聽證會和調查綑綁該公司，甚至可能出台傷害其利潤的法案。
例如，2017年，民主黨籍參議員馬克‧華納（Mark Warner）一方面敦促推特提供更多俄羅斯在其平台上進行影響活動的證據，另一方面和民主黨籍參議員艾米‧克洛布切（Amy Klobuchar）及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聯手提出一項法案，要求大量披露在線政治廣告。
與此同時，推特管理者們確信，議員們把推特提供的信息洩露出去了，並到處傳播負面新聞報道；即使推特努力採取行動、嚴格限制涉嫌和俄羅斯有關的帳戶來討好，也不行。
儘管FBI名義上只是提醒推特注意外國邪惡勢力的活動，許多審查請求只是簡單地列出一些帳戶，幾乎沒有相關證據。推特有時候會指出，公司找不到任何證據，試圖要求FBI提供更多信息，但很多時候就是簡單照辦了。泰比說，推特不可能對每個請求都進行盡職調查，因為該公司收到的請求實在太多了。
泰比披露的一個審查請求稱，附帶的電子郵件帳戶「可能用於影響活動、社交媒體收集活動，或社交工程」。「社交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是指以影響力或說服力來欺騙他人，以獲得有用資訊的活動。
泰比說，「（有關方面）會給推特轉發一個Excel文檔，不做進一步的說明。」
審查請求一邊倒地針對政治右派。一些研究人員說，右派人士在散播錯誤信息方面參與度更高。但推特文件顯示，審查不是個簡單的左右對立問題，更確切地說是親建制和反建制的問題。即使是左傾的帳戶，如果偏離政府的官方說法太遠，也會成為審查對象。
此外，右派似乎壓根兒就不熱衷於提審查要求。有人告訴泰比，特朗普政府也曾要求推特審查帳戶，但來自特朗普競選團隊、特朗普時期的白宮甚至共和黨人的審查請求，泰比一個都沒搜索到。
另一方面，似乎沒人有興趣針對來自建制派本身的錯誤信息。
亨特‧拜登的手提電腦
記者在發布的推特文件消息中，對推特2020年壓制《紐約郵報》揭露亨特‧拜登醜聞的報道一事，做了詳盡的分析。（亨特‧拜登是現任總統拜登的兒子，當時拜登正在競選總統。）實際上，一些推特高管，特別是安全與誠信部主管羅斯，經常受邀和FBI及其它情報機構開會，聽取有關外國政權網上活動的簡報。在2020年大選前的幾個月裏，情報部門反覆灌輸，使得羅斯相信俄羅斯會發動一次「黑客攻擊和洩密行動」，可能是在10月份，並牽扯到亨特‧拜登。
FBI稱，有證據顯示俄羅斯在從事與亨特‧拜登在烏克蘭的交易相關的影響活動。但該機構當時知道，亨特‧拜登將裝有大量爆炸性信息的手提電腦遺留在特拉華州的一家電腦維修店。而特朗普當時的私人律師、前紐約市市長朱利亞尼（Rudy Giuliani）獲得了相關資料的副本。FBI在2019年12月從維修店取走了這台手提電腦，並在2020年8月，也就是維修店人員把資料副本交給朱利亞尼時，開始監視朱利亞尼。FBI知道，筆記本信息不是黑客竊取（和散布）的，也不是俄羅斯虛構的。
當《紐約郵報》披露相關消息後，推特高管毫不懷疑，認為這就是FBI所警告的黑客洩密事件。羅斯在一封內部郵件中評論說，「這感覺很像一次不易察覺得洩密行動」，儘管他承認，除了手提電腦的「來源有問題」外，他沒有證據證明這一說法。
羅斯指出，《紐約郵報》的報道實際上並沒有違反推特的任何規則。然而，儘管沒有證據證明相關材料是黑客竊取的，推特還是依照其抵制黑客材料的政策，把該報道標記為「不安全」，並加以屏蔽。
推特時任副總法律顧問占士‧貝克（James Baker）支持這一審查行動，稱有理由「假定」與亨特‧拜登相關的信息是通過黑客攻擊獲得的。
貝克之前擔任FBI總法律顧問，2018年5月離職，2020年6月加入推特。在FBI任職期間，貝克深陷「通俄門」調查醜聞：即FBI基於憑空捏造的指控，先是對特朗普競選團隊，後是對特朗普政府展開事無鉅細的調查。該指控稱特朗普和俄羅斯勾結、操控2016年大選，但證據卻是由特朗普的競選對手、前國務卿希拉莉‧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競選團隊資助的秘密團夥編造的。
FBI三藩市分局網絡部負責人埃爾維斯‧陳（Elvis Chan）在2022年11月做證時說，FBI其實知道，沒有情報顯示2020年大選前會有「黑客攻擊和洩密」行動。FBI三藩市分局負責與推特及其它總部在該機構管轄範圍內的科技公司溝通。
謝倫伯格引述推特內部交流信息報道，在2020年大選前，推特自己發現的俄羅斯活動非常少。
影子禁令
長期以來，推特一直否認實施影子禁令，在不通知用戶的情況下限制其帳戶的影響力。「影子禁令」（shadow ban）也稱秘密屏蔽、限流，是一種對網絡用戶的審查方法。例如，用戶在網誌或社交媒體發表的評論，只有自己能看到，其它用戶看不到，因此用戶看不出自己被屏蔽；或者是發出的帖子其它用戶可以看得見，但瀏覽量被有意壓低，使其無法成為熱門貼文。
推特在做出相關否認時，將「影子禁令」定義為第一種情況，即其它用戶看不到貼文。但用戶抱怨說，推特似乎在限制他們貼文的能見度，而不是讓其他人完全看不到貼文。內部材料顯示，推特實際上經常這麼幹。
一位推特工程師告訴韋斯，「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貼文的）能見度。我們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你們內容的聲量。普通人不知道我們做了多少事情。」
被偷偷扼殺的帳戶中，有史丹福大學醫學教授傑伊‧巴塔查里亞（Jay Bhattacharya）的，他是早期批評COVID-19封鎖政策的人士之一。
帳戶被扼殺的，還有保守播客主持人、前特勤局特工丹‧邦吉諾（Dan Bongino），以及美國最大保守派青年團體「轉折點」創始人查理‧柯克（Turning Point USA）。
COVID-19
推特全面壓制了有關COVID-19疫情的信息。任何有關病毒起源、治療方法、疫苗及公共防疫政策的觀點，都必須和聯邦政府的官方立場，也就是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說法一致。
茨威格說，他發現「無數次」推文被貼上「具誤導性」標籤或被完全刪除，有時還導致帳戶暫停的情況，僅僅因為這些推文偏離了CDC的指引，或者和建制派的觀點不同。
自稱是事實核查員的推特用戶@KelleyKga，批評了一條錯誤地聲稱COVID-19是兒童疾病死亡主要原因的推文。@KelleyKga指出，這是一種「選擇性失明」的說法，並用CDC的數據對其進行駁斥。然而，@KelleyKga的推文被貼上了「具誤導性」的標籤，並遭到壓制，而那條包含錯誤結論的推文卻沒有被壓制。
傳染病專家尤茲比烏什‧賈姆羅齊克（Euzebiusz Jamrozik）的一條推文，只是精確地概述了一份有關COVID-19疫苗副作用的研究報告，就被貼上「具誤導性」的標籤，並遭到壓制。
有時候，推特似乎是自行壓制信息。但內部文件顯示，許多和COVID-19有關的審查請求來自政府，甚至直接來自拜登政府。
白宮數字總監羅布‧弗萊厄蒂（Rob Flaherty）曾發電子郵件，指責推特「竭盡全力」抵制他的一項審查要求，稱這是「徹頭徹尾的卡爾文球」（Calvinball）玩法，即沒有固定規則、隨機應變。這封郵件不是推特文件中的內容，而是來自密蘇里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總檢察長起訴拜登政府的法庭文件。
另一位白宮職員想讓推特審查疫苗批評者、政治活動家小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 Jr）的一條推文。該職員詢問推特是否可以「儘快啟動程序，將其刪除。」相關電子郵件是在2021年1月23日發出的，該職員在郵件中說，「然後呢，如果我們能關注一下此類推文，那就太好了」。
拜登政府並不總是試圖刪除此類內容。推特文件顯示，針對那些對疫苗「猶豫不決」的人，拜登政府只是希望壓制他們的貼文，不要讓太多人看見就好了。
由於疫苗推廣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務，備受關注，因此對其而言事關重大。還有其它利益相關者。
幾個審查請求來自輝瑞公司（Pfizer）董事會成員及監管與合規委員會負責人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該公司開發的COVID-19疫苗使用範圍最廣，在兩年裏為其賺進數百億美元。
戈特利布至少向推特發送了3個審查請求。其中一個針對一名醫生，該醫生在推特發文說，獲得自然免疫力優於接種疫苗。儘管這名醫生說的是對的，但推特還是壓制了這條推文。
另一次是針對作者祖斯甸‧哈特（Justin Hart）。哈特在推特發文反對關閉學校，稱孩子們感染COVID-19的風險非常低。在當局批准給兒童施打輝瑞疫苗不久後，戈特利布向推特發出壓制哈特推文的請求。不過，推特沒有照辦。
第三次是針對推特文件發布人之一、前《紐約時報》記者亞歷克斯‧貝倫森（Alex Berenson）。戈特利布聲稱，貝倫森抨擊拜登政府疫情應對小組負責人福奇（Anthony Fauci），給福奇帶來人身威脅。不久後，推特暫停了貝倫森的帳戶。
接收戈特利布審查請求的推特高管，剛好是白宮向推特發送審查請求所聯絡的人。
特朗普被驅逐出平台
特朗普在推特上做得非常成功。他數十年來在和紐約媒體打交道過程中練就的妙語，在提倡簡潔的推特上很好用，為他贏得大約9,000萬名追隨者，使得他可以繞開媒體「過濾器」，立即引發全國關注。然而，特朗普在推特上的言論，卻遭到「首都圈」（Beltway），特別是習慣於外交辭令的外交政策界嘲諷。
內部文件顯示，在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的抗議和騷亂事件發生幾天後，推特移除了特朗普的帳戶。這似乎是推特高管自行採取行動的案例之一，其壓制在任美國總統聲音的做法違反了自身的內容政策。
2021年1月8日，在特朗普發了兩個帖子後，推特封禁了他的帳戶。其中的一個帖子說，「7,500萬名給我、給『美國第一』和『讓美國再次偉大』投票的美國愛國者，將在未來很長時間裏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音。他們不會讓自己受到任何形式的不尊重或不公平對待！！！」
另外一個帖子說，「我不會去參加1月20日的新總統就職儀式」。
推特的審查人員和高管承認，這兩條推文沒有違反任何規則。一名員工寫道，「我們很難說這是煽動行為。很明顯，他是在說『美國愛國者』才是投票給他的人，而不是周三（1月6日）的恐怖份子（我們可以這樣稱呼他們，對吧？）。」
在眾多反對特朗普的員工施壓之下，推特高層管理人員不願接受這個結論，繼續努力爭取把特朗普的言論解讀為「懷有惡意」。
推特的法律、政策和信任主管維賈亞‧加德（Vijaya Gadde）在一條內部信息中寫道，「最大的問題是，像特朗普今天早上發的這條推文，表面上看並不違反規則，但是否會被用於煽動更多的暴力行動？」
推特的另一個審核團隊很快根據加德的觀點做了另一番解讀。內部消息顯示，該團隊得出的結論是，「特朗普是一個暴力極端團體的領導人，他在美化該團體及其最近的活動。」
努內斯備忘錄
2018年1月，時任眾議員德文‧努內斯（Devin Nunes）提交一份機密備忘錄，詳細說明了FBI在試圖調查特朗普和俄羅斯的關係時，如何濫用監控。正如司法部檢察長邁克爾‧霍洛維茨（Michael Horowitz）後來證實的那樣，該備忘錄幾乎所有的實質性描述都是正確的。
儘管被媒體公司斥為「笑話」，該備忘錄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巨大的關注。隨後，媒體和多名議員聲稱，該備忘錄是在和俄羅斯影響行動有關的帳戶（俄羅斯機械人）推動下走紅的。然而，推特沒發現「公布備忘錄」（#ReleaseTheMemo）標籤背後有俄羅斯影響的證據。
實際上，這些說法的源頭是保障民主聯盟（Alliance for Securing Democracy, ASD）。這是馬歇爾基金會下屬的智庫，成立於2017年，由美國、德國和瑞典政府資助。
ASD和美國外交政策及國安界密切相關，當時由前希拉莉‧克林頓競選顧問勞拉‧羅森伯格（Rosenberger）主管，而羅森伯格曾在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過多個職務。ASD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包括：前希拉莉‧克林頓競選主席約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前中央情報局（CIA）局長邁克爾‧莫雷爾（Michael Morell），以及前國土安全部（DHS）部長邁克‧切爾托夫（Mike Chertoff）。
對於ASD是如何得出相關結論的，推特高管一片茫然。羅斯在一個內部訊息中寫道，「我們進行了調查，發現參與者絕大多數是自然人，由非常重要的推特用戶（維基解密、小特朗普、眾議員史蒂夫‧金（Steve King）等等）推動的。」
實際上，羅斯不想對媒體透露的一個事實是，ASD據以提出指控的「儀表盤」已經被推特逆向設計了。
推特試圖在不透露這些細節的情況下，悄悄揭穿ASD的說法，但沒有成功。羅斯寫道，「最初，記者們沒和推特聯繫就報道了這個事情。」
內部訊息稱，希夫和時任司法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籍參議員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關於此事的最早信件，也是在推特有機會作出回應前發出的。
推特試圖阻止民主黨籍參議員理查德‧布盧門撒爾（Richard Blumenthal）再寫信宣揚此事，但再次失敗了。
推特時任公共政策主管卡洛斯‧蒙傑（Carlos Monje）在一條內部消息中評論道，「布盧門撒爾並不是在尋找真正的、細緻的解決方案。他只是想推著我們往前走，（為自己）搶功勞。而且，只有在媒體行動時，他才會行動。」蒙傑曾任美國交通部官員，在拜登上台後回到了該部門。
最終，推特一直沒有公開挑戰「俄羅斯機械人」的說法。
協助五角大樓的宣傳活動
2017年，五角大樓的一名官員要求推特把其用於在中東傳播訊息的幾個帳戶列入「白名單」。推特答應了，讓這些帳戶享有和已驗證帳戶類似的特權。
然而，五角大樓後來刪除了所有明顯顯示這些帳戶和美國政府有關的信息，使得這些帳戶成了「黑戶」。獨立記者李方報道，按照推特的「不可信活動」政策，這些帳戶本應該被刪除，但推特還是保留了好幾年。
FBI的「肚臍」角色
泰比說，FBI替其它政府機構向推特傳遞信息、請求協助，充當二者溝通的管道。
FBI三藩市分局網絡部負責人埃爾維斯‧陳在一個交流信息中說，FBI將把美國情報界的訊息傳遞給推特，但其它和選舉相關的訊息，將由國土安全部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CISA）發送。
陳說，「我們可以把所有我們看到的FBI和（其它）情報機構的信息發給你們，CISA會知道每個州的情況。」
他隨後問道，推特願意和CISA直接溝通，還是願意「讓FBI做（美國政府的）肚臍（聯繫人）」。
當得知FBI有人專門負責搜索推特內容並標記違反政策的內容時，推特的高管們非常驚訝。自2017年以來，推特至少僱用了15名前FBI特工，和該機構的關係更扯不清了。這種事情太經常了，推特為此建立了一個內部討論組。
在這些信息被披露後，FBI發表聲明回應說，這些報道是「陰謀論者和其他人」傳播的「錯誤信息」，意圖詆毀該機構。
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審查
國土安全部（DHS）已經把言論監督納入其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的職責中。2017年1月，即離開白宮前不久，時任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將選舉定為關鍵基礎設施。此後，DHS下屬的CISA有了新任務：不僅要防止黑客影響選舉，還要防止「錯誤信息」和「虛假資訊」影響選舉。
2020年7月，CISA和幾個私人研究機構合作，查找、研究和應對選舉威脅。他們自稱是「選舉誠信夥伴（EIP）」，參與者有史丹福大學互聯網觀察站（Stanford Internet Observatory）、華盛頓大學知情公眾中心（University of Washington's Center for an Informed Public）、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營運的電腦鑑證研究實驗室（Digital Forensic Research Lab），以及社交媒體分析公司格拉菲卡（Graphika）。
大西洋理事會扮演一個半官方北約智囊團的角色，與政府，特別是外交政策和情報界關係密切。該機構的董事會大約有200名成員，其中有7名前CIA局長和大量高級別安全部門人物。
在實際運作過程中，EIP首先在社交媒體上搜索其認為對選舉構成威脅的內容。例如，質疑選舉結果或選舉過程的「誤導性」觀點，然後將相關內容提交給社交媒體公司，讓其刪除或予以壓制。
EIP主管亞歷克斯‧斯塔莫斯（Alex Stamos）說，該機構的成立是為了「填補空白」，處理政府無權干涉的選舉「虛假資訊」。
依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政府不可干涉民眾的合法言論。
在其2020年選舉後發布的最後一份報告中，EIP自稱促使（社交媒體）刪除或壓制2200萬條網絡內容，並把數十個「陳述」一鍋端。
一般來說，參與EIP上述事項的人，也參與了壓制COVID-19及2022年選舉相關信息的活動。
CISA試圖與EIP的審查活動保持距離，說從未向EIP發送過含有潛在錯誤信息的資料。
一名CISA發言人通過電子郵件告訴《大紀元時報》，「CISA不審查言論。CISA的任務是增強抵禦能力，防止虛假資訊和外國惡意影響活動威脅關鍵基礎設施，包括選舉基礎設施。」「我們本著無黨派原則與各州和地方選舉官員合作，讓美國公眾獲得有關選舉執行及安全的準確信息。」
一位CISA官員告訴《大紀元時報》，該機構不會向社交媒體發送刪除內容的請求。
這個說法似乎和其它公開資料相衝突。國土安全部資助的選舉基礎設施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EI-ISAC）鼓勵地方選舉官員向其通報「錯誤」或「虛假」信息。EI-ISAC的一份在線文件顯示，相關信息會被轉發給CISA，CISA再將其「提交給相關的社交媒體平台進行審查」。
當（記者）問及兩種說法的差異時，該官員澄清說，CISA曾在2018年和2020年選舉期間，向社交媒體平台傳送州和地方選舉官員認定可能涉及選舉安全的虛假資訊。但在2022年的中期選舉期間沒有。
優先事項變化
在特朗普政府中負責網絡事務的前國務院官員邁克‧本茨（Mike Benz）說，政府—私人合作的審查機構設立，是從美國實行推動外國政權更替的外交政策時開始的，當時建立了相關的基礎設施。
2000年代社交媒體興起，被建制派視為積極現象。事實證明，社交媒體在推動（民眾）造反方面，有著極大的作用。本茨說，美國支持地區反對流氓政權和獨裁者的行為由來已久，而社交媒體使得相關團體能夠迅速組織大規模抗議活動，「阿拉伯之春」運動就是明證。
為此，美國外交政策圈支持網絡上的自由表達。
然而，在2016年發生英國投票支持脫歐及特朗普當選總統等顛覆性事件後，自由言論開始讓建制派感到不快。他們認為這兩個事件都會削弱北約，並指責外國勢力（特別是俄羅斯）通過社交媒體影響了相關的結果。尤其是美國和英國政府，都說有必要識別和消除俄羅斯在網絡上的影響活動，並為此設立了一個政府—私人間的合作機構，來達成這一目的。
然而，本茨指出，由於針對特朗普和俄羅斯關係的調查失敗，建制派人物被迫承認，主要是國內力量推動了民粹主義（也稱公民主義）運動的興起。
從那時起，為根除外國影響而設立的機構似乎擴大了關注點，轉而針對國內言論。
然而，政府不能公開針對國內的合法言論，因為美國憲法禁止政府干涉民眾的言論自由。本茨說，這一障礙並沒有讓政府罷手，他們找到了辦法，可以間接支持國內言論審查。
本茨發現，一個辦法是向學術機構撥款，研究「錯誤信息」並出台對抗方法。他還發現，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是個資助非醫學研究的聯邦機構，自拜登政府上台以來，已經向42所美國大學提供了近4,000萬美元，用於打擊「虛假」或「錯誤」信息。
一筆300萬美元的撥款給了EIP的兩個參與者：華盛頓大學知情公眾中心和史丹福互聯網觀察站。
一筆30萬美元的撥款給了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專門用於對付美國和其它幾個國家政治人物發送的「民粹主義」信息。
本茨對（當局）不斷侵蝕公民自由的審查行為感到非常不安，因此成立了一個名為「自由在線基金會」（Foundation for Freedom Online）的組織，致力於恢復互聯網言論自由。
有跡象顯示，公眾不斷曝光審查機制的行動已經開始起作用。
去年，拜登政府被迫擱置在國土安全部成立「虛假資訊治理委員會」的計劃。剛提名的該委員會負責人尼娜‧揚科維茨（Nina Jankowicz）隨即辭職。
去年12月，本茨在接受大紀元電視節目「超越目標」（Over the Target）採訪時說，「現在，我尋求的最主要支持就是，請（大家）熱切關注這件事。」「告訴你的父母，在餐桌上告訴你的妻子和孩子，告訴你的朋友。當你在打乒乓球的中間休息時，給人們播放這些YouTube影片。一切（改變）從『游擊戰』做起。」
「這些東西不言自明，目前的事實就可讓其成為『邪派經典片』（cult classic，也譯作邪典片）了。因為你一旦看到，我向你保證，你時時處處都會看到。這些東西就像秘密解碼環，幫助你看透有關『審查空間』的日常新聞內容。」
他說，推特文件就是讓這艘「鐵達尼號審查船」解體的一個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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