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依靠有缺陷的綜合國力（CNP）計算方法來預測和評價戰略威脅和機遇，因此正在付出巨大代價。
綜合國力計算系統的方法學是由西方政治風險分析家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開發並短暫推廣的。當時名字不叫CNP，是源自於美國情報界早期理解全球戰略框架的嘗試。結果證明它作為一個單一的框架來預測大規模的人類行為是不現實的，所以它逐漸被拋棄或轉移到幕後。
儘管該方法一直在嘗試通過增加定量參數來預測未來的事件，但其在情報或政策上的成功仍然很少。
儘管如此，中共的計劃人員還是從西方借鑒了這種方法，並且一直在試圖應用它。
19世紀末，英裔愛爾蘭作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指責美國人「知道所有東西的價格，卻不知道任何東西的價值」——本質上是有知識無智慧；或者，更糟糕的是，他們會把一些零散的事實和信念轉化為知識。王爾德可能會說中華帝國正好相反：充滿了高深莫測的智慧，卻沒有理解和抵禦外部力量所需的對外部世界的敏感性。
對一個社會的基本有形要素進行量化的方法使分析家們能夠對其架構和績效趨勢有一個淺顯的認知，並根據這些指標做出趨勢預測。它似乎使分析家能夠理解目標國，而不必理解這些國家和區域層面的文化、身份、語言和動機因素等更深層次問題。
該方法，因為它鼓勵單邊而非互動的理解方法，自動將分析員引入「鏡像」式的基本智力謬誤：假設目標受眾的邏輯和動機模式與分析員相同；或者更糟的是，武斷地假設目標社會的行為模式符合一個簡單化的假設矩陣。
這是所有跨文化性質的情報和政策評估中普遍存在的失誤，甚至在社會內部也存在（農村和城市人口無法相互理解就是例子）。尤其是對意識形態僵化和有主導力量支配國家的情報分析中，這種失敗很危險。
這是一個傲慢的方法，而不是謙遜的方法。
這個方法體現了自我強化邏輯的「完美泡泡」，而不是互動理解的混沌。（註：「泡泡」指將自己限制在某些類型的經驗或某些類型的關係中，就像為自己構建了一個泡沫般的人造的世界，對外部世界的很多東西都一無所知。）
需要考慮的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於20世紀60年代，開始發展CNP和政治風險分析方法。開發工作由雷‧克萊恩（Ray Cline）博士這樣富有探索精神的研究者負責，後來他成為該機構情報部（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的負責人（1962—1966），再後來成為國務院情報和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的局長（1969—1973）。
這是克萊恩等知識份子試圖將情報分析和戰略趨勢理解從一門藝術轉變為一門科學的嘗試的一部份。中情局沒能預測到蘇聯支持的北韓入侵南韓，以及其它一些「情報失敗」，可能促進了這一工作。
美國的私營部門，特別是投資界，試圖模仿政府的做法，以便更好地預測經濟和投資趨勢以及決策。事實上，美國私營部門和政府部門之間的密切關係使得情報界的「黑科學」不可避免地會對私營部門產生吸引力。
儘管如此，由於美國在評估俄羅斯、中國和其它社會時存在固有的偏見，特別是在過去幾年中，美國仍然對威脅和機遇持有扭曲的看法。但中共採用的方法，將政治風險模型變得更加僵化和教條，造成了系統性的缺陷，強化了中共的偏見，並排除了必然的直覺、經驗和感官態勢感知的積累。
CNP試圖對一個國家戰略綜合體中的所有相關因素進行量化或賦值，為每個因素分配一個數值分數，然後權衡得出總的指標，以確定該國在經濟、社會和安全方面的相對戰略實力。其結果是為每個目標社會提供一個單一的排名數字。構成CNP指標的綜合指數表面上考慮了所有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因素。
20世紀末，西方私營部門的政治風險分析師甚至常常能夠說服經驗豐富的國家觀察家和投資者相信其評估的數學邏輯，但卻看到，自然因素的介入造成與「科學」預測不同的結果。投資者因這種「科學」遭受損失後，不再依賴它。
但是，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那麼容易打破教條。
與CNP這樣的體系的對比來自心理策略領域，甚至是分析家、決策者和外交官因與目標社會的互動而獲得的非常規（或環境）認同。用美國國務院的行話來說，這被稱為「外交官綜合症」（clientitis），它代表了目標受眾對官員進行智力俘獲的可能威脅。從情報學的角度來看，這代表了一種危險，即一個官員如果與目標受眾的交往過多或過於友好，就有可能失去他自己國家的「客觀性」觀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海軍元帥山本五十六了解並深深欽佩美國社會和地緣政治實體的本質。儘管如此，他還是被迫把他對美國固有的戰略深度的信念放在一邊，轉而支持對珍珠港的美國艦隊的襲擊可能會迫使美國不參與太平洋戰爭的信念。這是日本國內的偏見對被認為是外交官綜合症偏見的一次勝利。其結果是，珍珠港事件的決定對日本帝國來說是致命的。
中共的規劃者們研究了日本帝國的失敗，從中汲取了寶貴的經驗。但他們無法擺脫黨的偏執——隨之而來的是，被認為是認同外部和弱勢社會的人是有風險的，但這也意味著，他們不了解他們試圖主宰的世界。
作者簡介：
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是設在華盛頓的國際戰略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科普利出生於澳洲，是澳洲勛章獲得者、企業家、作家、政府顧問和國防出版物編輯。他的最新著作是《21世紀的新全面戰爭和恐懼大流行的誘因》（The New Total War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Trigger of the Fear Pandemic）。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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