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資深駐華記者撰文說，中國的疫情大流行應被視為一場中共的政治災難，這場危機意味著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目前中國人對中共政治體制及其宣傳的可信度降到從未見過的水平。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前《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傅好文（Howard French）日前在《外交政策》撰文說，北京是一個自做自受的COVID-19「受害者」，但現在時代變了，中國人可以獲得更多的信息，北京不可能再像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時代，通過造假把士兵渲染成「受害者」。
在政府突然和無計劃地放棄嚴格的檢疫和測試規則之後，即使是中國最大和最富有的城市的醫院也已經被擠爆了。各地藥店貨架上所有與發燒和感冒症狀有關的藥品都被搶購一空。在世界其它大部份地區可獲得的COVID-19處方藥，如Paxlovid，幾乎不可能找到；即使有，也要花上好大一筆錢。救護服務因大量的緊急呼叫而癱瘓。晝夜運轉的火葬場都無法跟上死者激增的數量。
「中國的COVID-19危機很大程度上不是一個公共衛生危機。」傅好文說，「中國COVID-19災難的真實景象是，曾經自信和似乎不可動搖的（中共）政治制度（已無法立足）」。
中共選擇的不是擺脫疫情大流行的做法
三年前，中共官方對COVID-19的早期應對策略是，對大城市甚至整個周邊區域進行非常規的封鎖，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民眾都認為，此舉太過「粗暴甚至野蠻」。這一最初的階段被稱為清零政策，隨後，增加了大規模核酸測試，「其性質變得越來越痴迷，甚至是侵入性」。
傅好文表示，顯然這不是擺脫疫情的辦法。對流行病學或公共衛生稍有基本了解的人都清楚，一旦限制措施被取消，COVID-19將在中國傳播，就像它在世界其它地區一樣。
漫長的封鎖試驗和無休止的強制核酸檢測及跟蹤應用程式推遲了病毒來襲的日子，但現在等來的是Omicron及其亞變體，可能不那麼致命，但傳染性更強，對存在基礎病的老年人等弱勢群體，可能帶來巨大的風險與死亡代價。
中國沒有引進外國製造的mRNA疫苗，而是追求本土疫苗的突破。後來，它對COVID-19有效的抗病毒藥物，如Paxlovid，也沒有廣泛進口、生產或銷售，因為它們源自西方。在疫情全面爆發之後，北京才購置有限數量的Paxlovid分派給存在龐大需求的居民，造成畸高的黑市交易。
傅好文說：「由於自豪感，或者說是（中共）國家領導人不斷向公眾鼓吹的根深蒂固但愚蠢的民族主義意識……中國的統治者經常僵化地堅持要有本土的解決方案，甚至是別人早已解決的問題。」
前美國國務院首席對華政策顧問余茂春推文說，中共黨國這些舉措是因為痴迷於「抓住COVID大流行的機會，美化其自詡的偉大，彌補其在國內的政治不安全感和國外的地緣政治偏執」。
百姓不再信任中共的粗暴宣傳
在過去三年的大部份時間裏，中共都在利用這場疫情對內進行粗暴宣傳，稱世界上其它國家都在生病，而中國沒有。這些宣傳想要傳達，西方的麻煩證明了中國制度是優越的，中共是人民福利的最佳監護人。
在大部份時間裏，COVID-19確診病例不多，卻讓公眾排隊打針，然後再打更多的針。但是中國人對國產疫苗的質量缺乏信心。
傅好文表示，這讓外界看到中國正在發生的災難的本質，即目前的情況是中共自欺欺人的結果——中共既要當國家的基石，又要高於國家，問題的癥結是老百姓是否還信任共產黨。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周四（12月29日）在推特上宣稱，「在過去的三年裏，中國（中共）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盡全力保證他們的健康和安全。」這一言論遭到推特中外網民的集體抨擊，連平時常見的水軍和小粉紅都不肯為華春瑩發聲。
此外，在COVID-19死亡人數上，面對大量的公眾傳聞證據，中共政府仍堅稱，幾乎沒有人因這場森林火災般的疾病傳播而死。諸如此類的鬧劇不勝枚舉。
直到12月初中共180度改變清零政策，中國公眾一直被淹沒在各種宣傳中，為甚麼必須實行清零，為甚麼需要接受無休止的核酸檢測，甚至允許大白入侵他們的家。即使是現在，北京的宣傳工具們也沒能對政府的轉彎做出一個好的解釋，更不敢發聲明承認高層犯了嚴重錯誤。
中共官媒新華社周五（30日）刊發了中共中央政法委29日全體會議的新聞通訊稿，稱會議強調，「近三年來，我國疫情防控大政方針科學有效、完全正確；現在，因時因勢優化調整防控政策，實事求是、完全正確。」網民回應說：「『完全正確』那你忽然轉個180度的彎幹嘛？」
「目前的危機預示著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
傅好文在文中提及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事件。他表示，中共通過純粹的捏造掩蓋了事實，將那場學生的和平抗議推給「外國敵對勢力」，更為了達到效果，在電視上連續幾天播放士兵在醫院的治療畫面以及被燒焦的軍車殘骸，把士兵渲染成受害者、而不是學生。
「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他說，「目前的危機預示著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這個時代已經等了很久才到來。」
在中國生活、旅行和工作的二十多年中，他從未見過民眾對北京及其宣傳信息的可信度下降到如此程度。
傅好文說：「儘管北京仍在不遺餘力地進行信息控制，但現在人們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網絡、從各種渠道獲得更多的消息，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渠道。
「如果不進行重大改革，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是否能持續下去，這是個大問題。中共是否只能以大量中國人才外流和中產階級經濟增長放緩為代價來保持控制？」他質問說。
傅好文表示，未來需要關注三個方面的前沿問題。「黨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忍受真相？它能不能承認自己的錯誤？它能允許自己的公民（絕大多數人是愛國的）提出多少批評？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黨國習慣性地打著無所不能的幌子，從不犯錯，不接受獨立思考，這一點變得從未有過的糟糕。」
「中國的疫情大流行應該被視為一場政治災難，而不是公共衛生災難。」他總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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