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魏之交的動盪年代,一個有才無貌的文藝青年,將如何開啟他的人生傳奇?

彼時董卓亂京,挾持皇帝遷都長安,這個心懷大志的青年,也被迫遠離舊日京華。在古城長安,青年首先拜訪了地位顯貴的文士蔡邕。蔡府車馬填巷、賓客滿座,主人蔡邕一聽到有個叫王粲的年輕人登門,顧不得招待客人,來不及穿好鞋子,倒拖著鞋跑去迎接他。

賓客們正好奇是甚麼能人異士,卻見到一個身形瘦小、行為散漫的少年,驚訝得說不出話來。蔡邕鄭重地說:「這是司空王公(王暢)的孫子,異才出眾,我也不如他。我家中藏書,應該全部送給他。」

從那以後,「倒屣相迎」成了真誠待客的著名典故。故事中的少年,正是建安七子之首王粲。

亂世才子出路何方

三國時代,各類風雲人物並世而出,在文學領域,三曹、七子是成就最高的文人團體。七子中的王粲,以其蒼涼悲慨之情、筆力豪健之才,成為備受時人和後世推重的文士。曹丕首次提出建安七子的人選,從文體方面讚他「長於辭賦」;曹植從文采方面讚他「文若春華,思若泉湧」;《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更稱讚他是「七子之冠冕」。

圖為明人繪《胡笳十八拍》之第一拍。(公有領域)
圖為明人繪《胡笳十八拍》之第一拍。(公有領域)

王粲,字仲宣,生於山陽高平(在今山東)的王氏豪族。他的曾祖和祖父都位列三公,父親也是頗有政績的朝中重臣。王家世傳儒業,王粲自幼以家族經學為主,兼習禮律、天文歷算之學。他不僅博學多才,還具有過目不忘的非凡天賦。比如,他讀一遍路邊的碑文,就能一字不漏地背誦下來;他看一眼別人的棋局,就能一子不差地再次復原。

若非董卓之禍,王粲大概會像大部份貴族子弟一樣,入太學、舉孝廉、受徵召,在仕途上步步高陞。但是王粲清醒地預見到天下大亂的局勢,在十七歲那年拒絕了朝廷的授官。很快,董卓部下李傕、郭汜作亂關中,王粲辭別親友一路南下,投靠荊州牧劉表,謀求新的出路。

但劉表不是慧眼識英雄的蔡邕,因不喜王粲的外形和性格而不肯重用。從辭親遠遊到客居荊州,十幾年來,王粲空有一身才華卻無用武之地,漂泊無依、懷親思鄉、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種種悲苦愁緒縈繞心頭。在戰亂無休的時代中,在病弱而倔強的生命裏,這些情感積鬱成沉雄悲壯的慷慨之氣,在人生的低谷期綻放出耀眼的妙筆辭章。

在詩歌領域,他寫下組詩《七哀詩》。七哀之題,形容哀思之多、之甚。與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相似,王粲也用詩的語言,記錄漢末亂世的片段,抒發個人悲慨的情感。

第一首以「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開篇,以俯瞰的視角描繪出長安兵亂圖。王粲身處混亂的危局,顧不得親友挽留,毅然離開長安,遠赴荊州。南下途中,他看到了類似「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慘象:「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令人稱絕的是,他用文人細膩的眼光,發掘出最為沉痛悲情的一幕:「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兵荒馬亂中上演著人倫悲劇,飢餓的母親尚且無法自保,遑論照料懷中幼子。骨肉親情最難割捨,她卻要面對生離死別的悲慘現實,只能用痛哭表達內心的絕望。

這只是百姓災難中的冰川一角。母親無法保護孩子,王粲一個文弱路人,更無力挽救難民的命運。他不忍目睹,驅馬離去,經過漢文帝之墓,又留戀地回望這座古城。文景治世難再,觸目所及皆是戰火紛飛與百姓苦難。賢明君主何在,解救這場動亂?王粲找不到救世的出路,內心激盪著悲痛深沉的情感,化作一聲長嘆:「喟然傷心肝!」

登樓作賦愁更愁

懷抱悲憫之心和救世理想,王粲遠離親友來到相對安定的荊州。但是十幾年鬱鬱不得志的流寓生活,讓他倍感報國無門的愁苦與哀傷。王粲日暮乘舟,遠眺四方,卻看到狐狸奔回洞穴,飛鳥盤旋舊林;他月夜難寐,披衣彈琴,卻聽到絲絃發出悲音,聲聲都是故鄉的曲調。

圖為唐 李昭道(傳)繪《洛陽樓圖》。(公有領域)
圖為唐 李昭道(傳)繪《洛陽樓圖》。(公有領域)

「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王粲直抒胸臆,發出激烈而憤然的一問,第二首《七哀詩》隨即誕生。日暮寒秋,一人一舟獨泛江心,世界如同他孤寂苦悶的心境一般淒清蕭瑟。更令人傷感的是,人生有多少個十年讓他蹉跎呢?「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詩歌結尾處,王粲從自問變成自傷,情緒從奔流直露轉向低迴沉鬱,那去國懷鄉的悲愁、政治失意的憂憤之情,彷彿哀怨的琴聲綿綿不絕。

古代文人有登高作賦的傳統,在寄居荊州時期,王粲登上了當陽城高樓,有感而發,創作出流傳千古的辭賦《登樓賦》。它的主題、內容和《七哀詩》(其二)相似,卻把豐富的情感體驗,描寫得更加細膩感人。這篇抒懷遣情之作,呈現出層次分明的三個部份:登樓之見,懷鄉之情,身世之悲。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他登覽眺望,希望消解濃郁的憂愁幽思。目力所及都是廣袤壯麗的水陸風景,以及花果遍野、五穀豐登的富庶景象。王粲的心情反而更加沉重:「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荊州再美也不是故鄉,有甚麼值得王粲駐留於此?

他由此聯想到,自己為躲避戰亂而隻身入荊,至今已有十二年,懷鄉思歸之情油然而生。他憑欄望著北方,想到了家鄉、國都,那裏有他的親朋故舊,也有他施展才華的舞台。但是,「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

山高水闊遮擋了他北望的視線,也阻隔了他回鄉的道路。王粲借古人自況,強化鄉愁的厚重之感:思鄉是自古而有的人之深情,怎麼會因為境遇不同而變化呢?「唯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在賦文的第三層,他從思鄉轉為感時憂世,寄予了才華埋沒的身世之懼,以及憂國憂民的濟世情懷。

國家戰亂、百姓流離,王粲在偏安的荊州長年無所作為,但他清醒地意識到時不我待,何時才能恢復河清海晏的統一盛世?他希望尋求一條實現理想的大道,現實卻是世道紛亂、匏瓜徒懸。他欲借登高銷愁,哪知更添惆悵,以至於輾轉難寐、悽愴難遣。

王粲的憂愁,既是為個人的羈旅懷鄉、光陰虛度而發,更為時局動盪、山河破碎而發,可謂悲情滿紙,憂心百結。他這種胸懷天下的愁情,洋溢著壯懷蒼茫的氣勢,讓原本黯淡慘怛的情感底色,奔湧出建功立業的昂揚熱情和雄健風骨。他的《登樓賦》,幾乎涵蓋歷代登高之作的情感廣度和思想深度,構築了一座難以逾越的文學頂峰。

才子遇雄主,文風更雄健

建安十三年(208年),是荊州命運的轉折點,更是王粲人生最重要的轉機。

曹操像。圖片取自《月百姿》。(公有領域)
曹操像。圖片取自《月百姿》。(公有領域)

這一年風雲變幻,劉表次子劉琮繼任州牧;曹操揮師南下,欲統一南方。四戰之地荊州,面臨或戰或降的抉擇。王粲早就看出,劉表父子難當大任,渴望另擇明主。有志於天下歸心的曹操,是最契合他理想的真英雄,因而他有心襄助曹操,主動勸降劉琮。

王粲首先論述,在當今亂世,能夠預見機要大勢者,才能趨吉避凶。他又以曹操與劉琮的實力對比過渡到荊州歸屬問題,大讚曹操是「雄略冠時、智謀出世」的豪傑,南征北戰無往不利。最後他給劉琮提出一條萬全之策,應當「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才能保全自己和宗族。在王粲和其他謀士的勸說下,最終劉琮束手,舉荊州不戰而降。

荊州易主,王粲成為曹操陣營的一員,更因為勸降之功和詩文之才,受到曹操的禮遇和重用。他被任命為丞相掾、封關內侯,又升軍謀祭酒,魏國建立後又擔任侍中。熬過了十幾年沉寂歲月,才子王粲終於找到馳騁才華的「高衢」,得以實現「冀王道之一平兮」的抱負。

王粲依附劉表十五年,值得一提的事跡,大概就是寫過幾篇「詞章縱橫」的公文。他歸曹九年而病逝,這一時期他參與了曹魏集團的重要政務與文學活動。他博聞強記、長於應對,是曹操身邊不可或缺的侍從,出則隨軍征戰,入則奏議撰文,連朝中卿相都望塵莫及。他因熟知舊禮而委以重任,為魏國典定朝儀,修治禮樂,重建規章秩序。

更重要的是,王粲成為鄴下文人集團的重要成員,建安諸子相繼歸附,與三曹詩文唱和,形成一代文學的彬彬盛況。王粲仕途得志,擁有更多的創作機遇,他現存的數十篇詩文作品,大部份作于歸曹之後,而且由於人生境遇的重大轉變,呈現出不同的風格。

從軍詩賦

王粲是七子中從軍出征最多的一位,累計有兩年時間在外征戰。故而寫下大量軍旅紀行之作,代表作有《從軍詩》五首、《浮淮賦》、《初徵賦》等。

「從軍有苦樂,但問從者誰。」王粲跟隨曹操雄師南征北戰,見識了軍容的強盛嚴整,統帥的英明神武;體驗到征途的艱難困苦,慶功的喜悅欣慰;他為將士的傷亡而慷慨悲歌,也為戰時的德政而感恩讚歎。他懷著崇敬而磅礴的情感,吟詠出現存最早的樂府《從軍詩》,發邊塞詩之先聲。

在王粲筆下,曹操大軍西征張魯,「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所向披靡,有如神助;南討孫權,「泛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埛」,衝鋒陷陣,竭忠盡智。而他一介文弱書生,「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他感愧於自己的無用,不能披堅執銳,效死沙場;「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只願發揮所長,為大軍貢獻綿薄之力。

「征夫心多懷,淒淒令吾悲」,「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王粲長年在外,也難免再生懷鄉之情,但是他看到將士們英勇作戰,是為了平定天下的大業,這正是王粲畢生的理想。因而「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他放下私心雜念,一掃心中悲苦,繼續以積極振作的心態投入軍隊生活。

圖為民間年畫《曹操大宴銅雀台》。(公有領域)
圖為民間年畫《曹操大宴銅雀台》。(公有領域)

同題共作

曹操麾下不僅兵強馬壯,而且文士濟濟,在魏都鄴城組成了著名的文學團體。他們匯聚在三曹周圍,遊園歡宴、遊獵從征,揚文采、訴情志,多有同題的詩賦唱和之作。王粲歸曹以來,躊躇滿志,對曹操充滿感恩之心,因而以滿腔熱忱,參加建安年間一次次文人雅集的活動,創作出大量同題唱和的詩歌、辭賦。

這些活動,有的是為較量才力而設。比如《文章流別論》載,曹丕隨曹操行獵,為此作賦,並且命王粲等四人以此事為題,各作一賦。於是,王粲作《羽獵》,陳琳作《武獵》,應瑒作《西狩》,劉楨作《大閱》,每個人的作品各有所長,但是「粲其最也」。

在競技之外,鄴下文人的創作也有單純的抒情感懷之作。建安十七年(212年),七子之一的阮瑀去世,曹丕作《寡婦賦》,又命王粲作同題賦,共同表示悲悼之意。

此外,王粲亦作《難鍾荀太平論》《務本論》《爵論》等政論類公文,表達治世情懷;修改《巴渝舞》,完成四篇魏國的郊廟歌辭。王粲後期的作品,或許沒有達到《七哀詩》《登樓賦》那樣的藝術成就,但是這時的他理想高揚、情感飽滿,用另一種姿態展現了建安文學的風貌。

王粲生命中最美好的歲月,恰是歸曹之後的那幾年。他為追隨一生扶漢的英雄而榮耀,為加入統一戰爭的王師而振奮,為題寫唱和往來的詩賦而欣慰。他早已把個人理想,融入轟轟烈烈的曹魏事業中。才子王粲的命運,因為曹操的賞識而逆轉,他終於在這裏找到了最好的出路和歸宿。

參考資料:《三國誌》《昭明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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