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防疫封鎖政策實施初期，當所有媒體步調一致地大肆宣揚這項我們有生以來最具侵犯性的公共政策時，來自加州貝克斯菲爾德（Bakersfield）的兩名醫生大膽地發表了截然不同的觀點，反對這一政策。
他們是在「更快緊急護理」公司（Accelerated Urgent Care）就職的Dan Erikson和Artin Massihi。兩人召開記者會，稱封鎖政策只會讓病毒延遲傳播，無法最終控制疫情。他們還預測，在封鎖結束後，人們會因為地方性病原體（endemic pathogens）接觸不足，比以前更容易生病。
你可以說兩人很勇敢，但為甚麼只是分享有醫學背景者人人具備的一般常識，還需要勇氣呢？是呀，減少和病原體接觸會讓人更容易生病，這是過去一百年來每代人都在學校學到的常識。
我清楚地記得當時（他們遭遇）的暴行！儘管兩人說的，沒有一樣不是我在9年級生物課堂上聽到的東西，但卻被視作煽風點火的瘋子；媒體狂轟亂炸，稱他們的觀點是異端邪說。我們現在都知道了，媒體、科技平台和政府機構如何密切合作、扭曲公眾對科學的認知，使得封鎖政策迅速被全社會奉為圭臬，並得以實施。這真是荒誕至極！
那套扭曲了（科學認知）的理論屏蔽了有關自然免疫力的基本知識，簡直不可思議。我的天，為甚麼會發生這種事？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就是，他們想賣疫苗。這不是陰謀論。他們竭力讓大家相信，新冠病毒（COVID-19）對每個人都非常致命，這樣他們就可以理所當然地實施全社會封鎖了。
三年過去了，如今人們生病的消息滿天飛。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說，「這個冬天大家好像都在生病」（It Seems Like Everyone Is Getting Sick This Winter）；雅虎新聞網（Yahoo）說，「現在大家都在生病」（Everyone Is Sick Right Now）；微軟-全國廣播公司（MSNBC）說，「為甚麼大家都好像是在生病？」（Why Does It Seem Like Everyone’s Sick Right Now?）；「連線」（WIRED）雜誌說，「為甚麼大家都在生病？」（Why Is Everyone Sick?）
諸如此類。
現在是不是該給這些醫生一些讚譽，或者對他們受到的媒體惡意攻擊表示一下遺憾了？
與此同時，現在也是大家搞清楚一些基本事實的時候了。最能夠闡明這個問題的人，恐怕非傑出流行病學家Sunetra Gupta莫屬了。以她的貢獻，可以被視為傳染病領域的伏爾泰（Voltaire）或斯密（Adam Smith）了。從啟蒙時代到現在，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自由主義理論最基本的觀點就是，社會可以進行自我管理，不需要自上而下的計劃，試圖對經濟或文化進行中央管理的做法，總是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
（註：伏爾泰是公認的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啟蒙運動領袖，斯密是十八世紀著名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開創者。）
傳染病問題也是如此。Gupta的觀點是：我們和病原體共處一個生態圈，在微妙的相互聯繫中演進；在和病原體的糾纏中，我們既受苦又受益。打破這種平衡的話，免疫系統會被破壞，我們就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脆弱，因此更容易生病。
Gupta在《每日電訊報》撰文說，「我習慣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待傳染病。因此，封鎖期間幾乎立刻出現非新冠季節性呼吸道疾病，一點兒都不奇怪。許多人認為，這說明封鎖措施對阻止疾病傳播有效，但他們忘了，封鎖措施對發病機理已經被認識的疾病或者地方性流行病的作用，和對仍處於『流行』階段的新疾病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她解釋說，全社會都避免接觸病原體，導致「免疫債務」（immunity debt）。（醫學上）有個「群體免疫力閾值」（herd immunity threshold）的概念，指的是，當群體內具有免疫力的人數超過一定數目，大流行病會轉為地方病或消失。也就是說，如果具免疫力的人數低於「閾值」，就會產生「免疫債務」，高於「閾值」就會產生「免疫盈餘」。
（註：「免疫債務」是指，接觸病原體少時的免疫力，和之前接觸病原體多時的免疫力之間的差距。該說法在2021年才出現在大眾視野；當年6月下旬，《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瘋傳，使得該說法成為一個時髦概念。該報記者稻田美穗在文章中寫道，「後COVID-19時代，世界面臨不得不償還『免疫債務』的風險」。）
對於常見疾病，一般會在冬季出現「免疫債務」，「群體免疫力閾值」會升高，因此冬季更容易得病。正如諾格爾神父（Fr. Naugle）所指出的，「基督教年曆」（liturgical calendar）反映了這個情況；教會通常在冬季發出信息，（讓教徒）謹防危險、保持健康，和朋友及家人在一起，並加強對「生死」問題的關注。
不過，對比常見疾病流行時期，春天會出現「免疫盈餘」，讓我們可以恢復信心、無憂無慮地生活；因此，「復活節」（Easter）象徵著新生命的開始。然而，享受陽光、參加運動和聚會的這幾個月，又使得另一筆「免疫債務」逐漸積攢起來，我們又開始在冬天「還債」。
請注意，這個模式在每一年和每一代人中都會反覆出現，政府和公共衛生機構都沒有插手。Gupta寫道，「打亂這個規律，會嚴重影響人體抵禦疾病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人體和致病微生物之間的微妙生態平衡，顯然正在被打破。」
封鎖措施沒有改變這些季節性的自然規律，只是讓我們的「免疫債務」前所未有的沉重，（其後果）也更可怕。
可以肯定的是，封鎖措施最終沒有消滅新冠病原體，相反只是讓一個群體比其他群體更早、更頻繁地接觸病原體，而這種接觸模式是一種政治產物。
我們都看到了，勞工階層首先接觸並感染病毒，統治階層感染的晚一些，暴露出一個中世紀式的嚴酷「病毒感染政治等級制度」。封鎖政策不是鼓勵弱勢群體去避難，同時讓其他人正常生活、獲得「群體免疫力」，而是讓勞工階層先和病原體接觸，以保護統治階層。
然而，現在的結果表明，那些竭盡全力避免感染，或試圖用「新發明的針劑」（疫苗）來操控「人體生態平衡」的人，不僅最終感染了新冠病毒，還變得更脆弱，比普羅大眾更容易得病。
知識淵博的Gupta解釋的內容實際上是過去很多代人的共識。「封鎖」意識形態之下的危險創新，無法改變自然規律，只是讓我們比以前病得更厲害。因此，上述頂級媒體發出的驚呼聲，多少讓人覺得諷刺。對此，正確回答應該是：你還能期待甚麼呢？
來自貝克斯菲爾德的兩名醫生從一開始就是對的。我們的祖輩都是對的。他們在傳染病方面的智慧，比福奇（Anthony Fauci）和他的同夥，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作者簡介：
Jeffrey A. Tucker是總部位於德薩斯州奧斯汀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2020年）。他也是《米塞斯之最》（The Best of Mises）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專欄，並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廣泛發聲。
本文原刊於布朗斯通研究所，授權英文《大紀元時報》翻譯和轉載，英文報道請見：How Lockdowns Made Us Sicker。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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