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我不確定我們能說大流行已經像塵埃落定,但是我們的社會,就好像是一幢大樓,肯定是已經倒塌了,空氣裏瀰漫著厚重的歇斯底里。
新聞裏充滿了人們對3月份開始實施的「一刀切」封城的抵制場面。一些州正在逐步重新開放,這讓居民們感到高興,而令習慣於做出道德指引的左派感到驚愕。
最過份的例子是《大西洋》網站4月29日發表的一篇報道,題為「佐治亞州的一場令居民犧牲的實驗」。這是黨派挑釁搞出的令人厭惡的文章。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三個多星期,現在,佐治亞州像被澆了水的花兒一樣正在綻放。沒出現屠殺般的悲慘局面。
假設我們要在經濟與人類生活之間做選擇,其實,兩者之間沒有區別。「經濟」這個詞聽起來很抽象,是一個希臘詞彙,意為「家庭管理」,但實際上,在許多方面,它也是生活的代名詞。
您是否關心過人類的生活?就如約翰・亨德勒(John Hinderaker)所指的那樣,「由於政府對COVID-19(中共肺炎)的過度反應,可能會造成全世界成千上萬兒童死亡」的預測到底是怎麼來的呢?這裏說的是數十萬,這不只是亨德勒的看法,聯合國也得出類似的預測結果。
「由於全球經濟下滑,家庭或遭受經濟困擾,可能導致2020年有成千上萬的兒童死亡。」此外,「由於今年的新冠病毒(中共病毒)危機,估計會有4200萬至6600萬兒童陷入極端貧困。」
請注意,所有這些痛苦和死亡不是由中共病毒直接造成的,而是我們對病毒的那種瘋狂,歇斯底里和反科學的應對方式造成的。就像我多次寫到的那樣,整個事件就像是查理斯・麥凱(Charles Mackay)的經典著作《非凡的流行妄想和群眾瘋狂》所描述的那樣。
澄清事實
雖然我們還沒有到這種程度,但是我們自己把自己嚇得迷失了方向。這種痛苦只會慢慢在我們身上擴散。以下是來自瑞士的「獨立非牟利性研究小組」的最新政策研究報告中的一些片段:
1. 根據對病毒研究最深入的國家和地區統計的數據來看,中共病毒的致死率平均約為0.2%,與嚴重流感的死亡率相當,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最初估計的死亡率的二十一分之一。
2. 即使在全球的「病毒高發區」,在一般上學和工作年齡的人群中,死亡的風險也只存在於每天開車上班的人群中。病毒的死亡風險起初被高估了,因為沒有將許多只有輕度或無症狀的人計算在被病毒感染的人群中。
3. 高達80%的病毒感染者沒有出現任何症狀。即使在70~79歲的人群中,也有約60%的受感染人沒有症狀;在所有出現症狀的人群中,有超過95%的人最多也只是顯示出輕度症狀。
4. 由於許多人先前已經感染上了冠狀病毒(即普通感冒病毒),所以有多達三分之一的人可能已經對COVID-19(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具有一定的免疫力。
5. 在大多數國家(包括意大利),死者的平均年齡超過80歲,只有約1%的死者沒有重病預兆。由此看來,中共病毒導致的死者,從年齡和危險性基本上與人正常死亡情形相當。
6. 在大多數西方國家中,有50%至70%的死亡案例發生在養老院裏,而養老院並不受社會隔離影響。此外,在許多情況下,我們還不清楚這些人是否到底是死於COVID-19(中共肺炎),還是死於壓力、恐懼和孤獨的心理疾病。
7. 在所有死亡中,多達50%的死亡可能不是由COVID-19(中共肺炎)造成的,而是由封鎖、恐慌和恐懼所致。例如,心臟病發作和中風患者到醫院治療的情況,減少了多達六成,因為許多患者不再敢去醫院了。
8. 即使在所謂的「COVID-19(中共肺炎)死亡案例」中,我們也常常不清楚它們是死於中共病毒還是死於基礎疾病,或者是否只是「疑似病例」,根本沒有經過驗證。但是,這些細小差別是不會在官方數字中體現的。
9. 有媒體報道,許多年輕而健康的人死於COVID-19(中共肺炎)的案例,後來被發現這是假的:這些許多被感染的年輕人並不是死於COVID-19(中共肺炎),而是其它重病(例如未確診的白血病),或者實際上是109歲,而不是9歲。
10. 在美國,每天平均因病毒死亡的人數為8000人;在德國約為2600人;在意大利約為1800人。在美國,每季流感死亡總人數高達80,000人;在德國和意大利則高達25,000人。在一些國家,COVID-19(中共肺炎)導致的死亡人數低於流感高峰死亡人數。
在這篇報道舉出的所有例子中,一個有趣的插曲是一位生於1911年的死者,被報道寫成了9歲,而不是109歲。
無懼恐慌
該報告還附有加繆(Camus)的著作《鼠疫》( La Peste)裏的題詞,「與瘟疫作鬥爭的唯一手段是誠實。」我建議大家都來讀讀上面這篇報道。
我們的政治大師沉迷於他們新發現的恐嚇力量,他們拋棄了誠實,選擇陷入恐慌。他們聲稱是遵循 「科學」,但實際上遵循的是有缺陷的模型,以此作出任意預測:尤其是帝國理工學院的尼爾・弗格森(Neil Ferguson)所倡導的UR模型,該模型最初預測英國將有500,000人死亡,而美國會有220萬人死亡,除非採取極端措施,才可避免。
該模型贏得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軟件錯誤」的殊榮。
《電訊報》的一篇由兩位軟件專業人士撰寫的評論指出:「我們當中那些擅長開發軟件的專業人士人研究出了代碼,而決策者則基於這些代碼作出決定性決策,將我們數萬億英鎊的經濟封鎖起來,導致數百萬人陷入貧困與困境。我們對自己的發現深感不安,這個模型似乎完全不可靠。」
瑞士的研究報告還闡述了另外兩個觀察結果:
1. 沒有證據表明病毒是通過空氣傳播,還是從被感染的門把手上傳播的;
2. 沒有證據表明口罩能幫助健康人預防病毒。相反,口罩本身可能還會攜帶病毒。
我們快要從這種社會驚恐中醒來了。然後,我們就會想知道我們為甚麼會因為,一種流行病毒而集體自殺:而這種病毒主要影響老年人和體弱者,其致命性也只是相當於一種重型流感。
當我們憤怒地問自己「誰對我們做了這些?」時,令人悲傷而真實的答案是:「我們自己幹的。」
作者簡介:
羅傑・金博爾(Roger Kimball)是《新準則》(The New Criterion)的編輯和出版商,也是《相逢》(Encounter Books)的出版商。他的最新著作是「永久的命運:失憶症時代的文化與無政府狀態」(The Fortunes of Permanence: Culture and Anarchy in an Age of Amnesia.)。
本文表達的觀點僅代表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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