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個神奇的國度。1492年發現美洲後，歐洲殖民者紛至沓來。英國後來居上，一方面，從1607年（維珍尼亞）至1733年（佐治亞），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建立了十三個殖民地；另一方面，通過戰爭，使荷蘭永久撤離北美、法國認輸、英國獨大。但是，7年戰爭（1754-1763）結束之後12年，英國和北美十三州決裂了，打了八年仗，美國誕生了。而建國僅一百年，美國就成為了世界上的第一強國（1890年）。
這是非常特異的。這裏簡單說三點。第一，美洲三大古文明——瑪雅文明、印加文明和阿茲特克文明——都在中美洲和南美洲，而非北美洲。歷史學家估計，1500年前後南北美洲大約8,000萬人，現在美國所在的地區生活的美洲印第安人只有500萬人。應該說中、南美洲條件比北美洲更好，為何它們至今仍不發達呢？
第二，北美獨立運動只誕生了美國這一個國家。而整個拉美除了巴西、海地等地以外基本都是西班牙殖民地，接受同樣的統治，但在一場轟轟烈烈的獨立運動（1790-1826，歷時36年）結束之後，卻誕生了足足17個國家（南到阿根廷和智利，北到墨西哥），玻利瓦爾的泛南美夢想（「美洲聯邦」）破碎。就是今天，非盟、東盟、阿盟等地區一體化組織都紛紛登台亮相時，也卻遲遲不見「拉盟」的身影。
第三，世界上那麼多革命，幾乎每一個革命以後都會出現獨裁者，如拿破崙、克倫威爾，但是美國不出現，出現的是功成身退的華盛頓。
怎麼解釋呢？我們再來看一個神奇的預言：美俄主宰世界。
1831-1832年，年僅25歲的法國貴族托克維爾，考察了美國9個月，於1835年出版了《論美國民主》（第一卷），預言：「當今世界上有兩大民族，從不同的起點出發，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標，這就是俄國人和英裔美國人。······美國人的征服是用勞動者的犁進行的，而俄國人征服則是靠士兵的劍進行的。······前者以自由為主要的行動手段，後者以奴役為主要的行動手段。其中的每一民族都好像受到了天意的密令指派，終有一天要各自主世界一半的命運。」
托克維爾不是諾查丹瑪斯，是個政治家、思想家，如何得出這個驚天預言？他未給出明確解釋。要知道，托克維爾寫這本書的時候，《共產黨宣言》還得過十三年才面世，沒有甚麼預兆俄國會走上一條蘇俄式社會主義道路，而美國還處於變革時期，未見繁榮的跡象，很少參與國際事務。但是呢，後來的歷史證明，這個預言神準。而且也確如托克維爾的預言：「美國人在與自然為他們設置的障礙進行鬥爭，俄國人在與人進行搏鬥。······前者以自由為主要的行動手段，後者以奴役為主要的行動手段。」
或許，托克維爾受到了天啟。其實，托克維爾也發現了美國的一大特徵：在美國，宗教從來不直接參加社會的管理，但卻被視為政治設施中的最主要設施。
事實上，美洲發現之初，歐洲發生了馬丁·路德（1517年）肇端的宗教改革運動。第一批來到美國的清教徒，「他們把北美大陸視為復興基督教的理想之國，是建立未來基督教世界的楷模，在這些清教徒看來，他們肩負著拯救世界的使命。」其中四種觀點，最為著名。
（一）《五月花號公約》。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號船上102名乘客中的41名成年男子簽署，主要內容「······我們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簽約，自願結為一民眾自治團體。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實施、維護和發展，將來不時依此而制定頒布的被認為是對這個殖民地全體人民都最適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規、條令、憲章和公職，我們都保證遵守和服從。」這個公約成為160年以後美利堅合眾國成立時的憲法精神基礎。
（二）山巔之城（City upon a hill）。耶穌登山寶訓中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1630年，被選為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總督約翰·溫斯羅普在佈道中提醒清教徒他們的新社區將成為一座「山上的城」，被全球矚目，如果清教徒沒有遵守他們與上帝的約定，將受到神的審判。
（三）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 認為美國被上帝賦予了向西擴張、橫貫北美洲、直達太平洋之天命。「吾等盡取神賜之洲以納年年倍增之萬民自由發展之昭昭天命」。林肯總統形容美國是「全球最後的、最佳的寄託」。《蓋茲堡演說》：「我們將使這個國家，在上帝的庇佑下，從自由裏獲得新生；而那一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的政府，也絕不會從這片土地上消亡。」（獨立之初的北美十三州僅80萬平方公里，但不到百年美國領土就超過900萬平方公里，堪稱奇蹟。）
（四）美國例外論 （American exceptionalism）。這融合了清教徒和世俗之觀念，大致內容：美利堅合眾國地位獨特，獨一無二地以自由、個人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等思想為建國基礎；國家穩定強盛，人民富裕幸福，外國無可比擬；在世界上引領捍衛自由潮流，為人類提供機會與希望，國家治理基於注重人身權力與經濟自由的憲政理想，並由此衍生出獨特的公私利益平衡。
概而言之，美國的立國之本、其文化之基因，就是認為：神選定了美國，而美國要讓她的自由和道德散播到全球。
甚麼樣的樹結甚麼樣的果子。筆者認為，解讀美國歷史發展特異的鑰匙，就是美國人的天命觀，即其對自己終極使命的認知。
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甚麼華盛頓說「美國的獨立是上帝的恩典」，為甚麼1887年制憲會議爭論激烈之際每日舉行禱告會，為甚麼美國錢上都印有「In God we trust」，為甚麼美國總統手按聖經宣誓並祈願「請上帝助我」，等等。
上述天命觀對美國歷史的影響是巨大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Fogel的《第四次大覺醒及平等主義的未來》一書在一些方面進行了探索性研究）。
不過，19世紀中葉以來，卻遇到了其最大的挑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進攻。馬、恩18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叫囂「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搞暴力革命，要摧毀現存的文明和社會秩序。1864年組建第一工人國際。1871年，獲得馬、恩全力支持巴黎公社暴動很快失敗，第一工人國際在歐洲無法立足，其總委員會搬來美國紐約。馬、恩對美國共運抱有很大的希望，1888年恩格斯甚至專程來美考察。
美國的立國之本、文化基因天然對抗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成為最大的「非美因素」—— 就是可以導致美國社會解體的因素。因此，美國的終極使命就轉化為在全球範圍內終結共產主義。最近一百多年來，美國成為國際反共運動的主導者。可以說，最近一百多年與共產主義的較量，是美國歷史的主線。
而美國和共產主義的鏖戰，互有勝負，打得難分難解。總體而言，美國有「兩勝兩負」。第一勝，迄今在美國，共產黨、社會黨也存在，但幾乎沒有政治影響力，這與歐洲大不同。第二勝，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營終結，美國取得冷戰的勝利。而「兩負」呢？一個是共產主義變異思潮肆虐全球，美國也近乎淪陷（詳見九評編輯部著《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一書），某總統甚至被稱為「社會主義總統」。另一個是，美國幾十年綏靖，養虎為患，致使中共坐大，開始全面挑戰美國。
就當前局勢而言，美國佔有上風，但是，形勢仍是嚴峻的。美國要最終戰勝共產主義、實現其終極使命，還要付出艱辛的努力，有一段艱難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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