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時代充斥著日常諷刺，所有這些諷刺都指向同樣嚴峻的現實：專家的失敗，尤其是那些負責管理我們生活的許多體系的專家。
因此，我們意識到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同樣的例子。
瑞典王家科學院將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理論家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菲利普‧迪布維格（Philip H. Dybvig），以表彰他們「對銀行和金融危機的研究」，特別提到了2008年中央銀行對住房和金融危機的應對措施。應對措施包括用「量化寬鬆」來拯救銀行，這和「保持社交距離」一樣是一種委婉的說法。
正是這種應對措施，引發了全球的通脹危機浪潮，在2020年春天開始的封鎖期間和之後席捲世界。無論如何，它在2008年起作用了，那為甚麼2020年就不行呢？
然而，存在一個主要的區別。由於央行向銀行支付的銀行存款利率很高，2008年至2010年的政策是專門為將「量化寬鬆」封存在冷庫中而制定的。至少在帳面上，銀行和券商的資本重組是愉快的。人們忐忑不安地等待著通脹的反彈，但沒有出現。
今天，情況有所不同。我們的物價通脹達到了40年來的最高點，歐洲正在嘗試對能源進行價格控制……銷售低迷引發了另一場房地產危機。旨在抑制通脹的高利率打破了僅在一年前形成的泡沫。如今，房屋銷售已經崩潰，抵押貸款公司正在裁員。房屋不像2008年那樣資產縮水，僅僅是因為30年期抵押貸款利率已經爬升到7%以上（雖然按實際價值仍為負增長）。
造成2008年和2020年之間差異的原因很簡單：這一次央行放水直接存入了個人和企業的銀行帳戶。有一段時間，他們都現金充裕。這種情況和低利率助長了房地產泡沫。當現金耗盡時，隨崩潰而來的是價格混亂。銀行正試圖通過加息來解決這個問題，但這只會在全球範圍內帶來通脹性衰退。
換句話說，我們沒有從2008年學到任何東西。更糟糕的是，我們學到了錯誤的東西，即，在巨大危機期間向經濟注入大量的法定貨幣是一件沒有成本的事情。銀行總會得到救助。無論如何，拯救這個系統都不會有壞處。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僅僅在兩年半前，世界上所有的中央銀行還在合作這麼做。我們現在看到這些就想問一句：他們認為接下來會發生甚麼？
下面是一個基於傳統交換方程的非常簡單的模型：貨幣數量和價格之間的關係，三個國家用不同的顏色標記，這樣你就可以看到價格的反應。這是一個非常過時的模型，沒有考慮到無數的複雜情況。然而，這種關係仍然存在：印刷紙幣，等待一年，然後看著價格調整，使新的現金流動起來。
即使不考慮包括供應鏈中斷和對俄羅斯的制裁等所有其它因素，這種關係也明顯得令人難以忍受。
人們說，如果伯南克在2008年沒有採取行動，金融體系就會崩潰。他們總是這麼說。它真正做的，是預先阻止了一個對市場參與者具有重要教育意義的時刻。它救助了一系列對風險和理性失去擔憂的機構。其結果是銀行、政客和政策制定者普遍面臨巨大的道德風險。
每當一項政策的實施反而恰恰強化並延續了原本意在防止的事情時，就會產生道德風險。這是對不良行為的獎勵。事實就是如此，這一經驗在未來有了迴響，並在2020年再次得到教訓。
就在宣布封鎖的當天（2020年3月16日），美聯儲加快了印鈔機的速度，國會準備了《新冠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CARES Act），花了1.7萬億美元來滿足州級別的封鎖怪獸。如果這從未發生過，這些州將會相當迅速地開放，以維持經濟的正常運行。一旦國會開始撒錢，州長們就會重新考慮，意識到封鎖可以賺大錢。
總而言之，政府支出的增加與街頭熱錢的增加之間存在密切的匹配關係：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裏，兩者都增加了6萬億～7萬億美元。這一次相當於2008年的放水比賽中再加了大量的類固醇（興奮劑）。
在另一種情況下，如果美聯儲無法或不願購買國會突然製造的巨額債務，美國的違約風險將大大增加。它可能已經徹底破壞了金融市場。相反，美聯儲忙於開出無法兌現的支票，以掩蓋國會的所作所為。其結果是，政治階層和中央銀行家們共同努力，使現代最大的政策災難之一持續下去。
重申一次，這裏的主要靈感還是來自2008年的經歷。在2008年，一場看似無成本的行動卻給人們上了最糟糕的一課：那就是，只要央行願意瘋狂行動，一切皆有可能。
但看看我們今天的情況：信用卡債務飆升，儲蓄崩潰，實際收入持續下降。
回到諾貝爾獎的話題。
有人認為，這些獎項是提前一年多提出的。頒獎委員會怎麼會知道，他們為那些想出如何通過法定通貨膨脹和銀行紓困來拯救經濟的傑出人士頒發的獎項，會在整個世界都在通貨膨脹的地獄中燃燒、埃菲爾鐵塔上的燈已經熄滅，而歐洲和英國的每個家庭都在為今年冬天家中如何取暖而發愁時宣布？
我們還可以將全球健康危機、預期壽命急劇下降以及對前景失去希望的整整一代人的士氣低落等添加到這個災難清單中。
這就是「專家」們對世界所做的事情，這場危機始於知識份子的實驗室，這些知識份子認為他們知道比自由更好的管理世界的方法。現在，我們其餘的人被迫看著他們因為出色的工作而互相獎勵，從而增加了另一層道德風險：犯下嚴重錯誤實際上不會給他們帶來任何職業上的後果。#
來自布朗斯通學院
作者簡介：
傑弗里‧A‧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在學術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十本書，最近的一本是《自由還是封鎖》（（Liberty or locked）。他也是《米塞斯研究所精華》（The Best of Mises）的編輯。他為《大紀元時報》撰寫每日經濟專欄，廣泛討論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話題。
本文：A Nobel Prize for Moral Hazard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的個人觀點，並不一定代表《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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