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資深媒體人利世民在香港《蘋果日報》工作的十幾年，正逢新技術興起、大眾傳媒轉型時期，到後期，社會更發生了巨變。他參與了改革的全過程，親身經歷、見證了這個階段媒體從內容到傳播方式的轉變。
在蘋果中學到應變的方法
利世民表示：「黎生（黎智英）對我最大的影響是，帶我入這行，其實他是我的師父。他對生意的看法，如何去分析那盤生意、尤其是媒體生意，給了我一種視野。
「很多人做媒體的心態很簡單：我們開了個台，有人看就可以賺到錢啦！黎生是很直接從消費者最深層次需要著手去考慮這些問題，他去想消費者要的東西。我們很多做媒體的人是不考慮消費者要些甚麼，做媒體的人很多覺得自己做了出來的東西就會有人看的。我自己有時候也會拍片子，我不知道別人喜不喜歡看的，我喜歡講就講了，但他不是的。他作為一個集團的『精神領袖』，常常會提醒我們：你記住，一定是要觸摸到市場的脈搏，你一定要知道這個市場在這一刻要些甚麼。
「我想在蘋果、壹周刊、壹傳媒做過一段日子，你不會很刻意地去學這門功夫，你就會知道：這樣事情是會爆的、人們一定會喜歡的。當然這不代表你要媚俗，不代表你要討好群眾，是你要懂得去捉摸那種大眾社會的脈搏。你同大眾在一起，但是你可以不失你自己的立場、自己的那種堅持。我想這個是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
傳統報紙只剩很窄的生存空間
利世民表示，到了最後階段，其實《蘋果》的紙媒反而得到一個平衡。在最高峰期，《蘋果日報》那疊報紙可能都有1吋厚，去到最後已經很薄了，但是仍然可以維持。成本效益上面其實是打平，有一點點的錢賺，但不再像以前那樣是一門生意了。公司有其它新的業務，有網上訂閱的收入。
他提到：「老實說，現在紙媒的存在意義，其實好像是紙的見證，一個時代的見證。《蘋果日報》去到後期，其實已經意識到有這樣的一個趨勢。」「我們做紙媒的，去到後期就是覺得要有收藏價值。你做份報紙就是希望那天是有人會收藏的。我想當時全香港、甚至全台灣，當時就只有我們有這個覺醒的，就是報紙是一個收藏品。」
他表示：「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明明一個這麼有心去做媒體的公司就被打壓，就消失了。」在《港區國安法》肅殺的氣氛下，《蘋果》從老闆到高層紛紛被捕，《蘋果》也因政治原因被迫結業。
自媒體是發展的趨向 但侷限性大
從媒體發展來說，利世民認為用高科技來處理比單純紙媒有更大的空間那是絕對的。
在他看來，其實就算沒有香港2019年這場社會運動，他們都有想過做現在這種Patron的平台，其它內容供應者同《蘋果》合作，《蘋果》就幫手去做分發和推廣。他認為去到最後的階段，這個應該是發展方向。自媒體本來都是一個發展趨向。那樣的話，會各自發展出代表社會不同光譜、不同的聲音的自媒體。
當年再次回到《蘋果》之後，利世民搞的新東西是「轉收費模式」，他提出了大方向是不能靠廣告賺錢。利世民解釋：「其實二個收入都要的。靠訂閱收入，大概可以維持到某一定的規模，但是能夠做到這個規模的，相對來講是比較少數的一群人；要彌補收入的缺口就是靠廣告。」
以利世民以前做媒體的經驗，成功的關鍵就是能不能賺盡每一分錢，尤其是廣告收入。不過現在自媒體其實是沒有了廣告收入，靠YouTube那些廣告，那個效果不是那麼明顯。到最後，做意見內容、做所謂的KOL（意見領袖）、或者做新聞，基本上是一種興趣多過謀生的事業。
他指：「如果你是想靠做新聞來維持生活，不是說不可以，只有極少數的可以生存下去。如果你做一些比較直接可以帶來利益的，如做財經的，我覺得可能還是可以做一下；但是有些行業，我覺得很難。我看到有些很有心要做的人，報道港聞、揭發社會黑暗面、草根生活的苦況那些，其實是很難長久地做下去。這些我想可能就需要在某一些程度上要『埋大台』（依靠人氣旺的意見領袖）才能做下去。」「就是你的訂戶本有一群人是有一種影響力的。他們的影響力不只是影響大家對一些事的看法，也可以影響到人們的消費行為的。……簡單一句就是，你要有客人肯每個月課金給你，同時你叫他買東西他又肯聽你講買東西。要同時做到這兩個條件，才有條件做自媒體，否則做自媒體就只是一個業餘的工作。」
他表示：「其實以前也是這樣。你想一想，一份報紙有財經版、有港聞文版、有馬經，全部都混在一起，為甚麼要這麼做呢？就是因為這樣才能建立一個足夠大的群體，然後你才能做廣告收入。這是以我以前做報紙的經營的經驗。你如果現在這麼碎片化，就不可能有廣告收入，你純粹是要靠讀者支持。讀者支持其實是很難長久的。」
所以利世民認為，自媒體的發展侷限性很大。
他指出，現在的情況就是，親政府的、親建制的，這一班人也有做自媒體、做YouTuber，他們的生存方法是靠甚麼？他們全部都是靠「阿爺」養的。反過來說，在民間，代表市民聲音的，通常就是靠做眾籌、靠這些收費平台，是做不大的。原因是其實願意付費去獲取資訊的人，往往是社會某一個很獨特的階層。他們不是很草根，也不是很有錢，他們是一個中間的階層。這個中間的階層其實比我們想像要薄的、人數又少。
他認為：「這是一個媒體經濟學的問題多過是一個政治問題。但是說不定這個就是當今政府希望看見的結局。就是有條件、有資源去發聲的，就全部是親政府、他們養著的這班人，你其他人就只可以業餘去做，業餘去做始終有限制啦，是吧？你拍條片子你都沒有時間找人幫你上字幕，我想這個就是將會發展出來的局面。」
媒體是橋樑 要窒息城市才封殺媒體
談到現在香港政府企圖通過封殺媒體、抓捕媒體人來控制資訊、輿論，利世民有這樣的體會：「有時候，做媒體不只是在傳遞信息。如果你問我，這麼多年在壹傳媒，我想我的一個體會就是，其實我們是在反映一個社會的脈搏。我們和社會的那個氣息是一致的。很老實地說，你硬是要窒息一個城市，你才要封殺媒體的。」
他表示，看到很多同業現在還在外面跑新聞，尤其是那些自媒體、獨立記者，連記協主席阿昇也開了一個平台，自己出去跑新聞。其實他們也是在嘗試去捕捉這個社會的脈搏。「不是說社會有這樣的一個情緒，他才去捕捉這個脈搏，不是他帶動與論。老實說，做媒體的哪有這個本事去帶動與論，我們只是追逐社會脈搏。」
利世民覺得：「你硬是去粉飾太平，去扮做沒有事情發生，媒體全部都很乖的，去說一些無關痛癢的事。問題就是，你不要忘記，人民是有自己的思想的，人民有自己的想法，你去打壓媒體，人民就去其它渠道發洩。最慘是甚麼呢？當人民在其它地方發洩的時候，其實你沒有了大眾媒體去疏導它，反而有些人民有很極端的想法、很極端的聲音，就在你看不到的地方醞釀、滋生。以前有大眾媒體的時候，說真的，你說《蘋果日報》是不是純粹是反政府？我可以告訴你，可能有七成的時間和政府的意見不一樣，但是就是政府最需要和大家有共同聲音的那三成時間，我覺得大多數這些日子，《蘋果日報》其實都有在幫助政府。」
他舉例說，至少在2019年6月，就是群眾運動開始的時候，自己還和某個副局長在金鐘吃晚飯。作為一個《蘋果日報》的專欄作家，他同那些政府官員並不是勢成水火。大家要明白，其實政府也需要媒體去傳遞某些信息。
他認為禁制言論、打壓媒體，是政府自己在騙自己。媒體只不過是把人民的聲音說出來。當我們說出來的時候，民眾聽到服氣了，然後就買了那份報紙留念。另外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通過媒體知道民眾的想法。
「媒體本來一直都是扮演著這種橋樑的角色。不單只是政府和人民的，也是跨越不同社會階層的。窮人在我們這裏就可以看到有錢人的世界是甚麼樣的，有錢人又透過我們的報紙看到窮人的世界又是甚麼樣的。你看現在整個社會都斷裂了，光譜的左右、社會的貧富、官民之間，開始好像大家都不知道彼此在做甚麼， 這個就是他們把我們社會的聯繫鏈剪斷了之後的後遺症。」「當然還有一些同業想幫忙做一點點事情，但是他們的處境很困難。」
國安法下香港大眾傳媒的功能缺失
談到大眾媒體在現在的香港還有沒有生存空間，利世民表示：「你說現在那些《明報》《信報》是不是媒體呢？Now TV是不是媒體、電視？TVB是不是媒體？它（們）是媒體。我甚至覺得，有些朋友很不喜歡這些親政府的媒體。但我想講，親政府的媒體，你就隨它去吧，言論自由其實就是要保障那些你不喜歡的言論。我們不可以因為不喜歡他們親政府，就不讓它講、不讓它做。就隨它去吧，你不要看，不喜勿看。問題就是我們想看的那些你幫我給刪光了、收拾沒了。現在香港人是想看的就沒有得看，不想看的就不會看。這個情況即是最惡劣的。」
他認為，原因就是它（政府）一路都給自己（製造）假象，結果就是不斷地自欺欺人，做的不好的地方自己都不會有反省。
利世民還擔心，香港現在因為人才不足，很多東西就不認真，就連人生安全的東西也隨便了。以前發生了人為事故，作為媒體，就會去揭發，會不斷地找出人為錯誤，然後嘗試讓大家留意到這些問題。沒有媒體的監督，香港的事情只會越來越差。#（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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