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大饑荒時上書中南海 兩位年輕人遭判刑

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在上個世紀1959年至1961年的中國大地上，曾發生了在沒有戰亂的和平年代餓死至少四千萬人的慘劇。當時在城市，老百姓們憑票購買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農村，農民們在有限的口糧吃完後，不僅吃起了草根、樹皮，甚至還吃起了人。

造成上述慘劇的原因並不是中共宣傳的是由於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自然災害，因為根據國家氣象局當年的統計資料，雖然那三年並非是風調雨順，但仍屬於正常年景。至於是由於蘇聯逼債，更是無稽之談。

根據荷蘭學者馮客的研究成果，造成大饑荒的真正原因在於兩點，一是體制上的原因。「中國的一黨制消滅了社會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沒有言論、遷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聽命令，按黨的指示去做，錯了完全沒有辦法去糾正，連幹部也是不自由，一點辦法也沒有，全國像一個軍營一樣，農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條。」

二是毛澤東的責任。正是毛在1958年發動的「超英趕美」的大躍進，才讓全國各地浮誇風盛行，並將農民的口糧徵購，而沒有了口糧和遷徙權的農民只好在原地等死。此外，餓死人最多的五個省的省委第一書記因掩蓋大饑荒真相，也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

有的人為毛辯解，說毛和中共高層並不了解底下的真相，但是，當時兩位勇敢的年輕人鈕唯新、蔡撫民的故事卻讓這樣的辯解無法站住腳。

2011年，一本名為《中南海上書四十篇》的書籍由中國文化出版社出版，作者是鈕唯新。無疑，對於作者很多人是極為陌生的，然而，就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他與蔡撫民卻不顧自身安危，做了一件大事：連續不斷地給毛澤東以及中南海高官上書，披露「大躍進」給農村帶來的災難以及很多人被餓死的真相，並大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而他們也因此最終入獄，飽受摧殘。

大躍進下投身農村中學建設

據大陸《炎黃春秋》雜誌1994年第二期中的《最早為包產到戶呼號的兩個年輕人》一文，鈕唯新1939年出生在江蘇南京郊區的江浦縣城，1957年高中畢業後，考入江蘇省師範專科學校（今天的江蘇師範大學）中文系。但他因為想學新聞當記者，因此沒有去報到，打算來年再考。

然而，個人的命運時常為時代所裹挾。1958年，毛和中共發動了「大躍進」，整個國家陷入了癲狂狀態。為了消滅城鄉差異，及早進入共產主義，江蘇省委和省團委號召在農村開辦農業中學，並鼓動年輕人去奉獻。鈕唯新也是熱血沸騰，回家就告訴父母自己決定到農村，以改變農村面貌。

當年6月，鈕唯新提著行李來到了地處窮鄉僻壤的江蘇省睢寧縣凌城公社，與其他年輕人一起創辦了一所農業中學。在這裏，他遇到了年齡相仿的江蘇人蔡撫民，兩人一見如故，成為了好友。

在這所新創辦的中學，鈕唯新教語文，蔡撫民教數學。兩人還提出了入黨申請，決定把青春奉獻給所謂的新農村。不久後，因為他們工作出色，鈕唯新被任命為凌城農業中學教導處副主任，蔡撫民被評為省級模範教師，學校也被評為全縣一級先進單位，成為江蘇省對外宣傳交流的典型。

受「大躍進」各種躍進思想的影響，鈕唯新也同樣陷入瘋狂中。他曾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過一篇誇張的散文詩「公社照相館」；不僅如此，他還在課堂上、村頭田間，向農民宣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很多農民選擇了相信。

殘酷現實出現

但瘋狂過後報應就到了。1958年9月，時任中共副總理兼國防部長、軍委副主席彭德懷到河北、河南考察時，一路上看到、聽到的都是糧食收成減產、農民在挨餓和大煉鋼鐵帶來的種種災難。招待所服務員告訴他，家裏「房子被拆了，果樹也砍了，把木料拿去給『小、土、群』當燃料，有的煮飯鍋也砸，當煉鐵原料。」同年12月，彭德懷考察了家鄉湘潭縣烏石鎮彭家圍子，毛的故鄉韶山公社等地，所見所聞與烏石大隊大同小異。

於是在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寫了一封「萬言」私人信件，對「大躍進」中的「浮誇風氣」和「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提出批評，指出「浮誇風、小高爐等等，都不過是表面現象；缺乏民主、個人崇拜，才是這一切弊病的根源」。這與毛的總路線是正確的」，「成績與缺點錯誤還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的論調完全不同。隨後，彭德懷等人遭批，並被撤銷職務。

在批判彭德懷等人的同時，「大躍進」仍在1960年繼續，農村餓死人的現象也越來越多。身在農村的鈕唯新、蔡撫民感受非常直接，因為在凌城公社，公社的大鍋飯已無法裹腹，每個人每天都吃不飽，許多農民還要靠採摘野菜充飢。

一天，鈕唯新到學生家家訪。在村裏遇到一個70多歲的老農民，他曾作過不少歌頌大躍進的詩畫，此時卻餓倒在床上，爬不起來。他對鈕唯新低聲說：「俺多想喝上一碗苞米湯啊。」還有一對孤苦無依的老人在鍋裏熬著榆樹葉，嘆著氣，不知日子該怎麼辦。

隨著饑荒的嚴重，失學的學生越來越多，很多人因為飢餓開始浮腫；就連學校的老師也餓得撐不下去，帶著學生爬樹摘樹葉吃……

實地調查寫出報告上書中南海

殘酷的現實擊打著鈕唯新，他不明白為何在「如此美好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會出現如此淒涼的人家慘景？他以為這是個別基層幹部瞞報造成的局部現象，於是他將自己在農村的所見所聞和所了解的農民的意見和要求，寫了一封長長的信，寄給了中南海的毛澤東、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糧食部部長沙千里和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

然而，寄出去的信石沉大海。1960年冬天，凌城中學附近的李莊生產隊，僅3天時間就餓死了20多人。鈕唯新、蔡撫民聽說後，非常難過，他們對現行的中共政策產生了不解，冷靜下來的他們開始思考農村該何去何從。他們利用業餘時間開始蒐集資料，探討農業問題。

此前，兩人曾利用假期去蘇北、蘇南一帶考察，發現饑荒問題是個普遍現象，很多地方都存在餓死人的事情，農民怨聲載道，「共產風」氾濫，農業發展受到重創。

1961年暑假，兩人到蘇北和山東的幾個村子取得了第一手材料，他們蒐集的一首諷刺人民公社的蘇北民謠是：「入社好，入社好，家無糧，外無草。十二條，六十條，不如包到戶一條……。」

他們又前往安徽等地農村考察，發現那裏的情況更加怵目驚心、慘不忍睹。的確，大饑荒中，安徽是餓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他們在調查後，前往安徽省委反映真實情況。

在一年半的時間裏，鈕唯新、蔡撫民走訪了江蘇、安徽、山東三省多個農村，與上千民農民交談，記錄下了厚厚的五本《農村調查紀實》和《農民談話錄》。在那個年代，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問及農村出路時，90%以上的農民認可彭德懷的說法「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都希望把地承包給農民，誰多收歸誰，不要再吃大鍋飯了。當時安徽少部份地區農民還自作主張搞了「責任田」，包產到戶，效果很好。

實地考察讓鈕唯新、蔡撫民意識到了公社化運動並不適合現在的農村，振興農業的辦法只能是包產到戶。於是，他們決定向毛和中共中央寫信，提出自己的建議。

他們在五千字的《關於我國農業問題的意見書》中，講述了他們看到的農村的真實情況，並建議，為了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最好的辦法是包產到戶並儘快在全國推行，他們還講了包產到戶的五點好處，而這些在18年後得到了印證。

寫這樣的與中共高層唱反調的意見書，在那樣的年代是需要非凡的勇氣的。當然，即使在現在的中國，也同樣如此。而鈕唯新、蔡撫民這兩位20多歲的年輕人，在那個黑暗的歲月中並沒有丟棄良知和勇氣。

基於此前的上書石沉大海，所以這次信寫完後，兩個人親自前往北京，打算親手將信呈上。1961年9月，他們來到了北京。在中南海新華門前，他們將給毛的信交給了有關人員；在國務院接待室，他們呈上了給周恩來的信；他們還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接待室、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傳達室、農業部接待室，呈上了給負責人的《意見書》。

順利將《意見書》呈上並拿到收條後，鈕唯新、蔡撫民如釋重負，返回了蘇北農村，繼續從事教書工作。然而，直到冬天，他們都沒有收到回信，而農村的慘況卻依舊在加劇。心急如焚的他們於是又將《意見書》自費刻印數百份，分別寄給每個中央委員和各省、地、市的第一書記，希望引起全黨的重視。

1962年1月，他們終於收到了鄧子恢副總理的親筆回復，稱收到了信和材料，中央已決定將人民公社核算改為三級所有，以隊為單位，這是部份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可是他們根本就不明白，在中共這個一黨專制體系裏，能夠拍板的只有毛。鄧子恢很快遭到了毛的批評，鈕唯新、蔡撫民希望的改變並沒有出現。

從北京回來後，心懷「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念的鈕唯新、蔡撫民，還連續給毛寫了9封信。1962年5月，他們再次給毛、中共中央、各省一把手等寄去《給我國領導人的一封緊急信》，並附上《農村包產到戶試行辦法》、《蘇北農村現代民謠》等，希望引起中共高層的注意。

信中提到：「請您嚴重地關注目前全國普遍存在的危險形勢，全民的體質因飢餓和營養缺乏正一天天衰退，生育率劇減，死亡率激增，土地肥力大大枯瘠，原來肥地變成了鹼地，肥料極缺。社員們說以這樣的地力，再過三四年土地就不長糧食了，那時人將餓死光了……。」

真實的情況和聲聲的哀求，卻依然沒有讓中南海改變。在9月下旬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會議再次批評鄧子恢推行包產到戶的想法，並撤銷了以其為首的中央農村工作部。從會議上毛的講話看，毛依舊關注的是黨內的階級鬥爭問題上，而全會公報依舊在肯定人民公社，對農村餓死人的情況視而不見：「在農業方面，今年夏季作物的實際收穫量比去年略有增加，秋季作物的收成預計也將比去年增產。這是貫徹執行黨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發揮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優越性的結果。」

被捕並被判刑

中共中央的決定其實也在預示著鈕唯新、蔡撫民的命運。由於幾年來奔走和營養跟不上，兩人的身體也出現了問題。1962年11月的一個晚上，鈕唯新在批改工作時突然暈倒。學校給了他3個月的假，讓他去廣州的親戚家休養一段時間，他的母親在那裏。

1963年2月，鈕唯新休養結束，啟程回南京。在武漢坐輪船時，他在輪船停靠在蕪湖時上岸觀光，並在規定的半小時內回來。不料輪船竟然提前離岸，他只好改坐火車。而他留在船上的手提包因為無主，被乘警打開，發現裏邊有好幾份油印的《關於我國農業問題的意見書》和幾本厚厚的手寫的「農村調查記錄」，上邊有不少和毛指示和中央相違背的言論，以及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惡毒攻擊」。於是警察們認為事情重大，決定等候失主的到來。

果然，鈕唯新前來找手提包，並因此被拘捕，被送到南京市公安局審訊。審訊中，他侃侃而談，將來龍去脈一一道出。他還主動說雖然簽名是兩個人，但起草人是自己，自己負主要責任。不過，蔡撫民還是很快也被關押起來。他們在看守所被關押了3年，期間是沒完沒了的審訊。但不知是何原因，他們的案子一直沒有結案。

隨著1966年政治氣氛的改變，兩人的命運被確定。鈕唯新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10年，蔡撫民以同樣的罪名被判處5年。判刑後，兩人被送到勞改農場服刑。鈕唯新在江蘇句容縣農場服刑10年後，又被強制留在農場，不許回家。在服刑期間的1970年，他的母親去世，至死都不知道兒子到底犯了甚麼罪；而與他相戀多年的女友，也在壓力下，違心分手，嫁給了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