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當局對高科技公司和加密貨幣相關業務的嚴格監管,可能阻礙其在Web3.0上的創新和發展。(合成/大紀元)
中共當局對高科技公司和加密貨幣相關業務的嚴格監管,可能阻礙其在Web3.0上的創新和發展。(合成/大紀元)

最近網上有篇文章,題目是「信任崩潰,是上海疫情最大後遺症」。作者牛皮明明,列舉不少上海疫情一個多月以來的現象,說明上海的「信任」正在崩潰。他說的信任,包括上海居民之間的相互信任、對防疫當局的信任、對「大白」的信任,也包括對醫療衛生專家的信任。

不信任 迅速擴散中

比如上海人的群組中,以前相互鼓勵,現在因為擔心一個陽性造成全社區被封,開始相互舉報,甚至為小事而惡言相向,對原來備受景仰的衛生專家也開始質疑。

當然,上海人對政府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4月初,上海政府宣布「全城靜止五天」,大家相信很快解封。然而,現在很多人看到新聞的第一時間是不信任,唯一相信的就是拚命把雪櫃塞滿。

這樣的不信任,也在迅速擴散。因為上海疫情失序,讓其它城市的人對自己城市的各種供應也喪失信心,開始未雨綢繆地囤菜了。

牛皮明明說,「一個月的時間,我能清楚地看見信任在消失。」

在西方,有關信任的社會學研究很多。專家認為,信任與現代社會進步、發展密切相關,沒有信任,很多體制基本無法運行,最典型的是金融體系。所以,一個社會信任消失,將造成社會體系的衝擊;而信任崩潰,會形成社會崩潰。

牛皮明明的文章,談的是作為一個典型中國城市上海的民間信任。但實際上,信任從來是相互的。比如上海政府宣布「全城靜止五天」,不一定是對形勢的誤判,而是對居民的不信任。因為如果說封兩個月,可能一半的上海人就跑掉了。它不信任你,所以最後造成你也不信任它了。

研究信任問題

「信任」這個話題,分析起來可以很簡單,也可以很高深、很深刻、很哲學。

兩千三百多年前,商鞅在秦國變法,最著名的措施是南門立木這一件小事。一根木頭搬幾百米,就可以得到賞金,因為報酬過於優惠,以致無人相信。但最後,政府藉此事,在秦國形成了對法令政策充份相信的社會環境,也為後來其他所有的變法奠定基礎。

這是治國的道理。儒家講究仁義禮智信,沒有最後這個「信」,其他都可能是騙人的假仁假義假禮假智。

德國人西梅爾(Georg Simmel),在19世紀末出了很多有關信任和現代社會體系的研究。後來不少學者跟進,無論是在社會層面還是個體層面,信任都顯示出它的重要性。

信任研究,吸引眾多的學科參與,儘管分歧很大,就連信任的概念都沒有達成一個公認、清晰的定義;但在信任的重要性這方面,不同的研究者卻達成了高度的一致。

錢財偷偷藏起來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初期,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國內媒體經常報道老百姓有錢不存銀行,而是偷偷藏在家中的新聞。比如有人把錢埋在豬圈裏,或者藏在房子的夾層中。這些新聞的重點,通常是這麼不安全的存錢方法,最後都有令人傷心的後果,比如埋在豬圈裏的錢爛掉了,或是一場大火燒掉了全部積蓄。

當時,這類新聞最後都呼籲大家把錢存在銀行裏面。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剛剛起步,為鼓勵大家存錢到銀行,他們想出各種招數。比如非實名制,不需要證件、證明,都可以開戶存錢。從銀行取錢也不需要證件,只需要一個密碼。當然這也造成很多糾紛,因為不看證件,所以只要知道賬號名字和密碼,就可以把錢都提走。

但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來,很少有人問:為甚麼中國人不把錢存進銀行,而寧願埋在豬圈裏?

答案是不信任。共產黨上台後打倒地主資本家,把有錢人打成黑五類,不光錢分掉,很多人還因為自己有錢而死於非命。八十年代,文革剛剛結束,沒人敢「有錢」。就算是改革開放了,鄧小平號召「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但巨大的對中共不信任的陰影還在。

事實上,文革後期不僅是經濟上大家相互不信任,老百姓之間、官民之間、官員之間也互不信任。甚至連家庭成員之間,也是如此,夫妻互鬥、子女告發之類的事件太多了。

結果是社會面臨崩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說,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說邊緣是好聽的,其實已經崩潰了。信任和社會經濟之間的關係,可能錯綜複雜,但信任崩潰和社會體系崩潰卻總是相伴出現,這一點是絕對真實。

因此,八十年代中國民間對中共的不信任達到高峰,有錢,當然不能存銀行。

信任是一種選擇

德國社會經濟學家西梅爾,認為信任是介於知與無知之間的一種選擇。

因為人要行動,信任讓人敢於行動,但這種信任基於對未來的預測和計算之上。如果你像神一樣無所不知,當然也就不需要去信任;而甚麼都不知道的人,沒有任何知識也無從判斷,根本不可能對別人信任,就像是動物一樣。

所以,信任是一種假設,假設某種行動會帶來某種結果,但這種假設是根據你對世界的認知,因此信任是知和不知之間的狀態。

比如在俄羅斯做生意,如果你是普京的朋友,完全掌握他的一切想法,那就不存在信任不信任的問題,你直接去賺錢就好了。而如果你對俄羅斯一無所知,大概也就不會去做生意。大部份實際的情況,是你對俄羅斯有某種認知,認識某個重要人物,和一些重要商業領袖有關係,基於信任,你去投資做生意,但你可能不知道最後結果如何,但你相信,信任俄羅斯商人和政客能賺到錢。

專制者病症大爆發

現代社會體系,是基於一系列的信任,包括對政府、立法者和貨幣等等,如果你不信任,基本上就不會採取任何主動而有利的行動了。

信任是相互的,在政府和民眾之間也是一樣。中國政府不信任人民,因此要監管,要搞防火牆,要專制,不能民選,要全盤防範。過去幾年,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了。中共就像一個患有嚴重心理疾病的人,那種受迫害妄想症,處處防範、時時緊張,搞得風聲鶴唳。尤其是在特別時期,比如疫情爆發或國際形勢不利時,整個就是精神病大爆發了。

這種相互的關係,現在到了另一個境界,眼下是民間開始極度不信任中共當局了。其實富人和官場早就開始了,現在是輪到最普通的中國老百姓了。比如大批中國人移民,情況嚴重到當局下令禁止了。

前些年中共發病,但經濟尚有增長,14億人心態的大轉彎,一定是個「大曲若直」的情況。如今疫情爆發,直接刺激到每一個人,這種全社會信任的崩潰,因此才上了快車道。

專制體制因為執政合法性的弱點,擺脫不了泥足巨人的困境,總覺得別人都在挖他的腳後跟。過去兩年中共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打壓,正是來源於這種深刻的不信任。

Web 3.0的未來

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是高科技網絡企業,幾乎所有崛起的億萬富豪,都和網絡科技有直接關係,如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或美團等等。公平來說,除中共圈定的市場優勢之外,這些企業確實有不少可取之處。但最近有篇文章題目是:「Web 3.0,與中國無關」,我認為是預測了中國高科技的衰落。

所謂Web3.0,指的是新一代的互聯網。中國互聯網興起,並且在電子商務和支付異軍突起,基本都是Web2.0的時代。下一代,也就是Web3.0時代即將到來,而中國大陸基本上一片沉默,完全沒可能出現任何突破。

文章介紹說,Web1.0為「可讀」(read);Web2.0為「可讀+可寫」(read+write);Web3.0則是「可讀+可寫+擁有」(read+write+own)。另一個角度,也可以理解為,Web1.0、Web2.0為訊息互聯網;Web3.0則是價值互聯網;Web1.0、Web2.0本質上是在傳遞訊息,側重消費;而Web3.0則是在傳遞價值,創造財富。

文章的作者顯然是一位中國大陸的高科技業界專家,他認為,Web3.0帶來的變革是未來20年大國之間的決戰舞台。誰先理解並發展Web3.0,就有可能站在世紀新高點。

他說,1993年,克林頓出台「訊息高速公路」計劃,創造輝煌十年,獲得Web1.0和Web2.0在全球控制地位。直至今天,美國借助互聯網技術領導世界。

2022年,全球正處在Web2.0向Web3.0過渡的關鍵節點,誰在這個時刻建立一個完整Web3.0生態,誰就有可能在下一個20年領跑時代。

他甚至警告,「很多人喜歡談國運,這就是國運」。Web 3.0就是國運。

獨夫無法去中心化

他透露說,中國曾經有不少企業要介入這方面的研發,但基本都停頓了,大量的科技人才和企業創業人才都跑掉了,主要去了新加坡。原因何在?是中共政府大力介入,一些領域遭到嚴厲監管,一些領域被嚴格禁止,一些領域受到嚴重束縛。所以,他認為這個被稱為涉及未來20年國運的Web3.0,根本「與中國無關」了。

在我這個外行看來,Web3.0恐怕還有一個特徵更為重要,因此,Web3.0註定和中共體制下的中國無關,這就是「去中心化」。因為從結構的角度,也可以這麼理解,Web1.0為「半中心化」;Web2.0為「中心化」;Web3.0則是「去中心化」。

這就很好的解釋為甚麼中國會在互聯網的Web1.0階段慢慢成形,在Web2.0階段出現高速發展,而在Web3.0的階段會戛然而止,因為這和中共體制有密切關係。半中心化的1.0階段,中共開始設立防火牆,2.0階段則是全面掌管網絡數據,企圖以AI執行全社會管治。而去中心化的3.0,顯然與中共高度中心化的治理體制衝突、違背。

再回到信任的問題。螞蟻金服被緊急叫停上市,滴滴出行上市後被嚴厲打壓,騰訊遭到全面調查,這些事都和信任有關,不僅僅是信不信任這些企業的問題,也是信不信任互聯網,信不信任社會和民眾的問題。

因為心虛,所以中共不信任;因為不信任,所以絕對不能去中心化。或者,中共因為不能了解未來高科技發展,包括技術和基本邏輯,所以就不可能讓它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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