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上有篇文章，題目是「信任崩潰，是上海疫情最大後遺症」。作者牛皮明明，列舉不少上海疫情一個多月以來的現象，說明上海的「信任」正在崩潰。他說的信任，包括上海居民之間的相互信任、對防疫當局的信任、對「大白」的信任，也包括對醫療衛生專家的信任。
不信任 迅速擴散中
比如上海人的群組中，以前相互鼓勵，現在因為擔心一個陽性造成全社區被封，開始相互舉報，甚至為小事而惡言相向，對原來備受景仰的衛生專家也開始質疑。
當然，上海人對政府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4月初，上海政府宣布「全城靜止五天」，大家相信很快解封。然而，現在很多人看到新聞的第一時間是不信任，唯一相信的就是拚命把雪櫃塞滿。
這樣的不信任，也在迅速擴散。因為上海疫情失序，讓其它城市的人對自己城市的各種供應也喪失信心，開始未雨綢繆地囤菜了。
牛皮明明說，「一個月的時間，我能清楚地看見信任在消失。」
在西方，有關信任的社會學研究很多。專家認為，信任與現代社會進步、發展密切相關，沒有信任，很多體制基本無法運行，最典型的是金融體系。所以，一個社會信任消失，將造成社會體系的衝擊；而信任崩潰，會形成社會崩潰。
牛皮明明的文章，談的是作為一個典型中國城市上海的民間信任。但實際上，信任從來是相互的。比如上海政府宣布「全城靜止五天」，不一定是對形勢的誤判，而是對居民的不信任。因為如果說封兩個月，可能一半的上海人就跑掉了。它不信任你，所以最後造成你也不信任它了。
研究信任問題
「信任」這個話題，分析起來可以很簡單，也可以很高深、很深刻、很哲學。
兩千三百多年前，商鞅在秦國變法，最著名的措施是南門立木這一件小事。一根木頭搬幾百米，就可以得到賞金，因為報酬過於優惠，以致無人相信。但最後，政府藉此事，在秦國形成了對法令政策充份相信的社會環境，也為後來其他所有的變法奠定基礎。
這是治國的道理。儒家講究仁義禮智信，沒有最後這個「信」，其他都可能是騙人的假仁假義假禮假智。
德國人西梅爾（Georg Simmel），在19世紀末出了很多有關信任和現代社會體系的研究。後來不少學者跟進，無論是在社會層面還是個體層面，信任都顯示出它的重要性。
信任研究，吸引眾多的學科參與，儘管分歧很大，就連信任的概念都沒有達成一個公認、清晰的定義；但在信任的重要性這方面，不同的研究者卻達成了高度的一致。
錢財偷偷藏起來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初期，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國內媒體經常報道老百姓有錢不存銀行，而是偷偷藏在家中的新聞。比如有人把錢埋在豬圈裏，或者藏在房子的夾層中。這些新聞的重點，通常是這麼不安全的存錢方法，最後都有令人傷心的後果，比如埋在豬圈裏的錢爛掉了，或是一場大火燒掉了全部積蓄。
當時，這類新聞最後都呼籲大家把錢存在銀行裏面。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剛剛起步，為鼓勵大家存錢到銀行，他們想出各種招數。比如非實名制，不需要證件、證明，都可以開戶存錢。從銀行取錢也不需要證件，只需要一個密碼。當然這也造成很多糾紛，因為不看證件，所以只要知道賬號名字和密碼，就可以把錢都提走。
但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來，很少有人問：為甚麼中國人不把錢存進銀行，而寧願埋在豬圈裏？
答案是不信任。共產黨上台後打倒地主資本家，把有錢人打成黑五類，不光錢分掉，很多人還因為自己有錢而死於非命。八十年代，文革剛剛結束，沒人敢「有錢」。就算是改革開放了，鄧小平號召「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但巨大的對中共不信任的陰影還在。
事實上，文革後期不僅是經濟上大家相互不信任，老百姓之間、官民之間、官員之間也互不信任。甚至連家庭成員之間，也是如此，夫妻互鬥、子女告發之類的事件太多了。
結果是社會面臨崩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說，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說邊緣是好聽的，其實已經崩潰了。信任和社會經濟之間的關係，可能錯綜複雜，但信任崩潰和社會體系崩潰卻總是相伴出現，這一點是絕對真實。
因此，八十年代中國民間對中共的不信任達到高峰，有錢，當然不能存銀行。
信任是一種選擇
德國社會經濟學家西梅爾，認為信任是介於知與無知之間的一種選擇。
因為人要行動，信任讓人敢於行動，但這種信任基於對未來的預測和計算之上。如果你像神一樣無所不知，當然也就不需要去信任；而甚麼都不知道的人，沒有任何知識也無從判斷，根本不可能對別人信任，就像是動物一樣。
所以，信任是一種假設，假設某種行動會帶來某種結果，但這種假設是根據你對世界的認知，因此信任是知和不知之間的狀態。
比如在俄羅斯做生意，如果你是普京的朋友，完全掌握他的一切想法，那就不存在信任不信任的問題，你直接去賺錢就好了。而如果你對俄羅斯一無所知，大概也就不會去做生意。大部份實際的情況，是你對俄羅斯有某種認知，認識某個重要人物，和一些重要商業領袖有關係，基於信任，你去投資做生意，但你可能不知道最後結果如何，但你相信，信任俄羅斯商人和政客能賺到錢。
專制者病症大爆發
現代社會體系，是基於一系列的信任，包括對政府、立法者和貨幣等等，如果你不信任，基本上就不會採取任何主動而有利的行動了。
信任是相互的，在政府和民眾之間也是一樣。中國政府不信任人民，因此要監管，要搞防火牆，要專制，不能民選，要全盤防範。過去幾年，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了。中共就像一個患有嚴重心理疾病的人，那種受迫害妄想症，處處防範、時時緊張，搞得風聲鶴唳。尤其是在特別時期，比如疫情爆發或國際形勢不利時，整個就是精神病大爆發了。
這種相互的關係，現在到了另一個境界，眼下是民間開始極度不信任中共當局了。其實富人和官場早就開始了，現在是輪到最普通的中國老百姓了。比如大批中國人移民，情況嚴重到當局下令禁止了。
前些年中共發病，但經濟尚有增長，14億人心態的大轉彎，一定是個「大曲若直」的情況。如今疫情爆發，直接刺激到每一個人，這種全社會信任的崩潰，因此才上了快車道。
專制體制因為執政合法性的弱點，擺脫不了泥足巨人的困境，總覺得別人都在挖他的腳後跟。過去兩年中共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打壓，正是來源於這種深刻的不信任。
Web 3.0的未來
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是高科技網絡企業，幾乎所有崛起的億萬富豪，都和網絡科技有直接關係，如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或美團等等。公平來說，除中共圈定的市場優勢之外，這些企業確實有不少可取之處。但最近有篇文章題目是：「Web 3.0，與中國無關」，我認為是預測了中國高科技的衰落。
所謂Web3.0，指的是新一代的互聯網。中國互聯網興起，並且在電子商務和支付異軍突起，基本都是Web2.0的時代。下一代，也就是Web3.0時代即將到來，而中國大陸基本上一片沉默，完全沒可能出現任何突破。
文章介紹說，Web1.0為「可讀」（read）；Web2.0為「可讀+可寫」（read+write）；Web3.0則是「可讀+可寫+擁有」（read+write+own）。另一個角度，也可以理解為，Web1.0、Web2.0為訊息互聯網；Web3.0則是價值互聯網；Web1.0、Web2.0本質上是在傳遞訊息，側重消費；而Web3.0則是在傳遞價值，創造財富。
文章的作者顯然是一位中國大陸的高科技業界專家，他認為，Web3.0帶來的變革是未來20年大國之間的決戰舞台。誰先理解並發展Web3.0，就有可能站在世紀新高點。
他說，1993年，克林頓出台「訊息高速公路」計劃，創造輝煌十年，獲得Web1.0和Web2.0在全球控制地位。直至今天，美國借助互聯網技術領導世界。
2022年，全球正處在Web2.0向Web3.0過渡的關鍵節點，誰在這個時刻建立一個完整Web3.0生態，誰就有可能在下一個20年領跑時代。
他甚至警告，「很多人喜歡談國運，這就是國運」。Web 3.0就是國運。
獨夫無法去中心化
他透露說，中國曾經有不少企業要介入這方面的研發，但基本都停頓了，大量的科技人才和企業創業人才都跑掉了，主要去了新加坡。原因何在？是中共政府大力介入，一些領域遭到嚴厲監管，一些領域被嚴格禁止，一些領域受到嚴重束縛。所以，他認為這個被稱為涉及未來20年國運的Web3.0，根本「與中國無關」了。
在我這個外行看來，Web3.0恐怕還有一個特徵更為重要，因此，Web3.0註定和中共體制下的中國無關，這就是「去中心化」。因為從結構的角度，也可以這麼理解，Web1.0為「半中心化」；Web2.0為「中心化」；Web3.0則是「去中心化」。
這就很好的解釋為甚麼中國會在互聯網的Web1.0階段慢慢成形，在Web2.0階段出現高速發展，而在Web3.0的階段會戛然而止，因為這和中共體制有密切關係。半中心化的1.0階段，中共開始設立防火牆，2.0階段則是全面掌管網絡數據，企圖以AI執行全社會管治。而去中心化的3.0，顯然與中共高度中心化的治理體制衝突、違背。
再回到信任的問題。螞蟻金服被緊急叫停上市，滴滴出行上市後被嚴厲打壓，騰訊遭到全面調查，這些事都和信任有關，不僅僅是信不信任這些企業的問題，也是信不信任互聯網，信不信任社會和民眾的問題。
因為心虛，所以中共不信任；因為不信任，所以絕對不能去中心化。或者，中共因為不能了解未來高科技發展，包括技術和基本邏輯，所以就不可能讓它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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