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到100年的較長時間內，已經確定的是，相對於美國各氣象站的歷史記錄，極端低溫記錄發生的頻率已經降低。
美國科學院院士、氣候科學家華萊士（John Wallace）教授指出，在極端天氣事件和氣候變化之間建立聯繫並不像看起來的那麼容易。統計推斷依賴於足夠的樣本數量。
即使當統計上關聯顯著時（比如熱浪和氣候變暖的關聯），事件越極端，全球暖化對觀察到的異常的相對貢獻越小。
如果我們對極端天氣事件與氣候變化聯繫起來的機制有充份的了解，那麼樣本量的限制就不會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不幸的是，它們並非如此。
2017年11月，前美國能源部科學副部長、紐約大學城市科學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蒂夫庫寧（Steve Koonin）在《華爾街日報》上撰寫了一篇評論《一份關於氣候的欺騙性新報告》，批評了美國政府的氣候科學特別報告（Climate Science Special Report）對於海平面上升的描述遺漏性誤導強化災難意識。
該報告指出，自1993年以來，海平面上升幅度大約是20世紀平均速度的兩倍。但該報告卻忽略不提最近的上升比率與20世紀早期類似，而當時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很小。
這是遺漏性誤導。該報告的執行摘要宣稱，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的熱浪變得越來越普遍。
然而，埋藏在報告深處的數據顯示，現在的熱浪並不比1900年代更頻繁。
這一技巧也出現在美國政府的2014年全國氣候評估中，該評估強調1980年後颶風強度的增加而不討論更長時間的記錄。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最近表示，它無法發現人類對颶風的任何影響。
事實上，熱浪出現最頻繁的年代是20世紀30年代，而不是21世紀的今天。
美國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熱浪指數顯示，當時多達40%的年份熱浪指數超過0.45，而21世紀最熱的年份該指數也不過0.3左右。
而當時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不到目前積累總量的10%。
原英國坦戴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主任邁克休姆（Mike Hulme）教授曾撰文批評環境主義造成媒體、科學家和政客共同打造氣候變化的災難意識。
文章說：「在過去幾年中，這個國家出現了一種新的環境現象──『災難性』氣候變化現象。似乎僅僅說『氣候變化』並不顯得糟糕，所以現在它必須是『災難性的』才值得關注。
……為甚麼不僅僅是環保主義活動家，而且是政治家和科學家，他們公然將恐懼、恐怖和災難的語言與可觀察到的氣候變化的物理現實混淆，故意忽視圍繞科學預測的範圍和條件？」
已故科學家施耐德（Stephen H. Schneider）是氣候理論「共識」的倡導者，曾經擔任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的第二工作小組組長。
他的坦白部份回答了休姆教授的疑問：「我們需要得到一些廣泛的支持，以捕捉公眾的想像力。當然，這需要獲得大規模的媒體報道。所以我們必須渲染令人恐怖的情景，作簡化的、戲劇性的陳述，並且幾乎不提我們可能有的任何疑問。」
他認為這導致了科學家必須在「有效」和「誠實」之間選擇的道德兩難境地，儘管他希望兩者兼顧。
魔鬼要毀人，炒作氣候災難不僅為打造全球政府埋下伏筆，也同時在科學界敗壞學術道德。
氣候學是只有幾十年歷史的年輕學科，把不成熟的全球暖化的理論當作事實，通過媒體炒作掩蓋科學的不確定性，通過政府資金傾斜、聯合學術期刊和學術機構邊緣化不同聲音，在所謂「共識」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中暴露了共產魔鬼的「鬥」、「恨」的基因。
魔鬼在科學家確立「共識」的同時，又通過受其影響的媒體和政客們將氣候災難的「共識」貼上「科學證明了」的標籤，將之作為不可挑戰的教條向全球推行，進一步統一思想，同時把變異的善惡觀念滲入人心。
前述英國「綠色和平」成員的犯罪行為合法化，依賴的正是「溫室氣體導致氣候災難」的「共識」。
以這種教條為基礎的各種政策、法規也將給世界正常的秩序帶來混亂。
以各種理由打爛「舊世界」，是魔鬼慣用的伎倆。這些都是為魔鬼最後以「拯救地球、拯救人類」的偽「救世主」身份出場作鋪墊。
3. 環保主義正在成為 另一種形態的共產主義
最近幾十年來，隨著共產主義勢力被削弱、共產黨國家各種政治、經濟問題凸顯，環保主義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被邪靈在全球範圍利用來推動其圖謀。
1）滲透政治，構築全球政府
共產邪靈掌控人的重要手段就是政府剝奪人的財產、自由，無限擴大政府強制權力。
這在西方國家操作起來非常困難，而環保主義讓邪靈有了一劑很好的迷魂湯，在保護環境的堂皇理由下，人的自由可以被輕易剝奪。
第一，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進行財富的再分配。
傳統共產國家通過革命方式強制進行財富再分配，由於時過境遷，故伎重演難度很大，因此環保主義者採用迂迴策略，用全球環境災難的名義迫使人們主動放棄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
地球之友協會稱：「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的核心必須是財富和資源的再分配。」
知名環保思想家希爾曼（Mayer Hillman）稱：「配給制是防止氣候變化失控的唯一方法」，「碳排放量的配給制必須實施，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因為「保護地球，使地球上的生物免於滅絕，跟這個目標相比，民主這個目標就不那麼重要了。」
在這場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爭」中，英國首先提出了「個人碳定量證券」的概念。
一位英國科學家表示，這是「引入第二種貨幣，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份額。這種財富再分配〔迫使富人〕必須從窮人那裏購買碳信用額度。」
在蘇聯或共產中國生活過的人可以輕易地看出，這種碳定量配給制是極權制度實現的另外一種方式，就像中共當年配給的油票、糧票、布票一樣。
用這種方式，一方面實現了財富的再分配，另一方面賦予中央政府至高無上的對財富和自由的支配權。（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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