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放棄信仰是不夠的，你還得出賣朋友，為了生存，必須把自己的靈魂完全出賣給中共。」萊昂李談新片《沉默呼聲》。
今天，我們邀請的嘉賓是獲得皮博迪（Peabody）獎的電影製片人萊昂李（Leon Lee，中文名：李雲翔）。他的新故事片《沉默呼聲》（Unsilenced），講述一群學生冒著生命危險，揭露中共殘酷迫害的故事。
李雲翔說：「全國上下都被動員起來鎮壓法輪功。」就像大多數批評中共政權的事情一樣，各種力量都在試圖使這部電影消失。
他又說：「幾位資深劇組成員，甚至在簽署協議備忘錄後，還是選擇退出，有時只在開拍前幾天。」他談到中共如何操縱西方對中國的論述。
楊傑凱：萊昂李，很高興您來到《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李：謝謝邀請。
揭露發生在中國 的最大人權暴行
楊傑凱：萊昂， 我最近剛看了您的新影片《沉默呼聲》。首先說說片名——「沉默呼聲」，這不僅是故事發生地的中國人、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這個話題，在審查制度、壓制言論之下，如何能夠公開的表達自己的觀點。請告訴我們，電影《沉默呼聲》講的是甚麼？
李：《沉默呼聲》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講述一名美國記者和一群中國學生，如何聯手揭露發生在中國的最大的人權暴行之一。
楊傑凱：我不記得上一次是甚麼時候，看到有一部荷里活的電影，以哪一種方式批評中共政權。
李：嗯，上一次大概是在1997 年，當時荷里活出了三部電影，對中共政權進行不痛不癢的批評，談到西藏人權問題，諸如此類吧。
但之後，荷里活為了進入中國這個世界最大市場，他們再也拍不出能揭示中國真相的影片。不僅如此，我相信，為了市場，（ 荷里活）有主動討好北京審查人員的趨勢。
楊傑凱：您的電影讓我思考很多，不僅僅是關於中國，甚至是整個世界：英雄是如何在不太可能的情況下造就的。請談談您是怎麼發掘這些故事的。
李：在拍攝上一部紀錄片時，我有機會在美國見到影片的主人翁王博宇（ 王為宇）。他在監獄服刑八年後剛剛逃離中國，而他所有的「罪行」基本上都是通過非常和平的方式揭露迫害。他曾是中國清華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原本前途一片光明。
但在1999 年，中國政府開始鎮壓法輪功，他當時已經修煉一段時間，於是一夜之間，他從一個名牌大學的天之驕子，變成國家的敵人。
他被大學開除，並未就此放棄，和朋友們發起這場底層運動，以傳播真相來反擊國家宣傳。這個故事，是基於他自己以及其他法輪功學員和西方記者的經歷。
楊傑凱：首先，我想談一談王，王在片中有一位教授導師。這位教授對鎮壓感到不安，他曾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中失去兒子，擔心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弟子身上。
李：正是如此，就像整整一代中國人一樣，他們的理想、夢想和勇氣，被1989 年的那場大屠殺粉碎了，許多人徹底失去希望。對他們來說，生存下去是首要任務，不再追求任何理想。
對於王，教授視如己出，他的人生經驗告訴他，不要與黨作對，這是最不該做的事，他竭力說服王背棄其信仰。但是，王相信自己的信仰是對的，政府關於法輪功的一切說辭都是假的，是徹頭徹尾的宣傳，重要的是講出真相。所以，教授和王之間，有一些耐人尋味的互動。
楊傑凱：萊昂，容我插話。我看過您的第一部電影是《活摘》（Human Harvest），談論一個禁忌問題，這是對中國為獲取器官而謀殺活人的行業的大曝光之一。我知道，您在拍攝和發行該部影片時經歷很多困難，並最終為此贏得皮博迪獎，請談談《活摘》。
李：好的。《活摘》是一部揭露中國非法器官交易的影片。事實證明，中共政權從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維吾爾人、藏人和異見者身上活摘器官，是為了給中國蓬勃發展的移植產業提供供體。一開始，大多數器官接受者是富有的西方病人，暴行曝光後，就轉向國內市場，現在器官的接受者主要是國內的病人。許多組織一直致力於這一問題，試圖向中國政府施壓，要求其停止非法器官交易。儘管中共作出承諾，但不幸的是，暴行並未真正停止。
楊傑凱：嘗試拍攝這類題裁的電影，是沒有任何官方機構會承認犯行，請談一談這方面的情況。
以中國人權問題為中心 拍片困難
李：我的大部份電影是以中國的人權問題為中心，原因是沒有人拍。我完全知道這有多難，但直到真正開始拍攝時，才知道有多難。
以最近完成的《沉默呼聲》為例，在第一次製片會議上，我告訴核心團隊：「夥計們，我們要拍一部關於中國的電影，但有兩件事要知道：第一，不能用中國籍演員。第二，不能在中國取景。所以，但願我們好運。」而這是我們面臨的最基本的困難。
當然，後來我們確實遇到挑戰。當我們決定在台灣拍攝電影時，幾位資深劇組成員，甚至在簽署協議備忘錄後，還是選擇退出，有時只在開拍前幾天。
有一次，一位演員的壓力很大，因為他的家人和台灣電影界的重量級人物，都向他施壓讓他退出，告訴他跟我們拍片是自殺行為。還有一次，在片中有幾個角色需要西方演員扮演，他們也都退縮了，因為他們還想要在台灣參與中國大陸製作的影片。
場地方面，也是如此。最初，我認為台灣講民主，電影可以在台灣拍，這是向世界表明台灣是民主的、為甚麼要保衛台灣。但是很多台灣人害怕，不允許使用他們的場地。
有一次，那是在（中共政法委）楊書記（註：片中主要反派）的辦公室，我們開始裝飾布景。該場地的主人一看到中國國旗就嚇壞了，她說：「你們不能在這裏拍電影，必須去別的地方。」
我們說：「第二天要拍這個場景，沒辦法及時找到另一個場地。」她說：「我不管，你們不能在這裏拍。」所以很多時候，在漫長的12、13 個小時拍攝後，不得不去尋找下一個拍攝場地。拍片完成後，才發現這兩個月之中，我們的主要創作團隊只休息了一天。
中宣部完全控制媒體 法輪功講真相受監視
中宣部的唯一目標，是完全控制中國的媒體、報紙和電視網。
媒體收到來自宣傳部門的指令，包括報道內容、用詞、審查文章，成百上千的網警，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上監控。互聯網被長城防火牆完全屏蔽，民眾與外界隔絕，根本無法連結You Tube、Google、Facebook（Facebook）、推特（Twitter）。
在此情況下，可以想像中國公民，要想說出與黨不同的論調有多難，這就是為甚麼法輪功學員採用各種方式講真相。例如，他們會挨家挨戶派送傳單、放氣球散發傳單、送DVD。有時，他們在公共場使用揚聲器，甚至在監獄、拘留所附近，讓他們在廣播開始前躲開。採用各種方式，讓他們的聲音被聽到。
更讓人驚訝的是，儘管受到暴力鎮壓，法輪功學員在抗爭中從未使用過暴力，他們以和平的方式去做力所能及的一切事。種種努力，也許是過去20 年中最大的非暴力運動。
楊傑凱：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用難以置信的創新方式傳播訊息，我認為，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底層和平行動。
李：是的。而中共當局認識到這場非暴力運動的有效性，也採取了極端措施。有兩個例子，一個是中共長期派便衣試圖找出誰買打印紙、墨盒，有時紙張上也會留有標記，以利追蹤查出誰在購買。
另一個是我們在影片中的一幕，李去買紙，而老闆居然向警察舉報她。還有，公安在警車上安裝特殊裝置，穿行不同的社區，試圖檢測出誰的打印機在運轉，並推測出：「也許這是印製傳單的地下資料點。」
外國記者遭干擾審查 是家常便飯
楊傑凱：那麼。談談記者這個角色，這位西方記者在10 年前報道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之後，剛剛重新獲得中共的採訪允許，他正在東看西查，試圖弄清楚發生了甚麼。
他給編輯打電話，編輯說：「你想報道甚麼啊？聽著，讓我們報道一些友好的事情。」這聽起來像是當今一個常見的現象，但這也是當時發生的事情嗎？
李：是的。中共有各種方式來審查、控制或影響在華的外國記者，這一點已經被「無國界記者」詳細記錄在案。在影片《沉默呼聲》中，記者是一個綜合性人物，我確實採訪過許多駐華記者，把他們的經歷融入角色中。
對許多記者來說，應對干擾和審查是家常便飯。有時，他們只能拿到三個月或六個月的簽證，至於是否延期，取決於他們所寫的文章。
以部份記者而言，這可能沒問題，他們可以回美國，或被分配到其它地區。但對有些記者來說，中國問題是他們的專長，也是工作。對於中國問題專家、學者或記者來說，如果他們失去進入中國的機會，就會失去接觸一切的機會，這就是為甚麼對許多人來說，能夠報道真相是一場持續的鬥爭。
楊傑凱： 這讓我想起最近對阿什利倫斯伯格（Ashley Rensburg）的採訪，她談到《紐約時報》過去的各種報道。一個例子是《紐時》駐蘇聯的記者沃爾特杜蘭蒂（WalterDuranty），1930 年代初， 約瑟夫史太林的政策在烏克蘭引發大規模饑荒，杜蘭蒂卻報道那裏的一切都很好，還因此獲得普立茲獎。
倫斯伯格對此做過研究，發現《紐時》和蘇聯達成某種協議，他們為蘇共做正面報道，只是為了獲准進入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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