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是文革後中國著名的自由派經濟學家。1960年,被打成「右派」的茅于軾下放到了山東滕縣,經歷了慘痛的挨餓歲月……

茅于軾回憶說,他在當地農村待了整整10個月。剛到村裏的時候,就知道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經餓死了兩個,留下一個戶主和他的大女兒,他的愛人和小女兒都在上一年(1959年)死了。

媽媽活著時能夠保護孩子,媽媽一死,孩子就難逃一死了。當地最慘的是一家12口人,只剩一個人。

在茅于軾的記憶中,那時候最難看到的是一個人嘴巴在動,這意味著他在吃東西。他們一起下放的人盼望的就是能搆到縣裏去開會,有一頓飽飯吃。

這種機會很少,只記得開過兩次,每次差不多一個星期。在這一個星期中茅于軾每天早中晚三頓飯每頓都吃一斤饅頭(五個)。一個禮拜吃下來,並沒有解餓。解餓要有油吃。沒有油,光吃糧食,肚皮照樣餓。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個臭皮囊。在正常情況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人是受意識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餓的時候臭皮囊起了決定性作用。人的意識完全讓位於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吃』。這是一段極特殊的人生經歷,一個沒有意識的經歷,人退到了野獸的狀態。」

茅于軾在滕縣餓的沒辦法,全身浮腫,連鞋都穿不上,彎腰都困難。肚子餓了就靠喝水填充飢餓感。因此小便特別多,一個晚上要起來七八次。他之所以挺過來有一個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時吃了許多螞蚱。

在田野裏有許多螞蚱,抓住一個就放入一個信封口袋裏。等有了七八個,就把信封放到火裏燒。信封燒掉了,螞蚱也燒熟了,放進嘴裏嚼嚼咽下肚去。螞蚱的消化系統裏有一股綠色的水,是它吃草後消化過程中的產物,非常苦,很難咽。但是餓使人不顧一切。

茅于軾說,如果在那兒再留兩個月,自己必死無疑。

人都說災年撐死的比餓死的多,茅于軾認為這是有道理的。人餓急了,會不顧一切地進食,就有可能撐死。他記的有一位華僑青年,肚子餓得不行。他媽媽從香港寄來一大包食物,他不顧一切地吃,最後活活地撐死了,情況慘不忍睹。

他媽媽來領屍時痛不欲生。茅于軾從滕縣回北京,當天晚上他太太給他開了一個豬肉罐頭,他還算有節制地吃了一大碗帶豬油的大米飯,到了晚上全吐了。

由於有了挨餓的慘痛經歷,後來茅于軾每次吃宴席,剩下許多菜時,都有一種沉重感。「我吃東西從來不挑食,不管是什麼,都是好吃的,因為有挨餓的經驗。挨餓真正是『切膚之痛』,而且一直痛到內心的深處,痛到永久。」

提倡新文學白話文運動的 胡適幼子之死

圖為胡適1960年攝於台灣台中故宮博物館。(維基百科)
圖為胡適1960年攝於台灣台中故宮博物館。(維基百科)

1957年9月21日夜晚,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歷史講師,被劃為右派的胡思杜「畏罪自殺」。他給要好的堂兄胡思孟留下一封遺書:

「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你了。我留下的600多元錢……希望你們努力工作,你的孩子們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1948年12月,北平已被包圍,當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胡思杜曾經有機會和父母一起去台灣,但是他卻拒絕了,堅持要留在北平。他認為「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

在其後的運動中,背負著家庭負擔的胡思杜惶恐至極,積極向組織靠攏,努力改造思想。

根據要求,他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和父親劃清界限、斷絕關係的文章,他直接大罵父親是國民黨的「忠實走狗」、「甘心為美國服務」、「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

但和至親割席並沒有給他帶來多少好處,反而包袱越加沉重。因為成份不好,他三十好幾也結不了婚。在1957年的大鳴大放中,他為了積極表現,給所在的學校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幾條建議。

沒想到這是「引蛇出洞」的「陽謀」。胡思杜所提的意見,立即遭到反右積極分子們的迎頭痛擊。整個學校貼滿了罵他和他父親的大字報。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報》以《河北高等學校教授針對教育領導工作提出批評》為題,發表「本報訊」,報道唐山鐵道學院機械系主任孫竹生及教師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文中特別註明某部份內容是「胡思杜所說的」。

隨著反右運動的深入,胡思杜則在劫難逃,多次被拉出來接受批鬥,未久便被學院定為向黨猖狂進攻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

突遭重創的胡思杜百思不得其解,認為自己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公開宣布和父親劃清了界線,為何此時又把自己與這位「人民公敵」的父親捆綁在一起而公開示眾且口誅筆伐。

在一系列不解與恐懼中,胡思杜失去了一切賴以生活下去的信念,精神徹底崩潰了,於1957年9月21日晚上上吊自殺身亡,年僅36歲。

他的父親,叫作胡適。胡思杜是胡適的幼子。1980年11月,胡思杜被重新審查,平反昭雪。◇

中國現代文學家、詩人郭沫若兒子之死

中國現代文學家、詩人郭沫若。(公共領域)
中國現代文學家、詩人郭沫若。(公共領域)

1963年初,北京大學哲學系的郭世英,和幾個志同道合、愛好文學的同學成立了一個叫做「X詩社」的文藝組織,郭世英對社名的解釋是:「X表示未知數」。在當年高壓的社會環境中,文學上的切磋成了這群年輕人唯一的寄託,當然也免不了一些對時局的非議。

很快這個組織就被人檢舉傳播「反動思想」,忘記「階級鬥爭」。所有成員皆受牽連,部份被定罪入獄,而郭世英則因為家庭背景被下放到河南西華農場勞動改造。他很不屑於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全世界什麼最乾淨?泥巴!」

1965年秋,在家人的疏通下,他終於回城,進入北京農業大學重續學業。1968年3月,隨著新一輪批判狂潮的掀起,許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動學生」。

有「案底」的郭世英自然首當其衝。造反派綁架了郭世英,準備繼續就當年的「X詩社事件」深挖餘罪。

在持續三天的刑訊逼供中,郭世英被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但堅持不認罪。他的母親知道情況危急,請求郭世英身居高位、每日陪大人物看戲的父親去求情,救救自己的兒子。但他父親始終沒有答應。

1968年4月22日,不堪受辱的郭世英趁看守不注意,從三樓的房間裏面破窗而出,墜樓身亡。死時雙手被反捆,全身多處骨折。

他的父親,叫作郭沫若。郭世英是他的第六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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