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洛邁爾 批判種族理論摧毀美軍（二）

洛邁爾中校：我到那裏參加了招生訪問，對空軍學院年輕學員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和紀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這要感謝睿智父母的洞察力，他們把我推向了那個方向。

我參了軍——去空軍學院讀書。那會兒，我在那裏打籃球的時間並不長。那是一個艱難的平衡，一方面要作為軍人過軍隊生活，另一方面要作為一名校際運動員打球。但長期以來，在空軍學院，他們有一個榮譽守則：我們不撒謊、不偷竊、不欺騙，也不容忍我們中間有任何人這樣做。

在我的生活中，也許是第一次，我開始非常認真地對待某些價值觀或原則，比如，不能撒謊或不能欺騙。從那裏，自然而然地促進我更認真地對待我的學習，不再試圖得過且過，而是真正開始閱讀和了解一些歷史。

我對歷史了解得越多，對其它國家了解得越多，對我們自己國家的歷史了解得越多，我就變得越愛國。

遺憾的是，我必須要說明一下，因為目前有一種極端主義新類別——被稱為愛國極端主義（patriot extremism），指的是愛國主義過於狂熱的人。我不是過份狂熱的愛國者，我只是一個熱愛我的國家的愛國者。當我從空軍學院畢業時，我很高興能留下來在軍隊中服役，並簽約成為一名軍官。

軍人代表偉大捍衛維護自由的憲法

每過一年，或者說，當然啦，在過去的十年中，我越來越感激成為軍人服役，去保衛我們的國家，去捍衛我們的盟友和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權利，尤其是捍衛世界上的堅持個人價值的人、堅持男人和女人有不應該被侵犯的權利的人。我們成為軍人代表著一件偉大的事情，我們願意捍衛維護這些自由的憲法。

楊傑凱：你的話讓我想到了書中描繪的這樣一個時刻，你在一個房間裏向大家介紹一個論文題目，我記得，那是在一個課堂上，多位學生都在介紹他們的論文，而你有點吃驚。你能稍微描述一下那件事嗎？

洛邁爾中校：空軍有一個計劃，準備選一批有潛力的軍官，希望他們在未來成為可能的空軍領導者。這些人是高級專業人員，可能是即將成為中校，或者已經是中校的人，他們去一家戰略學院學習。吉姆馬蒂斯（Jim Mattis，特朗普首任國防部長）認為這是國防部的首屈一指的戰略學院。

你每天要讀一本書。然後參加一個只有兩個小時的，非常小型、可能有8到10個人的研討會。大家圍著圓桌坐下，討論讀到的一些國際關係的觀點。我們研究了非正規戰爭和內戰，我們研究一系列的主題——技術、網絡技術和太空力量。在戰略學院的那一年，我們就這樣研讀、討論，日復一日，月復一月。

這是一個碩士課程，作為該計劃的一部份，你要寫一篇碩士論文。我選擇了我的碩士論文題目——大致來說，是關於建立一個獨立的太空部隊的必要性，以及一段時間以來在空軍內部如何存在著一些文化和組織上的反對意見。

引用喬丹彼得森的話被粗暴打斷

我想從組織的角度進行追溯，從文化上講，為甚麼人類會對可能威脅到他們文化認同的理念產生牴觸情緒，舉例來說吧。

我最近在一位教授的推薦下讀到了一本書，提醒你關注一下，我發現（這本書）異常有趣和富有洞察力，（這本書）是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心理學教授、臨床心理學和文化評論家，保守主義者）的最早作品，1999年出版。我想多數人都沒有聽說過這本書，即使直到最近他變得越來越知名的時候。那本書叫做《實現意義的地圖：架構信仰》（Maps of Meaning: the Architecture of Belief）。

在這本書中，他為該理念提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模型，即當組織或人群，無論其國籍還有其它屬性是甚麼，當他們的文化認同受到威脅時，會導致情感爆發，浮現出來。因此人們會異常捍衛那種文化認同，幾乎不惜一切代價，（其程度）取決於你談論的群體，以及其受到的威脅程度。所以我在一個小組中提出了這個問題，當時學生們正在向教師介紹他們的論文大綱。

我提到了喬丹彼得森的名字和他的《實現意義的地圖》一書，其中一位教授向另一位教授側過身去，那位剛好是我的論文導師。而在全班同學面前，當我在做講解時，她在她耳邊竊竊私語。然後她們打斷了我的講解，她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問對方（我的論文導師）：「你是想自己告訴他，還是想讓我告訴他？」

這實際上是停止了我的講解，全班同學都很好奇她們在說甚麼。她們不客氣地對我說，是其中一個人對我說，我在論文中引用喬丹彼得森的話，跟引用希特拉的話一樣。

無論從情感上，還是從我當時對這個人的了解程度上，我都認為這是一個荒謬的說法。

但自此以後，我真的有興趣去聽聽這個傢伙說了些什麼。現今，很少有西方知識份子的聲音像喬丹彼得森一樣，如此有力地反對極權主義的衝動，無論是希特拉、毛澤東還是史太林。他總在抨擊極權主義的衝動，並找出心理上的、人性上的可能影響，兩者結合起來就會產生這種衝動。

在軍事戰略學院，即使提到喬丹彼得森的名字，也會很快引起一些人的激烈反對，在我看來，這些人甚至不熟悉他的著作。我開始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覺，即使是在軍事機構也存在——你可以稱其為「覺醒文化」（woke culture）或「文化馬克思主義」——這種精神的影響，不僅在全國更大範圍的高等教育機構中普遍存在，甚至在我們的軍隊教育系統中也是如此。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警鐘。我們也被糾正過，因為使用了如「人」（man）或「人類」（mankind）或「載人航天」（manned space flight）這樣的詞，從歷史意義上（也不能使用）。我們不能再使用「人」（man，註：左派認為man反映了男權主義）這個詞，因為這可能冒犯到一些人。這讓教室裏的很多學生感到困擾，包括我自己。

「黑命貴」組織者是訓練有素的馬克思主義者

楊傑凱：這篇論文在很多方面都是，你要用自己的語言來寫作、你要寫《不可抗拒的革命》這本書的一個前奏。那麼我現在不禁要問這個問題，為甚麼它是「不可抗拒」的？——甚麼是革命，當然，那是另一個問題——但為甚麼它是不可抗拒的？

洛邁爾中校：「不可抗拒的革命」來源於「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創始人之一賈納亞汗（Janaya Khan）的一句話。

賈納亞汗被稱為「未來的可汗」（Future Khan），故意這樣叫的。

如果你想一想，「未來的可汗」，這是她們為自己選擇的一個有趣的頭銜。「未來的可汗」說，藝術家的角色是讓「革命不可抗拒」。

我希望每個人花點時間想一想，他們把那些組織「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人，混淆為藝術家。

他們是訓練有素的馬克思主義組織者，早在至少2015年的採訪中，他們就已經承認了這一點。

現在，他們中已經有人自稱是藝術家，他們參與運動的唯一目的，是用精心設計言辭，使革命衝動席捲全國，因為人們會相信該組織的目標，這幾乎是一個意料之中的結局。

誰不愛自由？誰不愛平等？誰不愛自由和公平和這些張口即來的大詞？甚至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富有同情心的人也可能被捲進去，至少在開始的時候，他們會認為這是一個正義事業，能夠將其他人從壓迫階級中解放出來。

這種敘事，你可以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發現，過去它是把經濟分層轉化為階級（的對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產生變種，其他馬克思主義學者根據他們國家的情況，無論其碰巧處在哪個國家，一次又一次地改變了敘事方式，直到某種特定的敘事能發揮持久影響。而在美國，人們能利用的最有力的敘事方式，也許就是種族主義的敘事、奴隸制的敘事。這些制度和歷史上的錯誤，與我們的建國原則相牴觸。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美國黑人領袖、廢奴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知道這一點。我們的國父，他們其中的許多人也知道這一點，並盡力為廢除奴隸制鋪平道路。因為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建國理念，與這些醜陋的歷史產物格格不入，可以這樣說。有人（左派）企圖復活這些（歷史產物），並把其帶到人們思考前沿，目的就是要製造出一種由意識形態驅動的美國社會敘事，讓人們再次為之憤怒。

因為對於何為美國，我們不再會感到憤怒，如果你真正懂得何為美國的話，以及美國成就了何種事業的話。因為美國很偉大，美國為人類做了偉大的事情。從而，人們試圖復興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的主張，我在書中引用了索維爾的一句話，托馬斯索維爾說：「種族主義並沒有消亡，而是被種族騙子和政客、以及諸如此類的人維持著生命力，他們從種族主義中撈取利益。」

我在這些不斷地傳播的（種族主義）敘事中看到了這一點，比如在《紐約時報》的「1619項目」（1619 Project）中、以及在我們的「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培訓中。在這些敘事中，他們堅持妖魔化作為一個國家的美國、美國的建立、美國國父及建國文件，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為了革命事業，鼓舞士氣。

他們的措辭並不完全如此，但如果你追查所有的細節，你就會很明白，有一些人熱心於發動一場革命，來改變這個國家。

美國一年發生革命性變化而革命土壤須準備幾十年

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會說，像在美國這樣的地方，如果沒有暴力，就不可能完全把共產主義革命帶進美國。如果你能夠理解《大紀元時報》刊出的《九評共產黨》、以及《魔鬼正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中的那些（揭露左派的）話題。

而如果他們看了我的書，他們就會看到，他們將會更好地理解，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死後，這個國家發生的一些事件。

很多這種革命的熱情，都是由這些想法激發的。他們知道，那些熱心於革命事業和破壞美國社會的人，不會在瞬間完成（革命）。

儘管僅在一年之內，（美國）就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但（革命的）土壤必須要準備幾十年。這是已經醞釀了幾十年的事情，在（美國）大學、在政界，甚至不幸的是，在我們的教會中。久而久之，對語言、定義的改變就會微妙地重塑一個社會和一種文化。

（革命的）土壤已經準備很長時間了。當然，當發生危機時，革命事業會興旺發達。不管危機是否真可以是革命事業的一個正當理由，革命者都可以使它變成這樣。

我們前面提到的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人們利用了這個機會。

他們摧毀城市，他們破壞企業。（利用這場）COVID病毒大流行——無可爭辯的事實是，危機本身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對社會進行極端的變革。

楊傑凱：（你的書中有）一個小花絮——也許我想讓你簡單說一下——真讓我有點吃驚，那就是你與分配給你們中隊的專職講師之間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