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中共是一個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政黨。然而世人往往不太清楚的，卻是中共之所以無法，究其原因，是在於其無天。或者說，在當今的中國，中共偷天換日，將自己變成了如天一般的存在。
法律所維護的，是社會所認可和遵從的是非對錯的標準。當今中國的憲法裏明明白白地把堅持黨的領導擺在了至高無上的位置，所以能否維護黨的領導和黨的權威，就成了黨國的所有機構衡量一切是非對錯的最高標準。而在具體事物上，是非對錯的標準就是中央文件。
中共之所以得以將黨和黨的文件變成今天中國社會的是非對錯的標準，是中共在其建政之後，壓制了一切對高於世俗社會之上的神、佛、道、和天的傳統信仰，將無神論一家獨大地擺在了中華民族信仰的殿堂之上。部份傳統信仰在當今中國的苟且存在，只是中共為樹立其開明形象所有意留下的些許點綴。而這些傳統信仰被容許存在的條件則是對黨的絕對服從、是承認黨凌駕於一切之上的不可挑戰的地位。
既然沒有了超越於黨之上的神，也沒有了高於黨之上的天，那麼黨便是神，黨便是天。黨和黨的文件便成為了當今中國社會是非對錯的終極標準，法律便淪為黨維持其統治地位的工具。所以毛澤東當年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對天道的信仰是中國傳統社會裏 是非對錯標準的基礎
在傳統社會裏，統治者的理再大，也大不過天理。
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與是非對錯的標準是建立在對天道的信仰之上的。在佛教和其他西方宗教東來之前，中國的諸子百家學說溯本求源皆來自於道家。儒學以孝為本，而儒家的治國思想要求皇帝要以父事天，以母事地。如此一來儒家的治國理念與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便形成了互為表裏的道德體系。
這個體系所構成的，就是高於皇權之上的地、天、和道等多個層面的精神要求與是非標準。
天子，天子，上天之子。皇權既是得於天授，那麼皇權的擁有者其行為便受制於天。這就是皇權與黨權的根本區別。皇權之上有天，因而皇權的使用必不可違天而行，所以皇帝之理大不過天理。而黨自己已成了救世主，黨已高於一切，所以黨便得以無法無天。
那麼在以儒家和道家為基礎道德體系中，地、天和道的具體含義是甚麼呢？
先說地。地者，坤也。按照《易經》的解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大地提供了人類生存所需的一切，但從不向人索求任何回報。這就是厚德，其意義與今天來自於西方文化的博愛可謂是異曲同工。但厚德與博愛的前提是：順承天意。
中共信天嗎？
中共統治中國70多年，當年中共賴以其支援而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在中共的詞彙中從當家作主的主人翁變成了城市低端人口，而官員們則個個腰纏萬貫。古人的厚德，變成了今天中共的「厚得」：厚顏而貪得。
再來說天。天者，乾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就是以博大的胸懷容人、容物、容天下。所謂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從堯舜禹到成康之治，在孔子的眼中，包容乃是作為統治者的第一要素。
自1949年中共統治中國以來，從鬥地主、剝奪資本家的資產，反右、文革、批孔到鎮壓「六四」學運，迫害法輪功和所有的傳統宗教，中共包容過誰？
中共在全世界辦孔子學院，開動其宣傳機器不斷地告訴西方世界：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用孔子的話忽悠西方人——可以與中共做生意，去中國投資，給中國技術，但不能改變中共的政治制度。問題是，中共為甚麼自己不對那些被其迫害的團體講和而不同？
古代的天子當效上天包容天下的萬事萬物，而中共卻只能容得下服從黨的利益的人和事，黨是高於一切的。五十年代末的「大躍進」期間，中共治下的中國有一首流行全國的歌曲：「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路，我來了」——歌詞中的這種無與倫比的狂妄自大，正是中共建立於無神論的理念之上的那種「我即是天，我就是法」的目空一切心態的真實寫照。
說到道，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裏，萬事萬物皆有道。而所有的這些道都是天道的延續。在這天地之下萬事萬物的道中，最重要的就是人道。天道引領人道，而人道是天道在人間的延續，這便是天人合一的中華傳統的核心。
而中共之無道，恰恰在於在中共的眼中，黨的利益才是唯一的標準。黨的利益不但高於天道和人道，黨的利益更是其一切行為的最高的目的。
對神的信仰 是西方傳統文化中是非對錯的基礎
近代以來西方和世界文化的領軍者是美國的文化，一個建立在天賦人權（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基礎之上的文化。
西方文化在17和18世紀出現了一批以約翰．洛克（John Locke）和亞當．斯密斯（Adam Smith）等為領軍人物的哲學家。他們反思歐洲中世紀在宗教的腐敗控制之下所度過的黑暗時期，認為任何人的組織包括政府和宗教都無權剝奪神所賦予人的基本權利。他們主張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政教分離，主張人有追求幸福生活和擁有私有財產的權利。
西方文化從古希臘時期就意識到政府是不可能完美的。政府之不完美皆因政府是由人所組成的，而人性是不完美的，所以由人所組成的政府也不可能完美。因此政府的權力必須受到約束。
到了17和18世紀，西方的哲學家們反思歐洲長達近10個世紀的由於宗教的絕對權威所帶來的宗教腐敗，認識到宗教也是人的組織，所以它和政府一樣會造成腐敗、造成黑暗。這些哲學家和思想家們挑戰宗教的權威，卻絕不反神。
《常識》（Common Sense）一書為美國獨立革命做了理論上的準備。該書作者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曾在《理性時代》（Age of Reason）一書中說，他不相信任何宗教，他自己的思想就是他自己的宗教。然而他的思想卻來源於神，因為他承認自己信神（I believe in one God, and no more…I do not believe in the creed professed…by any church that I know of. My own mind is my own church.）。
很顯然，潘恩在這裏所說的神，已經不是通常西方宗教中所說的神，因為他已經明說了他不信宗教。所以，潘恩所說的神，是類似或接近於道家思想中那個道的存在。在英文的語境中，這一類信仰被稱為deism。在西方歷史上，持這一類理念的巨人們還包括約翰．洛克、亞當．斯密斯、貝多芬、湯瑪斯．傑佛遜、本傑明．富蘭克林等等。甚至科學界的巨人愛因斯坦和牛頓，他們對宇宙的認識在許多方面也與此類信仰極其接近。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規定了五大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媒體自由、結社自由和向政府表達不滿的自由。兩百多年來，第一修正案有效地保障了美國民眾的這五大權利免受政府權力和宗教權威侵犯，但這五大權利卻恰恰是神給的、天賦的。
反觀中共，卻是一個政教合一的組織。既是一個獨裁政權，又是一個把無神論擺在神壇上的宗教組織。既是政府，又是宗教，卻唯獨沒有神、沒有天。既不容許任何人挑戰其權力，又不容忍任何其他信仰挑戰其權威。權力權威都得不到制衡，所以其必然走向腐敗。
今天的美國，各種大小正式場合的集會一般都會先向國旗敬禮。將手放在左胸口莊嚴陳述：「美國是神之下的一個國家……」。從總統到各級官員和議員，無一例外。這個陳述前後只有幾句話，卻在時時刻刻提醒著美國人：是非對錯的標準高於政府、高於政黨、高於宗教——是非對錯的標準來自於神。
而在今天中共治下的中國，憲法裏寫的是堅持黨至高無上的領導。換句話說，如果今天你和你的鄰居發生了糾紛，法律也許可以給你們一個公正的處理。但如果你今天與共產黨發生了矛盾，法律就絕對會站在黨的一邊。因為黨是沒有錯誤的。
黨為甚麼不會有錯？因為已經沒有高於黨的任何存在，黨就是最高的存在，黨就是最高的是非對錯的標準，黨已經取代了神。
中共逆天而行 在文化和法制上都走進了死胡同
法律與憲法的本意，是以國家的司法手段維持建立在文化和道德基礎之上的行為標準，保護在該行為標準的範圍之內所獲取的權益。今天中共所鼓吹的所謂共產主義的道德標準與東西方的傳統道德格格不入。今天中國的憲法和法律所保護的，是黨高於一切的根本利益。所謂共產主義的道德標準，則更是一個非人性的標準。
文化的核心不外乎是回答兩個問題：信甚麼？做甚麼？前者為信仰，後者為行為規範或道德標準。前者為天道，後者為人道。
一個民族的文化就像是一棵大樹：樹的枝葉是文化的表層和日常部份，如語言、文字、飲食服飾、風俗人情等。樹幹是其核心的價值部份，如傳統中華文化的忠孝和現代西方文化的自由和平權。樹根是文化的哲學基礎部份，如中國的儒學和美國的建國之父們所崇尚的天賦人權。而樹根下的土壤則是這個文化的信仰部份，如東方的道家和佛家的學說，以及西方的基督文化等等。
中共對中華民族所犯下的罪惡之一，就是將中華文化的這棵大樹從佛家和道家的土壤中連根拔起，移到了馬恩列斯和無神論的土壤中。從外表上看，今日的中國社會好像仍然保持著老祖宗傳下的東西，但實質上卻已經被移花接木，表裏不一了。
今天在北京把持權力的那些黨魁們，他們既不信天、也不通道，更不信佛。他們宣揚的那個道貌岸然的有中國特色的所謂主義，只不過是一堆從西方文化的垃圾堆裏撿回來的爛香蕉。
東西方文化在建立信仰與行為的關係時，走了兩條方向截然相反的道路。
西方的主流文化是首先確立了神，然後有了神的教導（摩西十誡），再後有了神的信徒和神的使者在人間的故事（《聖經》）。用這樣一條路去建立信仰與行為的關係。
而建立佛家和道家文化基礎之上的中華文化恰恰相反，走了一條在回溯自己的根、在由始於自我而追尋宇宙的終極造物的過程中去建立信仰與道德關係的路。
女媧、伏羲在中華歷史的開端，給我們後人留下了一個不曾回答的問題：誰是這宇宙中一切存在的創造者？這個問題用老子的話說就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所說的這個「不知其名」而「為天地母」的道是甚麼？是誰？這個問題被炎黃子孫中歷代的修道之人叩問過無數次。可以說，中華歷史悠久的五千年文化，就是在一個探索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返本歸真的尋根文化。
華夏的思想先賢們雖然不知道那個道生萬物的道在哪裏？是誰？是甚麼？卻知道我們周遭的一切皆來自於道，皆由道所生。也就是說，我們自身和身邊的一切，皆包涵著那個在無形之中造化了萬事萬物的道。他們以為，如果他們理解了蘊含在他們自身及周邊一切中的道，就有可能反向推理，從而靠近那個可以從無到有，能夠無中生有的造物之主的道，或者說是造物之主的智慧。而這個反向追尋的過程，就是悟道的過程。
在這條返本歸真的尋根之路上，老子觀察自然，悟到了上善若水。孔子審視自身，悟出了五十知天命。而傳自古印度的佛教走的也是一條類似的道路。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睹明星而開悟，悟的是緣起性空。
東西方正統文化所走的道路雖然不同，但殊途同歸，最後都找到了天道與人道合一，找到了將社會道德建立在對神（天）的信仰基礎之上的生活方式。
而共產主義從馬克思主義誕生的那一刻起，就走上了一條建立在無神論基礎之上的非人性的道路。
人性中善惡兩面並存。而共產主義按需分配的理論否定了人性惡的一面，暴力革命的理論則否定了人性善的一面。同時否定了人性中善與惡的兩面，由馬克思與列寧所開創的共產主義的道路，是一條徹頭徹尾的反人類的道路。而究其反人類的根本原因，則是其逆天逆神的無神論信仰。
馬克．吐溫曾說過人性像月亮，一部份白，一部份黑。馬克思的理論則同時否定了人性中的黑白兩個部份。既否定了黑，又否定了白，當然就不會有黑白，不會有太極，不會承認天道，更不可能考慮人道。中共所承認的，僅僅是其高於一切的利益。
中共在1949年奪取中國的統治權之後，在和平時期造成中國社會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了第一和第二次大戰期間世界死亡人口的總和，這還不包括因中共的一胎化政策被強行剝奪了生命權利的數億計的胎兒的人數。中共之反人道特性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反人道的源頭，則是其逆天。
以維護共產黨統治為最高原則的中共憲法，就是保護反人類的實踐在司法程式上的具體實施，就是中共凌駕於法律之上的非人性的國家機器的基石。
所以，中共之無法，究其原因，源自其無天。#
（轉載自《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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