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的困境不禁讓人想起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13年前，首先是在美國，然後在整個西方世界，一個公司的倒閉導致了對更多公司倒閉的恐慌，這種恐慌最終中斷了正常的金融交易，威脅到經濟，並迫使政府和中央銀行採取非常措施。
恒大地產的潛在危機尚未在中國引發可怕的連鎖反應，但它足以引起北京高層的關注，尤其是恒大可能只是未來更多此類麻煩的早期徵兆。
從某些方面來說，恒大（前身為恒大集團）是任何一個快速增長經濟體的典型產物，這就是為甚麼它可能是第一家像這樣倒下的中國公司。當機會比比皆是時（至少直到最近中國一直如此），管理層完全有理由利用債務來抓住這些大量的機會，只要經濟快速增長，提供強勁的收入來源，那些舉債人就能履行自己的責任。
特別是由於恒大的基礎產業是房地產開發，這個領域對增長尤其敏感，因此很難抗拒這種以債務為基礎的經營方式的誘惑。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債務負擔已經壓得恒大不堪重負，任何採用這種方式的公司也一樣，其它以類似方式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中國公司是如此。
當然，直到最近，恒大的故事還是基於債務的快速擴張。恒大充份利用中國高速增長的優勢，從最初的廣東省擴張到中國至少310個城市的約2,800個商業和住宅房地產項目。
恒大利用早期投資回報和更多的債務來擴展其它業務，包括電動汽車、旅遊、醫院管理、養老社區、媒體、電影、食品服務、音樂和金融。只要中國的發展速度快，一切都會順利進行。例如，2010年至2018年間，該公司的收入以每年33%的驚人速度增長。越來越多的債務很容易承擔，也很有吸引力，因為它使公司能夠利用額外的創收來源。
但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放緩，問題開始浮出水面。2019年增長放緩，部份原因是與美國的「貿易戰」，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任何產業可以無限期地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長。
當然，2019年爆發的COVID-19疫情使2020年的商業停滯，在這兩年裏，恒大的年收入僅以4.3%的速度增長，這與該公司歷史上的大多數時間相比是一個明顯的變化，收益流變成了涓涓細流，而債務負擔依然存在，事實上，隨著管理層借錢彌補收入不足，債務在增長。
截至最近的報告，恒大的負債略高於3,000億美元，恒大2020年的資產略高於這一數字。但由於該公司在融資過程中，價值毫無疑問有所下降，我們有把握地認為，恒大不再像去年會計報表中顯示的那樣龐大，實際上已經資不抵債。
該公司不但無法履行對債權人、供應商和客戶的責任，甚至還不清楚公司是否有財力支付部份債務的下一次利息。
與恒大直接相關的每個人現在都會受到影響。股東已經受到影響，該公司的股票價值已經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約85%。金融界的討論表明，如果債券持有人能夠得到相當於面值75%的償還，他們將不得不接受。此外，該公司還有大約150萬個尚未完工的項目，購房者和投資者已經為這些項目支付了首付。
如果恒大地產破產，這些人不僅會損失他們已經支付的錢，還會損失他們原本希望擁有的一處房產。恒大辦公樓前的大多數抗議者正是這些不幸的人。
如果這些損失──儘管規模很大──全部失去，將是可悲的，但還有更多後果，這才是北京擔心的，或應該擔心的。就像美國2008～09年的情況一樣，中國的整個金融系統處於危險之中，因此，其經濟也處於危險之中。
首先，恒大是中國第二大房地產開發商，規模龐大。大量的人員和企業直接參與其中。更危險的是，人們擔心這些潛在的損失會激發其他沒有直接參與的人。因為在商業交易或金融交易中，沒有人知道誰處於風險之中，所有人都會擔心其他人無法履行承諾。
這種恐懼不僅會延伸到那些可能與恒大有關的人，而且還會盤旋在那些即使未直接受影響的人，這些人可能與那些更接近麻煩的人有過接觸，因此會變得無法履行承諾，儘管他們與恒大沒有直接關係。
隨著恐慌和猶豫的蔓延，金融市場將凍結，經濟也將隨之凍結。這就是2008年發生在美國的事情，令當局十分擔憂。事實上，這一麻煩促成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如果說中國恒大的一連串壞消息還沒有發展到這一步，那麼這種可能性是真實且近在眼前，北京將不得不採取行動。目前，中共當局似乎在玩觀望遊戲，希望該公司能夠渡過難關，或者希望恐慌不會像美國危機時那樣蔓延開來。然而，對中共政府來說，風險太大，不能再拖延。畢竟，穩定和繁榮是中共為使其統治「合法化」而作出的承諾，而上述畫面將使這兩項承諾成為謊言。
如果自由放任的政策過於冒險，那麼美國的經驗似乎為北京提供了四個選擇：
1）用中央銀行產生的流動資金充斥金融市場；
2）政府直接貸款給陷入困境的公司；
3）強迫出售陷入困境的公司；
4）一種政府指導下的重組，就像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末處理儲蓄和貸款危機，以及瑞典在20世紀90年代銀行危機中所做的那樣。
在2008～2009年危機期間，華盛頓同時使用了前三個選擇。美國聯邦儲備（美聯儲）委員會將利率降至接近於零的水平，並通過直接購買債券的方式，向金融市場注入資金，美聯儲稱之為「量化寬鬆」。
華盛頓還迫使瀕臨破產的金融服務公司貝爾斯登（Bear Stearns）以低價出售給摩根大通，並通過所謂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利用納稅人資金直接貸款給銀行。
所有這些行動都是為了向企業和金融界人士保證，沒有必要擔心或猶豫，交易或貿易的對方都將擁有履行其責任所需的資金。
在這次危機中，美國政府沒有使用第四種選擇，這將涉及到一種政府銀行，在美國被稱為決議信託公司（RTC），用來接管倒閉的銀行，出售其良好的資產以幫助其履行責任，同時將不良資產保留在政府的帳上，隨著時間的推移以非破壞性的方式逐步處置。
鑒於中共政府傾向於完全的控制和自由裁量權，它不太可能創建一個中國版的決議信託公司或類似的東西。儘管這種方式具有一致性和可預測性的優點，但此類安排有嚴格的法律約束，會限制北京選擇贏家和輸家的偏好。北京也會對這種安排失去吸引力，因為會迫使權力從中央機關轉移到下屬單位（大概是金融事務專家）。
由於恒大的困境很有可能會惡化，北京方面可能會轉向貨幣寬鬆和政府緊急貸款，甚至將這些貸款強加給其它企業，並強制出售。
即使在這次危機中沒有使用這些選擇，但不久之後也可能會需要，畢竟，許多中國企業像恒大一樣，屈服於中國曾經的快速增長環境中的槓桿誘惑，將在未來增長放緩的情況下遭受損失，從而威脅到金融和經濟的穩定。
作者簡介：
米爾頓埃茲拉蒂（Milton Ezrati）是《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的特約編輯，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人力資本研究中心的榮譽學者，也是紐約傳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經濟學家。他還經常為《城市雜誌》（City Journal）撰寫文章，並定期為《福布斯》撰寫網誌。他的最新著作是《三十個明天：未來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統計學和我們的生活方式》（Thirty Tomorrows: The Nex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How We Will Live）。
原文：The Evergrande Tangle: Danger in Every Direction and a Harbinger of More to Com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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