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長期的副作用和疾病問題,在感染(COVID)病毒後可能會出現,這些症狀、症狀表現、疾病相關症狀和疫苗相關症狀之間,似乎存在著重疊。
長期COVID症狀和 疫苗副作用之間有交集
因此,長期COVID 症狀和一些疫苗副作用之間,似乎有一些交集。有醫生稱,他們實際上可以做實驗室測試,並顯示出在實驗異常方面,他們有與這些基因COVID 疫苗相關綜合症和長期COVID症狀,類似特徵的情況。
因此,這些是有關疫苗發生的情況。問題是我們不知道疫苗(副作用)的總體情況有多嚴重?嚴重程度的鐘形曲線分布如何?發病率是多少?經常有人問,為甚麼我們不知道?答案是,因為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在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階段,不要求藥品製造商嚴格報告疫苗副作用和功效反應(efficacysignals)。
因此,我們最終依靠的是完全過時的、陳舊的系統,這些系統大部份是在10 年前或更久以前建立的,或者是一些自我報告的系統,如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開發的手機應用V-safe(打過疫苗的人如果有不良反應,可以通過此應用向CDC 發信息)。但這些系統通常只能發現1% 的事件,因為它們都是自我報告的。
因為它們是自我報告的,所以存在一個如何解釋這些數據的問題,因為有人可能會說:「嗯,瑪麗阿姨在接種疫苗兩天後就死了,我們要報告這個。」其中一個很大的爭議是,有大量的死亡報告,但它們沒有被證實與疫苗有關。因此,在美國和歐洲,對於這些死亡味著甚麼,有一場真正的角力在進行。
在我看來,這就是目前的情況。然後,圍繞著甚麼才是真正的群體免疫,還有一大堆問題。通常在許多國家,例如在加拿大,政府會說:「如果我們要對一個社區解除限制,我們需要70% 的疫苗接種率。」
問題是,關於接種疫苗對病毒傳播有何影響,我們沒有任何來自臨床試驗的數據。
因此,你無法從流行病學的角度真正計算出,在一個人群中,必須有多少人被感染或接種疫苗( 才能實現群體免疫)。
這些只是表面現象,表面之下還有很多其它的東西(沒有被發現)。在疫情爆發期間,情況很複雜,因為訊息永遠不夠用。
涉及疫苗不良反應 應做更多數據收集型試驗
楊傑凱:我現在大概有15 個問題要問你,但讓我們先從這問題開始。你舉的例子是,當涉及到疫苗的不良反應時,(既然)這可能只是正常現象,(那麼)圍繞這一點進行一些嚴格的數據收集,難道不會有助於說明問題嗎?
馬龍:如果我們從一開始就做得更嚴格,在讓公眾消除恐懼方面,我們的情況會完全不同。
楊傑凱:我們可以現在就開始( 做嚴格的數據收集)嗎?
馬龍:這樣做是可能的。我已向一些慈善家建議,他們可以建立( 臨床)試驗註冊系統(trialregistry structure)。基本上, 有些人已經開始朝著這個方向摸索。
楊傑凱:那(試驗註冊系統)到底是怎麼回事?
馬龍:( 臨床)試驗註冊(trialregistry) 是臨床試驗(clinicaltrial,指對上市、未上市藥物、裝置和設備等,在人體上實現對照試驗和臨床研究)的一種類型,是一種雙盲、隨機、對照的前瞻性試驗。你也可以做更多的數據收集型試驗。理想的情況是,你要求人們在接受藥劑的時候就註冊,然後執行一個系統。可以採取不同的方式,可以是一個呼叫中心(callcenter),可以是電子式的,或者可以放在你的手機上。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系統,來追蹤這些人,詢問他們是否有某種症狀等等之類。
因此,與純粹的自願提供訊息相反,「我經歷過這種反應,或者我的病人經歷過那種反應,或者瑪麗阿姨說過有這個反應」,這是我們目前的情況。(現在有了臨床試驗註冊系統之後)你有一些更有組織性的東西,人們(更容易)被識別,他們被放入某種數據收集工具之中,然後被長期追蹤。這(建立一個臨床試驗註冊系統)是可能的。這就是北歐國家的做法,因為他們有社會化的醫療結構。通常,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最終的最好數據來自芬蘭、挪威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因為他們的社會化醫療系統,對數據進行了嚴格的記錄。
我們曾希望從以色列獲得嚴格的數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和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對以色列數據感到非常滿意,因為他們認為,以色列數據很嚴謹,以色列政府相關的流行病學監測人員對數據庫進行挖掘和識別症狀的能力很強。
青少年群體中的心臟不良反應,實際上是由甲骨文( 生命科學)公司的生物統計學家首先確定的,他與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的人一起工作,而這些人不是( 疫苗研究)圈子裏的人。
這是從各種公開的數據庫中進行數據挖掘,他發現了它,並通知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他們發現了它,然後追蹤它。
他們通知了以色列人,然後以色列人能夠證實他們在他們的數據庫中,也看到了這個(青少年心臟不良反應)信號。而這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從大量虛假資訊中挑選真實信號
你如何查詢這些數據庫的統計數據並不簡單,因為你不能只詢問陽光下(看到的)的一切,「是否有任何相關的東西?」最終結果是會有很多統計中的干擾因素。如果你設定一個95% 的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統計學術語,指由樣本統計量所構造的總體參數的估計區間),那麼所有(對數據庫的)訪問中的5% 將是錯誤的。所以你最終會遇到大量的虛假資訊和虛假關聯。你必須以某種方式,從這些干擾因素中挑選出(真實的)訊號,所以這就是問題所在。在(甲骨文的生物統計學家)這個案例之前,他們沒有檢測到讓人放心的事實。現在我們處在一個不同的世界,我們依靠荷蘭人、挪威人和其他人(獲得有用的數據)。
楊傑凱:你提到了以色列的數據和荷蘭的數據。我必須問你這個問題,因為這些數據與這篇相對較新的論文中存在交集(註:論文利用了這些數據),我知道這篇論文實際上有可能被撤回。也許我可以讓你對此發表評論。基本上這篇論文是關於COVID-19 疫苗接種的安全性,我們應該重新思考這一政策。在他們的論文摘要中,他們說,每三個通過接種疫苗而避免了死亡的人中,就一定會有兩個人因接種疫苗而非常的痛苦,(所以)結論是要重新思考政策。
馬龍: 是的, 所以我們稱之為風險- 效益比(risk-benefitratio),通常是「接種免疫實踐諮詢委員會」(ACIP,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下面的一個委員會)在主導這類事情,事實上,全世界都非常重視向美國尋求所有這些東西,包括世界衛生組織。
通常情況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免疫實踐諮詢委員會」,將嚴格評估新疫苗的風險- 效益比,使用「品質調整壽命年」(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s),這是保險業使用的精算表工具。你能理解為甚麼保險業會想把事情做正確了,因為那是他們賺錢的方式。
所以這已經被用於公共衛生目的,通常這類工具被用來做一個風險- 收益評估,對每個人群進行正式計算,對特殊人群進行分層。這些人群是成年人、老年人、青少年、兒童、嬰兒、孕婦和免疫抑制者(immunosuppressed)。你可以對每一組人群進行計算。
然後「免疫實踐諮詢委員會」會提出一個建議,說( 根據風險-收益評估結果)這種疫苗適合用於老年人。在( 給老年人接種)這種情況下,這些疫苗非常讓人信服,即使(接種後)有不良事件( 發生),( 因為)他們( 老年人)的COVID 死亡或重大疾病的風險也相當高。因此,老年人這個人群很容易被贊成使用疫苗。
相比之下, 青少年感染COVID 或死亡的概率非常非常低。我們在談論一個相對重大的心臟不良事件的水平,這個( 風險-收益)計算結果看起來並不那麼好。
我的帖子被LinkedIn上 刪除的過程
你提到的那篇論文,我給你講一些歷史, 也就是我(的帖子)被LinkedIn 上刪除的過程。上周,那篇論文的作者把論文發給了我,說:「羅伯特,你對論文有甚麼看法?你能給一些反饋嗎?」
我把論文發布在LinkedIn 和Twitter 上,沒有附上編輯評論,論文引起了很多討論。
顯然,很多人對此感到非常震驚,正如你剛才所看到的。論文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注意,他們認為他們需要對這篇論文作出強烈回應,並站出來說:「不,這不可能是真的,這一定是統計學上的誇張或錯誤分析。」
這引起了一大批學術界人士的反擊。
然後, 回應LinkedIn 帖子的人決定,他們將給這些學者寫信,並直接給雜誌寫信,說:「這篇論文應該被撤回。」
所以,這就是那一連串事情的前因後果,那個雜誌現在已經在稿件上做了說明,說論文現在正在被重新審查,儘管它已經通過了一次同行評審。
在我看來, 他們關注的實質——就像我說的,我不完全是一個生物統計學家,但我所知道的足以和他們交談——他們關注的實質,似乎同樣是這個數據庫問題,即報告的( 疫苗副作用)事件和疫苗之間的相關性,還沒有被確定。
在許多情況下,這是不可能確定的。但這篇論文中的這些結論,是以這樣一種(確認的)方式得出的, 那些學者們強烈反對,認為這不恰當,因為數據庫沒有在( 疫苗副作用)事件和疫苗的因果關係之間,建立明確的聯繫。對待這類數據庫總是這樣的,你必須小心翼翼地措辭,說:「我們有暫時( 與疫苗)相關的死亡,或以某種方式相關,但不一定是因果關係。」因為你不能很好地確定因果關係,尤其是如果你不能( 回顧性地)審查病人的病歷。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喜歡把它稱為學術思想警察(academic thought police), 這是自我任命的學術思想警察。
這已經成為整個行業的一個大問題。
有很多學者認為,阻止那些可能以某種方式損害疫苗計劃論文的發表,是他們的使命。
「老藥新用」抗COVID藥物論文 很難發表
這也是為甚麼有關「老藥新用」類( 抗COVID) 藥物的論文,很難發表的部份原因,也是因為這種觀念。
我認為這可能是有根據的。當人們談論伊維菌素時,你可以去觀察他們(的態度)。
有一群人寧願服用藥物,也不願意打疫苗和預防藥物。如果有一種藥物可以在門診使用,並將住院疾病和死亡的風險降到最低,那麼計算疫苗的風險- 效益比,就變得更加微不足道。因此,我認為這就是很多事情的根本原因。
旁白: 我們談到的這篇論文,題目是「COVID-19 疫苗接種的安全性, 我們應該反思政策」(The Safety of COVID-19Vaccinations—We Should Rethink the Policy),經過了標準的同行評審過程。
楊傑凱:這相當引人注目。
我最近請了一位嘉賓,維克多‧戴維斯‧ 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他提到柏拉圖式的「高貴的謊言」(noble lie),這是我們討論的話題之一。這幾乎是一個搶佔道德高地(preemptive),因為需要指出是,我們在很多情況下不知道答案是甚麼,但是有某些類型的信息又不允許你獲取。
馬龍:對。
楊傑凱:是這樣嗎?
令人心碎 疫苗副作用遭全社會淡化
馬龍:是的。而我以前從未經歷過這種事情,這種事情又被社交媒體平台強化了。只是為了說明這一點(我舉個例子),其中一件事情有點令人心碎,我接到一些病人的電話,他們心煩意亂,哭個不停。
如果你在接種疫苗後出現症狀——我這麼說是很謹慎的,我沒有說疫苗和症狀存在聯繫,我不能下這個結論——但想像一下,一個母親出現了一連串的症狀,她現在衰弱不堪。
她可能在擔心自己的受孕能力受到影響,因為她出現了月經紊亂等等事情。
那麼,她出現了這麼多不良反應,而她身邊的朋友、家人和社交圈都相信,疫苗是完全安全的,她一定是瘋了。接種疫苗和她的症狀之間,不可能有任何關係。
然後,我們假設這個人在Facebook 上, 加入一個Facebook 小組,這個小組是那些相信自己的症狀由疫苗引發的人建立的。Facebook上有這樣一個小組,大約15萬人。(然後)Facebook 刪除了這個小組。
對於這些相信自己有疫苗接種後綜合症的人來說,現在的實際影響是,無論他們是否有症狀,他們都會接到來自政府部門從上到下的各種社會信息,說這些疫苗是完全安全的。
他們不可能出現他們所經歷的症狀。
他們也從周邊所有的人那裏得到這樣的信息。他們甚至不能在社交媒體上與他人交流。
他們都被隔離了,也就是說,不能去討論他們自己的症狀,而不是別人的症狀。◇(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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