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黨慶前後,鼓吹要尋找「新時代的斯諾」,目的是去美化其政權,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女兒西恩(Sian Snow)近日投書媒體,指其父不會支持中共政府打壓記者的政策。專家認為,中共現在想在西方社會找出有影響力的記者、被其利用,根本上是做不到了。

中共宣傳部主辦的英文報刊《中國日報》,於今年6月份,宣佈成立「新時代斯諾工作室」,聲稱為了更好地對外「講述中國故事和中國共產黨的故事」。

中共在延安時期,邀請外國媒體記者訪華,藉此作為向外發聲的管道,斯諾便是其中之一。

斯諾1905年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之後進入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學習。1928年9月抵達中國後,擔任一家美國報紙駐華的記者。

1934年,斯諾兼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1936年,斯諾到延安後,採訪了毛澤東、彭德懷、徐海東、左權、聶榮臻、程子華等紅軍領導人,撰寫的30萬字的《西行漫記》一書,被視為美化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

100周年黨慶前後,中共發動宣傳系統、外交系統,鼓吹尋找「新時代的斯諾」,中共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4月接受美聯社專訪時,還對外國記者喊話稱,希望記者成為新時代的斯諾。

法國《世界報》今年5月用「北京正在絕望地尋找『有用的白癡』」作為標題,分析中共目前處於軟實力的極端虛弱。

中共大力鼓吹 遭斯諾女兒投書打臉

斯諾的女兒西恩7月12日投書《紐約時報》說,其父不會支持中共政府打壓記者的政策。

西恩還說,這種類似宣傳斯諾經歷的活動,被解讀為呼籲媒體記者,只報道中國的正面新聞,迴避對該國的批評。

西恩為其父辯護說,實際上,斯諾相信自由、獨立和真實的報道,他一再對抗其他人對他作品的支配、篡改或審查。

著名政論家、《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對《大紀元》分析說,這說明斯諾的女兒不贊成中共利用其父去美化中共。

「斯諾的夫人後來也很明確地公開表態,對中共進行很嚴厲的譴責。所以現在中共想再找一個斯諾」,胡平說,「也就是想找出一個在西方有一定影響力的記者,替中共說好話,美化中共,這根本就辦不到。」

斯諾當年被中共利用了

胡平認為,「斯諾當時是在延安,中共有些惡劣的殘暴的本性,還沒有充份地顯露。所以那個時候斯諾他們在那個時代,不少的左翼的知識份子一樣受了蒙蔽。」

原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李元華也認為,斯諾當時是被中共利用了,那個時期很多西方人士也受到共產主義思潮毒害的,他們接受中共的宣傳,以為是一種新時代的到來。

李元華說,實際上中共自己對於其政權的合法性也是心虛的,因為它不是一個民選的政權。所以它需要國際社會給予的肯定,尤其是中國之外的西方人,如果能給它一個正面的肯定,它就覺得如獲至寶。

與邀張維為為政治局上課 如出一轍

而中共急於尋找「新時代斯諾」,也恰巧是它「軟實力」極其低落之際。5月31日,習近平主持中共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傳播好中國聲音」,會議更邀請張維為教授,去講解如何向世界「說好中國故事」。

張維為的身份是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網上稱他為中共野生國師、舔共公知等,和中共「反美國師」金燦榮類似,張維為也是以反美、罵西方著稱。

分析認為,中共高層邀請張維為「講好中國故事」,這和中共大動作宣傳斯諾的經歷其實是相同的思路。

李元華表示,中共說「講好中國故事」,這個「好」實際上是要加上引號的,就是要好好地欺騙國人,欺騙全世界。這個「好」也是有政治目的,有服務對象的。

「而服務的對象就是維護中共政府,那麼所以它手法一定要更具有欺騙性了,更讓人也覺得像真的一樣。因為它說的話,大家已經不相信了,它所謂『講好』就是希望講得更有技巧一點,欺騙性要更大一些。」

李元華分析說,它這一套手法裏面依然是想讓老百姓看到,好像世界上還有人在支持它,或者贊同它,如果中共找一個自己的人去說話,那老百姓肯定不相信的,所以它更迫切地、更急需找符合中共意識、暴政意識的的外國人,替它說話。

李元華認為,中共它也知道自己的政權岌岌可危,也知道中國老百姓民怨沸騰,內外交困,迫切需要找到可利用的西方人,替它美化。

中共打算故技重施 學者:只是徒勞

不過,胡平認為,中共現在希望能夠找到一些西方記者、在西方替中共「說好故事的」,恐怕也不起作用。

胡平說,因為在現在信息這麼發達的情況,中共的這些罪惡事跡早就是大白於天下,所以不管中共再花多少錢搞它的大外宣,或者收買一些西方的學者、記者去美化中共,這都是徒勞的。

他說,「中共知道自己說話沒有份量,別人不信,它就需要找西方人出來說話,所以它一直在這麼做,它也找到過一些,但是那些都是在西方沒有造成多大的影響的人。」

胡平表示:「尤其是這些年來,中共的這些錯誤的做法,一些罪惡的做法越來越明顯,國際上都看得越來越清楚,那麼中共要在這個時候重施故技就越來越做不到。」

斯諾的晚年悔恨

其實斯諾在晚年也因為曾經幫中共宣傳而陷入悔恨。

作者伯訥德‧托馬斯在《冒險的歲月:埃德加‧斯諾在中國》一書中說,1970~1971年,斯諾偕同夫人從香港到廣州,發現「中國是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國家」。到了北京以後,見到中國所有的人都背誦毛的語錄,每天要履行「早請示晚匯報」的政治程序,覺得這就像是一種宗教儀式。

然後斯諾去了延安,參觀了文革時改造知識份子的「五七幹校」,認為那裏就像監獄,這讓他恐懼。當斯諾見到了毛澤東,毛對他大罵中國知識份子是資產階級,要對他們實行專政。

最讓斯諾深受刺激的是,他的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的兒子艾倫被關押的可怕遭遇。艾黎參加了所謂中國革命並定居於中國。艾倫告訴斯諾,文革開始後,他就被囚禁於西北,在監獄裏,他周圍所有的人都死於毆打、飢餓、凍餒和自殺,只有他想辦法逃了出來,想辦法找到周恩來,才算是保住了一條命。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斯諾,毛提到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日本軍國主義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個百萬軍隊,佔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

最後一次中國之行使斯諾深受刺激,他覺得毛澤東有可鄙可厭的一面,對於當年寫《紅星照耀中國》頗感歉意。一年後,癌症奪去了斯諾的生命。

斯諾死後,其夫人曾在1989年譴責中共政府鎮壓六四事件,後來更成為中國人權活動堅定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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