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共軍隊在天安門廣場及周圍全面槍殺愛國青年，然後開坦克在六部口追上並碾壓已撤出廣場的學生們，血流遍地。大屠殺一夜之間結束了全國的民主運動與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短暫的自由開放。
同情並到現場看望學生的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被軟禁至死，而最早表態支持中央鎮壓學生的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被選中，成了中共新的總書記。
今年是「六四」32周年，不幸的是，在這32年當中，中國的現實卻離人們對民主的期望越來越遠，不只中國大陸人民繼續遭受中共的壓迫，如今連澳門和香港也都徹底淪陷。
澳門原本要舉行紀念六四集會，卻首次被警方定為「違法」。香港警方則以疫情為由，禁止維園舉行六四燭光集會。5月30日，香港的王婆婆舉著寫有「32 June 4th 天安門哀歌」的牌子獨自上街，被數十名警員包圍，並以「涉嫌非法集結」拘捕，這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非常荒謬」。
六四屠殺見證人、前學聯代表會成員陳清華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節目採訪時，回憶了32年前的情況，表達了他對香港現時狀態的看法。
三權制衡蕩然無存 香港走向終局
陳清華說，「我會形容香港現在是終局的，美好還是不美好視乎你的政治立場，但是對我來講，已經是終局。」
他表示，香港人一直在關心六四，這甚至是定義過去32年香港角色的一個焦點，但最終都受到壓制。「今年更加明顯，去年就已經開始了，去年還需要找一些藉口，跟你講這個那個的，今年就不再是這樣了。」「雖然不是由中聯辦出來講，但是說話的人有人大，有政協，其實那也是一種喉舌，告訴你 『有辱國體』。」
「我是不明白的。為甚麼講一個歷史事實，跟國家安全會有甚麼關係？但是他們就是這樣做。」陳清華形容，他的心情，就像看著一輛火車快要被人推出軌道，「現在就看著它（香港）出軌了」。
去年5月22日，中共人大宣佈將「港版國安法」納入議程，當晚陳清華和林耀強到香港中聯辦外，打出「背信棄義 中共可恥」的橫額。
陳清華說，一年前於香港人恍如隔世。「如果你站的位置是，一直用傳統的西方模式，或者是民主、三權分立的模式去看，香港的狀況就是越來越走向一個相反的方向。」「中共自己都承認的，不相信權力分立，全部最終都是黨的領導之下的體制。」
中國大陸也有法院，還有人大，但是很清楚地表明，「這不是三權分立，掌權的是最高當局」。他認為，香港現在就是走的這條路，而中共當局自稱是代表人民的，所以權力壓下來行使之後，一切已經沒有了香港以前那種西方式的民主。
「有人說香港從來都沒有民主過。如果用行政機關來講，你可以回答是。但是以權力分立來講，其實以往是有的。」他指，起碼在70年代末到97年前，香港的司法是很清楚的獨立架構。雖然在立法方面，只是部份直接選舉，行政更加說不上；但由於有獨立司法，延伸到許多法例的基本自由能夠行使。
而中共「港版國安法」凌駕一切，實際則是「你講的那些言論，既然是違反當局旨意的，就是它會針對的東西。」「只要它認為甚麼東西影響了它的管治的，它就去做了。」
這一刻，中共沒有正式宣佈紀念六四非法，但澳門已經指明六四集會具有「非法性質」。「沒錯。澳門一直是比我們快的，甚麼都比我們快，打針也比我們快，防疫也比我們快，連宣佈做事也比我們快。香港還沒有，但是看到這個勢頭很清楚了。」
他強調，實際上，「港版國安法」並不只針對涉及國安的案件。現在所有的判刑，就算跟「港版國安法」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案件，只要牽涉到挑戰政府權力，已經在用同一把尺處理了。
「（去年）六四的集會，涉嫌非法集會會坐牢四個月、一年。這是很難想像的，在「港版國安法」前的香港是沒可能發生的。」「你一個人坐在集會那裏，不要說煽動暴力，就連肢體衝突都沒有發生過，大家都坐的相距很遠。」
所以，「一切以前香港所珍視的，所謂比較西方式的，三權分立方式，不同架構之間的制衡這個邏輯，已經蕩然無存了。」
大學校監代替校長負責國安事項
以往每年「六四」，都會有一些學校邀請陳清華去演講，但今年「正式全都沒有了」。他以往都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校長，今年發現了傳媒很少報的一個現象，即在大學關於「港版國安法」的文件，如今已經不是由校長簽名負責了，這是「最大的不同」。
「以往所有校政、校務的東西，下面簽署的是校長。但是「港版國安法」的所有的東西，無論是執行指引，還是所謂向上報告一些不正常的情況，還是定期報告，很奇妙的是整份報告沒有校長簽名的，簽名的是校監。這是從來沒有的。」
他指，以往唯有那些周年財務，因為關係到背後團體的錢，核數要求有校監，但也都是校長在前面，校長然後是校監。「其它事情就不用校監管了，平時的行政，跟錢無關的行政的東西是校長簽名的。」
但是這次「港版國安法」之下，從指引到季度報告，到不正常報告事項，報告的表格，每一張都是校監簽名。「關校監甚麼事？校監就是辦學團體的老闆、頭，或者是頭的代表，你辦學團體不看著你的校長嗎？不關校長的事，你（校監）負責。」
這就變成，香港的大學涉及國安的所有東西，已經完全由不得任何老師來自主，連校長也已經沒有擔當的權限。「一個這麼簡單的改動就已經足夠了，不會有學校夠膽量怎麼做，因為也輪不到他們做。」
中共「假改良」使一些人麻木不仁
他已經看清，除非有一天中共不存在了，只要中共政權在一天，六四就不可能平反。「其實中共看得準確，只要它令積極反對者的聲音少了，那些當時的反對者，慢慢就會有一些就不敢出聲，也有一些人是轉方向了。」
而這個轉方向，在他眼中是人之常情。甚麼意思呢？「你身處的環境很差，很惡劣，你看著旁邊的城市又有高樓大廈甚麼的，就覺得它有一些事情肯定做對了。」
這種錯覺，在心理學叫「歸因偏誤」，「就是說將眼前美好的原因，歸功給了上面的政權。」說過去中共策劃成功也好，西方傻也好，部份企業家貪婪也好，它確實建構了一套方法，「英文叫做have your cake and eat too，就是可以又拿又吃，你又可以贏到西方的支援，你又壯大了自己的管治。」
而在物質上，大陸的貧富懸殊可能比香港更嚴重，但是「在十幾億人口裏面有4,000萬人、5,000萬人很有錢，那個已經是一個很龐大的數量。」
所以就會有一幫人以為「它們做得好了。」「當時（六四）真是血腥了一些，它們沒有經驗。現在不是很好嗎？」這正是共產黨夢寐以求的結果。
中共從來沒有停過對人民的鎮壓
陳清華作為八九學生運動的親歷者，每年都要講述當時的見聞。他表示，一是情感因素，二是自已經歷過，「我沒有流過血，但跟他們一起流過汗，他們說過的話，他們的聲音，他們流出來血的氣味，一輩子都會在我心裏面。」
他強調，若誰把現在的中共比作88年的台灣政府，雖然沒有全部開放，但已經願意改革，並且慢慢地正在朝民主方向改革，那「我的態度就完全不同了」。他今天想起六四屠殺仍然很憤恨，因為根本不是哪個人來負責的問題，而是中共政權從來都沒有停過對人民百姓的鎮壓。
「2012年之後，就是現在的這位國家主席（習近平），其實給了我們一個好處的。唯一的有質量好處就是，他不再令大家有幻想。」他通過習近平清楚地知道了，中國民主的這扇門已經關起來了。
他坦承，胡溫年代，中國「十佳律師」高智晟給其寫公開信，只是呼籲停止迫害法輪功自由信仰者、履行依法治國等，就遭到嚴重虐待。即使這樣，當時他還時而對中共抱有一定的幻想。
「他（高智晟）完全不是挑戰這個政府，又不是走出來說結束一黨專政，不是說這些東西。其實跟八九（民運）很相似，沒有人挑戰這個政權，大家只是說現象，希望你正視。但是他的下場大家看到是怎樣了。所以當時的我是很矛盾的。」
但現在就不是這樣了。「這個朝廷所做的特性就是，一個正常腦袋的人看這件事，你就明白：哦原來從來都是這樣！」「它用棍子直接打下來的方式，就是告訴你：這個才是我的本質。」
所以他直言，「六四」怎麼能夠忘記呢？中共現在在財力和影響力上「進化」了，但是它對人權的掣肘，對異見者完全不留情，將反抗的火苗消滅在萌芽之中，這些根本的東西是從來沒有變的。
「八九年的前那一兩年，是有打壓，但是無端端會有《河殤》的，無端端地政治也允許你搞，民主沙龍，在校園討論政治是沒有人會抓你的。當然你做到某些程度的時候，它突然就會去抓你的，就是兩種情況都會有。」
這令他覺得，中共裏有不同的派系，原來曾經嘗試走過不同的路，不過它學精了之後，最後走了現在的路。「用經濟，用所謂物質的自由，去換取把你交回給它，你的忠誠，對它絕對的依從，和你真真正正的言論自由，全給回它。」這讓他認識到，中共不斷變換著表皮，但邪惡本質其實從來沒變過。
他心裏很喜歡維園的六四燭光晚會，以往主辦方都會播放一些真實片段，而他有點受不了那些槍聲，「他們一播放這些畫面出來，那個槍聲很大，就是好像突然間在那一刻，這個人又回到那個情景。」
他不會唱歌，也不善於喊口號，通常是靜靜地點燃蠟燭。但他完全覺得這一切都是必要的，「大家一起去到那裏，點起燭光去悼念，一起去唱歌，甚至喊口號。這是一個很清楚的表達，是一個很重要的傳承。」
六四屠殺之際 在天安門廣場見證自發抗爭
陳清華展示了很多學生運動和六四的現場照片，不過前面的部份不是他的記憶，因為「我去的日子是很短的，我是在最後的那一個星期，在5月27日到6月5日而已。」「當然，我們不知道那是最後的一個星期，也是最多事情發生的那一個星期。民主女神就是在那個時候建立，天安門民主大學也是在那個時候建立的，鎮壓也是在那個時候發生。」
1989年4月22日，中共黨政高層在人民大會堂為胡耀邦舉行國葬。約十萬學生和民眾在門外天安門廣場集會，悼念胡耀邦。香港學聯當時派出代表團到北京，觀察並聲援學運，記錄下了天安門廣場聲勢浩大的場景。
「第一團上去的時候很搞笑的，因為當年學聯和中國有官方交流的，所以第一團，竟然是全國學聯安排上去的。」
他說，香港第一團的人去的那幾天，參與集會，並跟同學們聊天，然後去了學校跟他們開會，很短的時間裏就與大陸的學生建立了基本的友情和認知。而且北京的民眾也很支持學生運動，事實完全不是中共官方所說的「被人煽動的」。
「他們要求甚至不是體制，就是說不是政權本質的改變，他們在提出一些很民生的事情。」「反對貪污腐敗，唯一衝擊底線就是輿論的自由，但是其它都是很正常的，我認為是這樣。」
陳清華是半夜到達天安門廣場的，他背著背囊物質、奶粉去到廣場，因為當年的北京沒有那麼富庶，「你明白他們的支援能力都有限，那我們上去是將一些帳篷、將一些奶粉甚至是糖水那些，都給他們，作為他們的資源。」
他看到，當時在廣場上有很多留宿的學生，他們很安靜。因為是自發行動，所以從5月20日北京部份地區戒嚴開始，一個禮拜都沒有甚麼衝突發生。
「發生的事情就是北京的學生很多，北京有地址的學生很多都返回校園或者回家；留在廣場上的就是不同省市來的學生，他們就真的是沒有物質資源的，所以我們上去其實就給一些物質資源給他們，還有參與他們的示威遊行。」
照片中「香港同胞全力支持」的橫幅，就是陳清華所在的代表團寫的。「在寫的時候才發覺不夠位置，就沒有寫學聯兩個字上去。」「就成了香港同胞支持，在沒有計劃之下發生的。」
他回憶，他所在的代表團有二十多個學生，有一組香港人參與了遊行。而有的香港學生則去了兩次天安門。「林耀強上去了兩次。絕食剛剛開始的時候上去一次，留了五到六天，當戒嚴之後他回來，接著留到5月27日再上去。李蘭菊這個女孩子，她就是第一團上去了，接著5月27日再上去，所以他們兩個都是上去了兩次的。」
「我只是一次（上去），見到廣場上面一些情形都是疏漏一些，還有那些帳篷都是比較簡陋一些的。其實正如我剛才說的，軍隊退出城外的時候，也沒有甚麼事情發生。」
他強調，因為學生的遊行和絕食等是自發行動，其實跟香港佔中一樣，並沒有甚麼人故意挑釁政府，相反是對政府抱有希望。當地很多學生和群眾都是自然的回家，然後有事發生了再回來。
「如果整件事是被外國勢力操控的，不是你軍隊退出去的時候，是我造反的最佳時候？我不是，正好相反。那軍隊退了之後，因為那些人（群眾）只想保護學生而已，所以沒有人去攻擊他們，那些人就回家了。」
所以他經常澄清，這些情況正說明整件事情是自發的。自發就會因應情況而變，不夠資源的時候就會走一些人，有些留下不走是因為他們是外地的，還沒有計劃要回去。
「香港的學生上去之後，角色是給物質資源。還在想，如果運動持續下去，官方也不鎮壓，那我們還有一些甚麼事情可以做的呢？」
他指，北京的學生運動從頭到尾沒有一個大台，這跟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很相似。香港學聯代表團「甚至沒有一個動機去想：不行，我們要怎麼怎麼樣。沒有這些東西的。」
「純粹就是說，你這樣做不對，我要走出來，告訴給你，就完了。」
完整訪問請觀看《珍言真語》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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